谈中国弓弦乐器与中国文化之关系
学习项老师《中国乐器简史》这门课已有一学期时间了，自学习这门课以来让我重新对已伴随自己十余载的中国民族器乐这一专业学科有了全新和进一步的认识，在项老师严谨，渊博，幽默，妙语连珠的精彩课堂上让自己在知识的海洋中又吸收到了许多有益又宝贵的知识。《中国乐器简史》这门课所讲述的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直到当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产生和发展的与乐器相关的一系列的文化现象，这门课借助于考古学，文献学，图像学，民族学，民俗学等认知中国乐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组合，演进，发生，发展，文化功用，乐器本身的属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等，除此之外还吸收了诸如地层学，地形学，器物类型学等学科的知识作为辅助研究的手段。乐器是音乐文化的遗存物，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乐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这包括德国苏联等地出土的骨笛以及用猛犸象骨制作的敲击乐器，奥地利出土的8万年以前的有孔象牙等，但是，迄今为止，就旋律乐器而言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且保存最为完好的乐器应该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出土的贾湖骨笛。贾湖骨笛的出土有力的证明了早在九千年前中国音乐已经萌芽，并标志着中国乐器史的开端，贾湖骨笛的出土从最早的距今九千年前到最晚的距今七千八百年左右，这中间延续了1200年的时间，贾湖骨笛的出土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先民的丰富的音乐文化。中国绚丽多姿的悠久器乐文化随着贾湖骨笛的出土也正式翻开了新的篇章。乐器是音乐文化的具象产物，凝结了人类的聪明才智，中国乐器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这也正是本篇论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即乐器与文化的关系。
中国乐器所透露出的中国文化信息，诸如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史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乐器特色的形成过程就是在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乐器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其源流脉络和其自身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又牵带出一系列的课题包括：中国乐器的分类，中国乐器与器乐文化，中国乐器与中国乐律，乐调，乐曲的关系等等，这些课题大致可被统称为音乐的本体即“律，调，谱，器，曲”。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解读和研究，我们就能从更深刻的角度探寻和了解中国乐器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诞生于中国的乐律学大致可以包括以下：三分损益律，隔八相生律（五度相生律），纯律，钟律，新法密率（十二平均律），其中载于《管子—地圆篇》中的三分损益律是中国最早被世界所认可的律制，其中对世界音乐影响{zd0}的即我国明代xx律学家朱载育的“新法密率”即现在世界通用的“十二平均律”，“新法密率”的发表，标志着我国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远远早于西方，“新法密率”在我国的律学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春秋初期至公元八世纪中国的乐律学家们都孜孜以求的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两音之间距离不等。2，黄钟不能还原。3，旋宫（转调）有障碍。中国的民族调式可分为：宫，商，角，徵，羽五个基本调式，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燕乐，雅乐，清乐调式。迄今为止能见到的在中国最早的乐谱为我国南朝时期的《碣石调—幽兰》，为文字谱。除此之外还有减字谱，公尺谱等。下面谈到乐器，中国乐器的分类方法大致有三种：1，按乐器材制划分。2，按鸣响方式划分。3，按演奏方式划分。按乐器材制划分最xx的方法有“八音分类法”即以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这八类材制来划分。按鸣响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体鸣，膜鸣，弦鸣，气鸣，电鸣等方式来划分。按演奏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四大类即：吹，打，弹，拉。中国乐器从发源地可以分为“华夏正声”和“胡汉杂陈”这两类，“华夏正声”即产xx展在中原本土的乐器，如：琴，筝，筑，龠，竽，箫，笛等单字乐器大都被归纳为“华夏正声”。有如：琵琶，二胡，扬琴，管子，唢呐等乐器均是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由胡，夷，狄，戎等我国周边少数民族与国家流传进入中原。这些由各少数民族流传进入中原的乐器经过成百上千年的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积淀，汉化，现今已统称为中国民族乐器。
我是一名学习中国民族器乐二胡的硕士研究生，二胡为中国民族乐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弓弦乐器，项阳老师的专著《中国弓弦乐器史》是专门研究中国弓弦乐器在各历史时期产生，发展，嬗变过程的一部论据客观，史料翔实的专著。从中获知中国弓弦乐器的起源应追溯到先秦时期我国的一种击弦乐器“筑”。通过演进和发展这种击弦乐器完成了由击弦到棒擦得嬗变过程，之后演变为轧筝，为最早的拉弦乐器，由棒擦再演进到竹片擦弦。胡琴类乐器在北宋时（公元960—1126年）出现了奚琴，奚琴可称为近现代胡琴类乐器的始祖。奚琴类的胡琴特征是有圆形或碗形的琴筒，细长的琴杆，弓放于两弦之间演奏，奚琴也称为稽琴，奚琴和稽琴是同一件乐器不同的称谓。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云：“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从沈括的记述中，可以认为宋时中国胡琴类弓弦乐器已完成了从竹片弓擦弦到马尾弓擦弦的过渡。胡琴类弓弦乐器的始祖奚琴确立之初，其弓是借鉴了轧筝的竹片弓。奚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所居住的地域竹子很少，却有着丰富的马尾资源。他们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用马尾做弓演奏的优势，因而用马尾弓取代竹片弓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从竹弓到马尾弓的发展是胡琴类弓弦乐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胡琴类弓弦乐器马尾弓的使用影响了中国以后广大胡琴类弓弦乐器的发展。《中国弓弦乐器史》认为：中国弓弦乐器的诞生和发展并不是直接来源于本民族弹拨乐器的，而是自成体系，并且中国弓弦乐器的发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西方提琴家族的诞生和发展，这一颠覆性的论点使得笔者为本民族自身的博大精深的乐器文化而深感自豪。
