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南方都市报(广州)

　　继广州番禺、江苏吴江垃圾焚烧炉项目缓建之后，民间“反烧”之声仍在网络延续，国家部委为探求固体废弃物科学处置方式的研讨也在进行中。

　　北京是全国首批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CFP

　　2009年的“垃圾之争”在2010年并未消停。

　　继广州番禺、江苏吴江垃圾焚烧炉项目缓建之后，民间“反烧”之声仍在网络延续，国家部委为探求固体废弃物科学处置方式的研讨也在进行中。无论“主烧”还是“反烧”，都基本认同解决垃圾危机的根本出路：垃圾分类、源头减量。

　　北京是全国最早实践垃圾分类的城市，但13年后生活垃圾分类依然僵在半途：政府高调推进，社区却大多波澜不惊。北京实验的曲折反复，无疑对全国其它高举垃圾分类大旗的城市有直接烛照作用。

　　社区自发试验

　　“搞垃圾分类，我们这儿是全北京最早的。”2009年12月18日下午，西城区大乘巷家委会主任崔湘文顶着大风带记者在小区内参观。

　　这座合称“大乘巷1号”的院子，共住有409户人家，绝大多数是西城区教师，有一个由退休教师自发组织进行公共服务的“家委会”。大院干净整洁，院内摆放的120L的标准大垃圾桶多达三四十个。

　　“每组标准分类垃圾桶，都是两黑一蓝，按‘餐厨(垃圾)’、‘可回收(垃圾)’、‘其它(垃圾)’放置”，崔湘文说，不少垃圾桶为市区环卫部门和国际环保组织所赠送，10多年来伴随它们出现的，还有“绿色社区”“节水社区”等诸多荣誉。

　　大乘巷尝头啖汤，得益于退休教师王庭韫。1996年底，王庭韫参加环保组织地球村活动，受到垃圾分类主张的鼓舞，于是建议地球村负责人廖晓义到大乘巷1号开展试点。

　　“当时也就是号召居民分拣出金属、纸张、塑料袋等。”崔湘文介绍，待回收物积累一段时间，再联系相关回收企业或单位来用车拖走。而如今，小区1500多名居民，从最初响应生活垃圾分类时的不到30%，已发展到95%。

　　继大乘巷之后，宣武区南菜园的建功南里也开始与地球村、区文明办一起试点生活垃圾分类。“这两个小区至今仍是地球村推行垃圾分类{zh0}的小区”，地球村社区项目负责人侯非称，目前社区垃圾分类的操作思路与十多年前有了巨大差别，“因为政府后来更多地接过了推行垃圾分类的接力棒”。

　　失败的“厨余处理机”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北京各个小区成长起来的垃圾分类活动，逐渐进入政府管理部门视野。颇有意味的是，最初对之感兴趣的，往往是区一级文明办，然后才是各级环保、环卫部门，最近几年才被明确纳入市政管委会工作范围。

　　2000年，北京市被建设部确定为全国八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

　　从这一年起，北京垃圾分类逐渐转入政府主导时期。至奥运结束，据北京环保组织估计，为进行垃圾处理，北京市区各级政府至少已投入近百亿。

　　2001年，北京市领导来到建功南里颁发奖牌，宣告其成为北京{dy}个“绿色小区”。在建功南里物管主任黄宝兴印象里，因为搞垃圾分类，小区已经接待过20多个国家的1000多环保志愿者，前些年更几乎每年都接待外宾。

　　在老北京印象里，在政府成为垃圾分类宣传主力后，垃圾分类一段时间内成为北京社区最风光时髦的活动。似乎一夜间，上百个社区在每年的“绿色社区”、“节能社区”的评选中，陆续戴上了“绿”帽子，获得市区政府赠送的垃圾桶、环保袋，或者是奖金、电动三轮垃圾拖运车，甚至直接补助每台价值数万元的餐厨垃圾处理机。

　　2005年前后，宣武区、西城区部分社区甚至为实行垃圾分类的小区，免除了居民每户每月3元的传统垃圾清运费。

　　北京各城区实行垃圾分类的优秀小区逐年增多，然而对垃圾分类的质疑也一直如影随形。在已实行垃圾分类的社区，最常听到的抱怨是：居民在家分好了垃圾，却又被层层转运混合，何必要分?

