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上海人·上海

第七章

上海是大城市，城市越大机会也越多。旧上海叫冒险家的乐园，其实现在的上海也是冒险家的乐园，人生在冒险中得到机会，机会在冒险中获得成功。据说几年前，有一个大学生被分在一家很好的外企工作，收入也不错。可以他却不安分，自己找几个人开了一间小小的房屋中介，后来就成了千万富翁了，这就是冒险。现在也有房屋中介，但现在再去开恐怕就不容易成功了。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我不说任何机会都会获得成功，因为也有失败而倾家荡产的。但是，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要比农村机会多，大城市要比小城市机会多。这些机会都可以去试一试，成功与否就看运气了。《北京人在纽约》里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纽约是天堂；如果你恨他，也请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上海，同样也是如此。

现在，全国有数不清的外地人在上海谋生。不说那些处于底层的民工、商贩（其实这些底层的民众，他们的生活并不比某些上海本地人差），即便是白领中、甚至高级白领中，也有很多外地精英。他们的身份地位，让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羡慕不已，这样的情形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我们北郊农场，也有很多东北荒友的子女在上海从事白领工作。因为有机会，所以人人都想尝试一下，因为有机会，所以才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据说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居住在城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其实也是全世界人们的憧憬。这也是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宁可蜗居在上海的阁楼里，也想尽办法要死要活返城的真实原因。

人挪活、树挪死，这是有道理的。树，因为是被动地被人挪来挪去，所以被挪死了；人，大多是主动要求挪，总是以人往高处走、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心态在换工作，所以，越挪越好，越挪越自在。当我从基层文化馆挪到电台的时候，我感觉这是一个可以干到终生的工作。（我这个人其实还是属于小富即安不求上进的人，按照后来的情况，我还是有机会挪到更好的单位，但是有点胆怯，年纪大了，不敢冒险了。）大单位也比小单位机会多。我过去的文化馆，总共60多人，属于区文化局下属的一个基层单位，机会降临的可能性较小。现在的电台几百号人，属于市级单位，机会肯定要比文化馆多一些。宁可去大单位当一个小巴辣子，也不去小单位当头头。这种观念现在看来未必正确，但是在当时，肯定是正确无误的。

到电台报到的{dy}天，组织科长就找我谈话，让我在一张表格上签字，即八年内不得提出分房要求。我的天啊！八年！这可是我在应聘之前所不了解的啊。我还打算在电台很快解决一套住房呢。但是，我能有什么选择呢？不签字，重新回文化馆？好在我已经30多岁了，社会经验告诉我，八年时间，会发生很多变化，我无法预料，组织科长也无法预料。（其实八年后的1996年，上海已经可以购买商品房，不要说一个组织科长，恐怕连当时上海市市长也不曾想到。所以，有很多事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我一手签下名字的同时，我的生活也开始发生了些微的变化。

回想一下，1987年-1988年，我们生活中缺少什么？冰箱、彩电、洗衣机……好像样样都缺。我家{zgd}的家用电器就是放在箱子上的那台松下收录机，印象中是花了800元买来的。那时候钱也缺，但物资更缺，有钱也买不来东西。我父母家的那台北京产的雪花牌单门冰箱，是我和小弟在展览中心排了{yt}的队买来的，父母家的电视机已经从黑白换成了14寸金星彩电。而我的亭子间里，除了那台收录机，什么电器都没有。记得上班没多久，大概一两个月，编辑科的科长就问我，家里有冰箱吗？我说没有，科长说，科里发了一张冰箱票，其他人家里都有了，这张票给你吧！我当时心里想，社会上很多人还在为觅得这些家电犯愁的时候，他们居然人人都有了。拿着这张冰箱票，我和父亲踏着黄鱼车，摆渡到浦东去把它拉了回来。一台崭新的白色航天牌三星双门冰箱，拉到我那7.8平米的亭子间，真是弹眼落睛！亭子间没有地方安置这台冰箱，我们毫不犹豫把五斗橱处理掉，腾出地方放置这台豪华的家电。