以二胡为代表的中国弓弦乐器的发展经历了从解放前，到改革开放，再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样大致三个阶段的历程。追本溯源，为近百年来二胡音乐的发展与繁荣打下坚实基础的两位大师刘天华，阿炳为二胡音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病中吟》为代表的刘天华二胡xx名曲和以《二泉映月》为代表的阿炳三首二胡独奏曲奠定了二胡音乐发展的基础。二胡音乐在奠基者和拓荒者刘天华大师所创作的{dy}首二胡独奏曲《病中吟》之前，是一件未上大雅之堂，为各种形式的戏曲，合奏，曲艺伴奏或者托腔送韵的伴奏乐器，直至五四运动时期伟大的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诞生以来，以其毕生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了民族器乐尤其是二胡的创作，理论研究，教学中去，不仅成功实现了二胡作为一件独奏乐器的理想，而且使二胡作为高等院校独立设置的一门专业，使二胡走上了系统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二胡音乐发展至上世纪中叶即改革开放前后这一历史阶段可认定为是近百年二胡音乐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二胡作品如《三门峡畅想曲》《豫北叙事曲》《江河水》等，以及涌现出一大批技艺高超的二胡演奏家，大大推进了二胡音乐在新世纪的发展，大量专业作曲家投入到二胡音乐的创作中去，为二胡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前提保障。改革开放以后到今天可视为二胡艺术在近百年发展历程中的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由于社会面貌的改变，政治环境的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等诸多因素促使二胡音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创作，理论研究，舞台表演，专业教学等诸多环节都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一些当代专业作曲家运用现代作曲技法与理念创作的如《{dy}二胡狂想曲》，《二胡协奏曲》等具有较高技术难度的现代作品逐步与国际接轨，使得整个乃至世界专业音乐创作领域逐渐把目光转向了中国的民族音乐创作领域。
乐器与文化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乐器是文化的衍生物，一个民族乐器的衍生史和发展史也正是这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缩影，中国的弓弦乐器发展到今天的繁荣景象是本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如：胡，夷，狄，羌等民族共同合作的结果，也是各民族璀璨的民族文化结合积淀的结晶。所以用我自己的观点归纳为乐器与文化的关系为，乐器本身承载本民族文化的同时通过交流合作发展表现各民族的文化，而各民族的文化经过发展和积淀后又反作用于乐器，{zh1}又通过乐器表现出来。我们用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哲学观点来分析乐器与文化的关系就能够较为深入的发现它们的内在联系。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的同时也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一名高胡演奏员。工作的性质使我经常作为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使者走出国门把我们本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带到世界各地。正是因为这种乐器与文化的内在血脉联系使得我们每到一处都使这个国家的人民被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音乐文化所深深震撼，它们通过我们的民族乐器所演奏的音乐感受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独特魅力。这时，乐器做为一个载体，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博大精深的音乐文化，这种载体实现了传播音乐，文明，文化的目的的同时又起到了促进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增进了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正是这些交流活动的增多又促进了我国的经济，政治，金融，贸易与世界多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为本国的发展起到了大大的促进作用，在这样一个良性发展的循环链条中最初始的还是植根在我们本土的民族文化。因此民族文化做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世界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起着的是潜移默化得影响本国发展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名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硕士研究生，我深知我们博大而厚重的民族文化需要我用虚心，严谨，坚韧，持之以恒的态度去不断研究和学习，并且肩负着传播和弘扬我民族悠久而璀璨的华夏文明的责任。在以后的研究道路中满怀对祖国深厚文化的尊重与爱护，努力把中国优秀的文化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灿烂的华夏文明光辉恒久的映射在世界文化之林！
万亿
2010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