　　2007年，北京一民间组织在对社区垃圾分类作调查时，发现最多时北京有30多个小区或单位拥有由政府补贴的厨余垃圾处理机，但接受调查的13个社区中，仅有建功南里的机器在运转。

　　“耗电量太大”，建功南里物业主管黄宝兴告诉记者，厨余垃圾处理机是2003年由宣武区政府出资8万、小区物业出资3万多元购进的，但{yt}要用电35-36度，一年光电费就是五六千元，“吃不消”。两年后，机器由24小时运转改为上、下午各运行一次，菌种也由一年两换改为一年一换。

　　为解决电费问题，宣武区近两年向有厨余垃圾处理机的社区每年发放2万元补贴。但不巧的是，奥运结束后，建功南里的机器却出了故障，这一年多来，小区的厨余垃圾又恢复到未分类状况。

　　2009年12月21日，北京市政管委会高工王维平在提及市管委推行厨余垃圾处理机这一举措时，坦承：“我们确实在{dy}阶段(注：2000至2008年奥运后)走了弯路，事实证明处理机推广得不理想”。他认为：“将2万多个餐馆和数十个小区配上这样的机器，技术上既不成熟，又不好管理，稍不注意就有人偷排偷倒了”。

　　民间调研揭真相

　　2007年7月，人民大学学生邓啸明，在“绿色空间”公关组织的资助下对北京生活垃圾分类现状进行了专项调查。

　　按照地球村、海淀物资回收公司等提供的典型社区，调查小组决选取了恩济里、建功南里、沙河镇南一区等13个社区实地调查。“直接揭垃圾桶盖子分析成分”，两个多月后，邓啸明拿出了一份扎实的调研报告。

　　报告显示：2005年北京市生活垃圾日产量1.471万吨，其中2004-2005年间餐厨垃圾日产量约1214吨，餐厨垃圾占到垃圾总量的60%。结论则是：经过10年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并未达到政府宣传和公众预期的效果。

　　“居民都有心想搞垃圾分类，但又都马上找出‘时间紧’等种种理由，垃圾分类最终流于形式”，邓啸明说，“在示范小区恩济里小区，我们调查了28组垃圾桶，发现半数以上只用了1个桶;在作为农村实行垃圾分类典型的沙河镇南一村，一连问过数位居民，都不清楚垃圾分类……”

　　至今让邓啸明感到骄傲的是：他主导的那次调研，是北京市{dy}次就垃圾分类提供详尽调研数据。

　　2007年9月，为迎接绿色奥运，北京市市政管委会接连出台两个文件，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一个是对厨余垃圾进行集中处理，一个是要求党政机关率先开展垃圾分类。“这两份文件一是强制性要求一些单位必须参加，二是开始打通垃圾分类的后端处理链条”，长期研究垃圾分类的《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称，在奥运前，政府强力推进，使全市垃圾分类活动进入高潮。

　　奥运后，北京市管委宣布：全市生活垃圾分类率达到52%，超出预定50%的目标，全市2255个居住小区、大厦、工业区做到了垃圾分类，其中144个小区相继成为示范性xx社区。

　　随着官方统计数字的年年攀升，标准分类回收桶在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然而政府被指责走过场的争议也一直存在。

　　2009年1月，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再次组织师生，花了4个月对北京144个垃圾分类示范单位再次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暗访，调查结论仍然为：几年来的分类试点工作效果甚微，许多工作流于浮表。

　　“为何政府年年高歌猛进，民间却几乎波澜不惊呢?”2009年底，环保组织达尔问的毛达博士，计划将北京所有已实行垃圾分类小区都走一遍，以寻找症结所在。然而，从达尔问目前已走访的5-6个小区来看，结果依然不尽如人意。在全北京公认做得{zh0}的大乘巷1号院，家委主任崔湘文也承认，“一年只做五六次厨余垃圾收集与清运，主要是为了做宣传，平时则(垃圾混装)不分”;锦官苑小区的分类标准垃圾桶，全放在每幢楼地下附一层，最终沦为摆设。

　　未找准关键部位?

