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赵柏田
赵柏田/1969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小说和随笔作家，文化学者。著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多种。近年尤以“中华书局·赵柏田作品系列”在知识界和读者群中广为人知，被境内外媒体誉为“黄仁宇与史景迁的合体之作”。
壹
这个叫冯和仪的女人将要出世时，父亲考取了庚子赔款去国外读书了，母亲就去娘家生产，生下她后也去女子师范念书了，她就一直住在外祖母家。他的外祖父，据说是一个有着很多风流韵事的不第秀才，早年经过商，由殷商而成了地主，在她出生前十二年就已经去世了。这样的家道，虽算不上十分殷实，但靠着遗留下来的山林、田地和房子，一家人倒也衣食无虞。这样，在她人生的初年，外婆家的那所古老大屋内，就清一色全是女性。大屋的有些地方是长年不见阳光的，穿堂风倏忽来去，都是冷的，在这阴盛阳衰的空气里成长的女孩，却是热情的、直率的。这或许是因为，一个人出落成什么样，取决于他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更取决于他处身的家庭在时空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点上。
她出生并成长的山乡相去宁波五六十里。这里是浙东到上海的门户，浙东的鱼、盐、丝、茶、皮革和上海的洋货对流，给了宁波的行家以兴起的机会。这个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开埠的商城还有外滩与轮船公司，它们是旺盛的，热闹的。一百多年来，宁波人就有了这么一种新兴的市民的气象，热辣，实利，不陈腐，却也缺少回味。冯和仪虽然生长在一个破落的缙绅之家，却也是属于这新兴的市民群的，现实，干净，爽利。和她说过话的人说，那真是个喜欢说话的女人啊，脆崩崩的，语气连珠炮般快捷，听她说话你会感受到现实生活的活力与热意，不阴暗，也不特别明亮，就是平平实实的那种快乐。她长的模样也是同样的结实利落：顶真的鼻子，无可批评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面部的线条虽不硬却有一种硬的感觉。闺中女友张爱玲这样形容她的脸：像从前大户人家有喜事，蒸出的馒头上点了胭脂。
贰
这个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女孩，有幸受到了新式教育，然而在世人眼里那到底不是女儿家的正经事，于是大学才读了一年，她早早地结婚去了——这也没什么，那个时代的许多女人都这样。丈夫是中学同学时就订的婚，当时在东吴大学上海分部读法律。
婚后回校，正是新学期的开始，随着天气回暖，她的肚子不争气地鼓了起来，虽然新做了宽大的衣服，{yt}天鼓起来的肚子还是要让人看出来，于是校方劝她退学。她回到宁波，难堪的是她生下的不是儿子而是女儿。大户人家翁姑间的龌龃不说也罢，回想产女前后别人态度的变化，她才感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于是在丈夫毕业前她也去了上海。
这样的新婚家庭，在上海只能过{zd1}限度的日子，连佣人也不可能雇，幸亏她母亲安排周详，让家里的林妈跟着到了上海，也好有个照应。为结婚而中途辍了学，在亲戚朋友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在她的心里，却总是有些不甘，然而，她又明白，女人终究是嫁了的好，时代是这样的亦新亦旧，自己又能怎样？哪一个新女性能逃脱家庭的牢笼？
虽然晚饭是林妈的事，但服侍丈夫还是新女性的事。每天早晨，服侍了丈夫早餐、出门之后，还是有许多事好做：铺床叠被，简单打扫，去四马路的各个书店翻翻杂志书刊，去风和日丽的公园读《良友》画报，按上面说的学着如何统筹家务如何美化居室如何美容。回来时在街角一家店看中了的乔其纱衣料印花竹布，暗暗的记在心里，预备与丈夫一起出门的时候再来买。半日将尽，踏着梧桐叶间漏下的碎碎点点的阳光带回家的，不是香糯的糖炒栗子，就是沙利文的糕点，预备着宵夜或当明早的早餐。刮风下雨的日子，她会一整日坐在家里沙发上，与收音机相伴，翻翻{zx1}一期的欧美流行杂志，磕磕瓜子，听听百代公司的各式唱片。兴致好的话，就织织绒线衫，柔软蓬松的绒线，缠在手里，有一丝微醺，一丝慵懒。xx的夜晚，两个人去国泰、大光明看一场电影，各人有各人的所爱，或者阮玲玉或者胡蝶，或者顾兰君或者王人美，反正女儿留在宁波有公婆照看着，这日子大可用来挥霍。还有一个消遣的办法，是她偶然在旧书架上找到一本《The
叁