买冰箱，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机会。不久，又有了一个机会。办公室一位同事的战友在北京路上的一家家具店当经理，他透露消息说，有一批来自波兰的组合式卧室家具，价格便宜，他不打算在店里卖，想内部处理，如果我们想要可以提供几套。家具都原装打包，我们只是看了一下照片，就觉得非常满意。我和当时的节目主持人渠成当即表示要各买一套。说是便宜，其实也要1500元钱一套。钱多少也就罢了，我那么个小地方，如何摆下这套家具？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欧洲全进口的家具当时很少（尽管是东欧波兰），实在是难以割舍。我与懒猫一商量，决定还是买下来。想起来真是傻，难道真要等八年以后搬进新房再打开家具？

家具搬回来了，因为是组合式家具，一捆捆、一包包，包装得很好，放在哪里呢？不管怎样，亭子间里也要展示一部分，于是，我们把结婚时做的大衣柜以100元的价格卖给了隔壁的宁波老太，腾出地方准备摆放新家具。一量尺寸，不行！家具的高度超过亭子间的层高，怎么办？我一看，组合式家具分为上下两截，决定把家具的下半截先组装起来。其余的原封不动分别搬到我父母家、懒猫父母家寄放。一共是四组立柜、一组对床、一张餐桌，幸好都是板状材料，堆放起来并不太占地方。我则把我小弟从交大找来，连续两个晚上组装家具。没有中文说明书，我们看着图纸很顺利地把家具的下半截搭起来了。当时我是{dy}次看到组合家具是这样搭建起来的，我们就像在玩高级积木。国外的工艺标准确实比我们高，这套家具在后来的10多年里我拆装了好多次，仍旧保持严丝合缝。前两年我把这套家具送人了，心中很是不舍，特别是两只对床，席梦思床垫质量非常好。至今家里只保留了一张餐桌，因为是西餐桌，比较大，我想留着以后退休写毛笔字。这都是后话。

买家具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机会。1988年的夏天，一个特大机会终于来了，但是这个机会是有代价的，我将为此付出特大的代价！

那天，在食堂餐厅的墙上贴着一张告示。告示说，台里有两个援藏的名额，去西藏广播电视厅工作两年，回来后将得到一套住房。（什么样的住房没说，那时候也没有三室两厅这样的房子。）看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阵激动，冲动之下立即找到台长，说我要去西藏。台长知道我住房困难，他说，这样吧，我们把这个名额保留着，你先回家商量一下，这是一件大事，不能就这样草率决定。回家后，我把这消息与懒猫一说，其实也没什么可商量的，只有两条路，去还是不去。不去，只当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继续过蜗居生活。去，需要做什么准备？家里没什么可牵挂的，只有女儿的安排问题。女儿当时只有五岁，托儿所的接送不是太大的问题，交给我父母就可以了，懒猫在家里要辛苦一些，我父母家、自己家、单位，三点一线来回跑。一个晚上商量下来，我们还是决定去！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当是在黑龙江再多呆两年，至于对西藏生活的了解我们一片空白一无所知，想也白想说也白说，连找个人打听一下都找不到，在西藏更是无亲无故。

正如我开始所说，这样的机会只会出现在这样的单位，如果我还在文化馆，不可能会有这个机会。至于去西藏所付出的代价，我觉得再苦也不会比农场苦吧，毕竟我是去那里从事新闻工作，不是开荒种地。其实，我想的还是简单了一些。如果我去北郊农场援黑两年，台里绝不会给我房子，援藏自有援藏的艰苦之处。当年下乡十六七岁，啥也不懂，现在我已经35岁，有妻有女有老有小。正因为有着一种不可预测的神秘、一种前所未有的探险，当台里派专车接懒猫与女儿一起去虹桥机场为我送行、台里派专人送我到成都与西藏台办理交接时，我感觉有点像是当年的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