　　“垃圾分类本身是一个非常艰难、缓慢的过程”，2009年12月21日下午，北京市市政管委会高工王维平对民间垃圾分类评价不高现象解释说，国际上搞垃圾分类，通常也要上十年，比如日本搞了15年，至今还有17%的居民不按规定分类。

　　“政府最初响应垃圾分类，与推行先进的环保理念有关，跟资源回收有关。”邓啸明认为，最近两三年里，政府推进垃圾分类，核心目标已变为缓解日益紧张的垃圾填埋场压力。

　　迅速增长的垃圾产量，确实已让北京市现有垃圾填埋场不堪其重。

　　根据北京市市政管委会的宣传资料，2006年全市生活垃圾清运量538.13万吨，如果用载重5吨的汽车来装运，整个车队将长5381公里，且每年以8%的速度递增;同时每年垃圾填埋需消耗30多公顷土地，相当于天安门广场的3/4。

　　王维平承认，政府部门在{dy}阶段倡导的居民垃圾分类受挫后，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垃圾的大类粗分。2007年，北京街头的标准垃圾分类桶，悄悄由原先的四类(塑料、金属、纸张、其它)变为三类(厨余、可回收、其它)，到2009年底，北京垃圾分类的标准计划再次变脸为分两类(厨余、其它)。

　　北京市对垃圾分类所作的努力，王维平也有着另外的理解。“垃圾分类不单指生活垃圾分类，还包括更大的内涵，比如医疗垃圾、园林垃圾、建筑垃圾等等”，王表示，目前垃圾的大类粗分，主要由政府和企业来完成，而非居民个体。

　　“比如对占到北京市垃圾总量60%以上的建筑垃圾，市管委要求单独运送、单独填沟;将占到垃圾总量17%的园林垃圾，单独运至堆肥厂造肥;电子垃圾督促生产企业回收;对医疗垃圾，则由医疗垃圾处理厂消化”，经测算，王维平认为现在北京每天日产1.84万吨垃圾，实际已经分出减量60%以上。

　　另一个让北京市管委骄傲的成绩是：在每一个实行垃圾分类的小区周边，至少有一个废品回收点，实际回收了大量废旧物资。

　　“可简单回收不等于垃圾分类，不分厨余相当于(生活)垃圾没分类”，北京大学垃圾分类调查小组坚持认为。而长期关注垃圾问题的冯永锋两年前就指出，垃圾分类梗阻的一个原因在于：政府部门没找准关键部位，应锻造一个包括源头分类、清运、贮存、处理等在内的畅通链条。

　　垃圾分类的后期链条究竟如何?2009年底，在地球村的组织下，20多名居民实地参观了北京环卫集团二清分公司下属的安定填埋场、南宫堆肥厂和马家楼分拣转运站。在政府引进德国技术、投资近亿的马家楼分拣转运站，他们看到有大量垃圾依然属于混装，无法分拣干净，{zh1}绝大部分也只能送去填埋场。

　　而南宫堆肥厂目前每天仅能处理50吨厨余垃圾，加上北京另一家专门处理餐厨垃圾的嘉博文公司，两个厂日处理量共100吨。相较于每天北京市餐厨垃圾总量1.104万吨而言，还不足1/1000。

　　“现有两个厨余垃圾处理厂只是示范工程”，北京市管委高工王维平表示，未来两年内，北京市还打算再建10个大型厨餐垃圾处理厂，到时总处理能力将达到每天2000吨。

　　而2009年底，就在地球村准备大量引进一种杂交日本蚯蚓来消化社区餐厨垃圾之时，北京市管委已将未来解决垃圾危机的希望，更多寄托到了垃圾焚烧炉身上。

　　“让一个人呼吸垃圾焚烧炉空气70年，其吸入的二口恶英仅相当于吃10个烤肉串、10个烤虾”，认为部分专家和媒体“危言耸听”的王维平坚持认为，“建垃圾焚烧厂，也是推进垃圾分类、建设并消化垃圾处理末端的一个重要方式”。

　　“靠垃圾分类减量，是好的国外理念，但我们忽悠的多，真正做的少”，清华大学聂永丰教授称，现实生活垃圾分类做得不好，正是其主张推进垃圾焚烧的原因之一。

　　按照计划，2015年前，北京还将再建3-4座垃圾焚烧厂，使整个垃圾焚烧日产量达到7360吨，即北京日产垃圾总量的40%。

　　13年实践路

　　1996年底至2000年环保组织地球村率先引入垃圾分类概念，并进入北京社区宣传及试点;

　　2000年至2007年北京政府主导宣传垃圾分类，对社区人员集中培训，补助餐厨垃圾处理机;

　　2007年至2009年底政府推进垃圾分类悄悄转向，主体由社区个人转为企业或单位，着重锻造后期处理链条，建厨余分选系统和专门堆肥厂。街面、社区垃圾分类由四类转向三类。

　　2009年底至今政府再推农村垃圾分类，垃圾分类意欲由三类简化为两类，并开始强力推进垃圾焚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