可是时代是这样的半新半旧着，新的女人旧的男人，要改变都不是那么容易，不甘心又如何呢。芥蒂已经种下，洗洗刷刷汤汤水水的日子里不免焐得发芽，再加女儿一个接一个的出生，于是手忙脚乱，把盐瓿当作个糖缸，于是心浮气躁，看丈夫的脸色像是欠着他几吊子的钱。这样一个少奶奶她也当不下去了。倘若不是在向丈夫要钱家用时挨了一耳光，她也许不会想到卖文谋生。她发表在当时有名的《论语》上的《产女》（一看题目就知道是取材于自身经验），为她带来了五块钱的收入，也为她打开了另一种生活的大门。一卖文，她就有了另一个名字：苏青，有了这个名字的女人就像伍尔夫说的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一样获得了独立。于是，先是分居，后来是协议离婚。
关于她的不成功的婚姻，她朋友的话还是比较公允的：“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靠，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可怜的男人，他怎么就不知道讨讨女人的欢心呢，他可以从自己有限的薪水里挤出一点来买下她早就想要的那顶绿色贝雷帽送给她呀，他也可以在下班的路上带一束花（可能价格不菲，为了爱情，咬咬牙吧）在跨进门的时候给她一个惊喜呀，他怎么不知道，自己的女人虽然喜欢热闹的、着实的人生，可她毕竟是个新女性呀，新女性没有了爱就像一件漂亮的大衣没有了胸饰。
从家里搬出来过一个人的日子，其间的辛辛苦苦亦悲亦喜也只有自己去体味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用自己一分一分挣的钱，不会再有使男人钱的快感。那个时期，她有一句名言，“家里墙上的每一根钉子都是自己钉上去的。”语气是骄傲的，也是无可奈何的。
后来还要一边带着一串孩子，一边在笔头上讨生活。坐在电灯下一手写文章，一手还要替孩子们打着扇。更要命的是望穿秋水，稿费迟迟不来。
一个人的日子，照样要红尘滚滚。她不漂亮，只有中人之姿，但一个有才情、有热情、有着端庄还可以说有几份秀丽的单身女作家，怎可以少了那一则则绮丽的故事？
走出家庭之后的苏青的生活，我们可以从她满满的家庭影集似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中看到：一个单身的职业妇女，那个时代一种比较稀有的动物，她身边走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男人（文人），他们欣赏她，引她为红颜知己，和她谈文学人生，谈着谈着谈上床，“结果终不免一别”。“他们别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的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他们对我说那是没有办法，那我的丈夫怎么有办法同我拆散呢？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一个个亦正亦邪的男人，一场场爱情逐水而来又逐水而去，到头来，终究是“十二姻缘空色相”。
肆
她俨然是一个非常精明、张致的女人了。平时走得比较勤的，也还是一些单身女子，张爱玲、“姑姑”（张的姑姑），炎樱，还有一两个职业女性。 “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她这样描述初次见到那个年近五十的“姑姑”的印象。她做着电台的播音员，看上去比实际的年龄要小得多。这个生于1898年的独身女子就像她们的前驱，尽情享受着现世的乐趣，把一个人的日子过得趣味十足，聘一个法国厨师烹调饮食，再聘一个白俄司机驾驶那辆白色的私家轿车。她并不是个抱定终生不嫁的禁欲主义者，只是在等待一个自己愿意终生厮守的男人中老去了年华。后来，张同她的姑姑合住在一套公寓里。《续结婚十年》中离婚的苏怀青，也同情人长期租了一套公寓幽会。
这样一群住在单身公寓里的女子，这样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正是现代都市培养并欣赏的妖娆之花。
她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不是古典小说里那些为破碎的爱情守节的标本，她要男人，要他们给她一份内心的瓷实，要男女在一起过日子的兴兴头头。因为她知道，女友可以陪你去逛街，陪你去试新，抚慰你的心的，却只能是男人。还是个女孩的时候，外祖母就说过她太贪，贪世间的繁华。虔诚礼佛的外婆说，大千世界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她偏偏喜欢这个世界的实，街上的灯火，厨房的油烟味，剪子在新买的布匹上的咔嚓声，男女的欢乐，实在的、可以触摸的世界，这一切是多么的好啊。夜晚一个人躺在床上，暗数一个个皮影一样在眼前走过的男人，她会问自己，我是个贪婪的女人吗？
女人都是有所希冀的，期望真爱，期望男人的承诺和温柔的归属。可是他们不给她。她是一个中国女人，心里还是有耻和悔的，觉得“吃了亏，没处诉苦”，于是她“悔恨交并”，忍住眼泪说她也是玩弄男人的。但是，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去玩弄男人呢，这是性别的差异，在这种游戏中女人往往是输家。
山河破碎，好男人不知都跑哪去了，红尘滚滚中似乎只剩下劳工阶级、小市民、舞男和汉奸，女人的梦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愈发成了小菜一碟，可有可无的。张爱玲30万日元券还是挽不住一个男人的心，女人在浮世中要抓住一点实在的东西还真是不容易，可她还是要强的，是那种心掉在泥淖里还xx跳动的强，她抓住了文字，希望它们还是影子一样的忠实。那个报业兴隆的年头成全了她，她在报纸的边角谈着穿衣吃饭、侍夫育儿，也毫不避讳地谈性，叫喊着“婚姻取消，同居自由”，似乎很风光，挣下个“大胆女作家”的名头。可毕竟是乱世呀，在进步人士的眼里看来这声音太不合时代的节拍了，他们说，这个女人太厉害，觉悟太低了。
她其实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一如她小说中的女主角，天真，感性，琐碎，软弱，渴望爱与依靠——尽管脸上有看透一切的讽刺的笑容。她没有找到安慰她的人，倒是许多人等着她安慰、帮衬：孩子，母亲，妹妹，近房的亲戚。她善良，重人情，家庭观念重，是很中国的女人。所以张爱玲说她，中国风格的房屋，一明两暗，她是明的那一间。
伍
解放了，经常穿旗袍的苏青改穿起了人民装，一个旧日的朋友在街上看到，觉得很奇怪， 这样一个天生该穿旗袍的民国女子怎么也改穿起了人民装？看来时代真的是变了。
时代是变了，风光的日子像昙花开过，往日再也不会重现。不穿人民装又穿什么呢？日子还得过呀。这城市里{dy}批穿女式人民装的妇女，哪一个不是从旗袍装的历史走过来的？只是她即便是穿人民装，那人民装也是剪裁可体的，并且熨烫平整，底下是好料子的西裤。
说到底她只是一株人间夏日的草花，是柔弱的，也是坚韧的，从浮生的粒粒屑屑、沟沟罅罅里品尝着生活的种种滋味。你可以指责她的世俗，指责她在变乱的世界中没有家国之痛，但你不能不看到这世俗后面生命力的丰沛。世俗就是力量，让人不至于沉溺于虚无。日子还是要细细屑屑的过，雪里蕻还是要切得细细的，茎归茎，叶归叶，莴苣的茎切成丝，小磨麻油拌着是道凉菜，叶子用油酱焙炒，又是道热的，这就是凉凉热热的民间。
所以她没有像张爱玲一样选择离开。
接下来的几年，她一直生活在上海，参加过剧团，到内地深入生活，因为古文底子好，编的历史剧还得过政府的嘉奖。她常常写戏到深夜，为了推敲唱词，用宁波话试唱，唱得既不像越剧，又不像甬剧，惹得醒来的孩子们捧腹大笑。这个女人能做到这一步，真是十分的不容易了。可见她生的坚韧。但她还是没有逃脱，在政治运动中受牵连坐了一年半的牢，因为没有起诉，也没有判刑，这一年半算是审查，也没什么结论。能被宽大就不错了，她哪敢要什么结论不结论的。出来后没有了工作，新的政权体制下又不允许她写稿维生，搞得连看病的钱也没有，不得已，向亲友求助，对方为了和她划清界限，毫不通融。这真是应了她早年说过的两句话：他们（男人）都是骗我的，辛辛苦苦一场空呀。还有一句是：男人都是靠不住的，还是金钱和孩子着实一些。
可也不着实，女儿离了婚，带了孩子和她同住，十几平方的房子里住着三代人。一点退休金（退休证上写明她的退休金是六十一元七毛，打七折，实发四十三元一毛九分）要自活，还要帮助女儿。早年的气管炎又发了，咳喘齐作，卧在床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都要收费一元，肉痛这钱没处报销，她便不再吃药，说是“带病延年”，甚至说出这样丧气的话来：我病很苦，只求早死，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日子不远了。
她爱花，早些年身体利落的时候自己也养花，也常去公园看花，后来去不成公园了，认识了一个种花老人，常去他家的花圃坐坐。老人送了她两盆盛开的月季，她十分喜爱，每天蒙蒙亮就起床，对着花看上两三个小时。最怜花易老！种花老人答应她，等到花谢了仍旧送到他的花圃去培养，可以顺利过冬。听了这话她像孩子一样高兴。秋天到了，家里仅剩下的几盆芙蓉、菊花也都有了花蕾，快要开放了。她已经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告诉朋友说，我的花大都是草本，我想十年树木也不必了，也不耐烦去服侍名花了，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我不悲观，我只是在安心等待上帝的召唤……
{yt}她忽然很想吃家乡菜红烧黄鳝。捎口信给儿子，儿子做好了送来，她却在床上大口地吐着血，再也起不来了。她死了。她躺在铁架车上，蓝面长衫，布鞋，乌黑的头发向后梳着，面目清秀，神态安详。焚尸工人把她放在一块钢板上推进摄氏２０００度烈火中，疯狂的火焰顷刻吞没了她。
那是1982年的冬天，她69岁。
三年后，她的一个女儿去了美国。再三年，她的骨灰远渡重洋，被亲属出国时带走。
再过七年，1995年的中秋之夜，张爱玲在美国落杉矶的公寓里孤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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