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次知道手机，是在上个世纪的一九八九年。

那年我刚大学毕业，分到一个闲得要生锈的国营单位，喝茶看报打发日子。有{yt}，正在抱怨报纸尽是广告的科长忽然眼前一亮：“嘿！这东西好哎！移动电话——不用电话线，可以拿着到处走！我妈腿脚不好，我咨询咨询，给她买一个！”话音还没落地，整个人已经弹簧一样地蹦起来，抄起邻桌的电话，兴高采烈地开始咨询。很快地，他脸上的笑肌变得僵硬起来，等放下电话，简直就像被人擂了一闷棍——“两万呐，同志们！这么一个东西，两万！”

一屋子人齐刷刷地聚到他跟前，围着那占了半个版的“移动电话”广告，不胜唏嘘。算术能力{zy1}的老王立刻摆正算盘，楠木珠子噼里啪啦地一串脆响，得出了一个让人脊梁背结霜的结论：按照科长每月120元的工资标准计算，要买这么个移动电话，不吃不喝也要13年零10个半月。科长的购买欲和孝心受到了双重打击，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整个下午都满脸怅然。

后来有一回出去开会，在宾馆的大堂里有幸瞻仰到了“移动电话”的真身。那东西民间叫做“大哥大”，彼时正由一个油光可鉴的老胖子擎在耳畔招摇过市，即使是握在那样肥硕的一个大手心里，依然可以看出它长得相当坐实——纵向剖开的半块砖头那么大，可是比砖头还要厚，少说也有二十公分长，而且上下一般齐，像个发了福的中年妇女。过往的人们，大概有不少也是初见，有意无意地对其行了不少注目礼。拿电话的胖子很矜持，虽然手上的家伙什儿始终没有接通，但他的眉眼间，也还是有几分掩不住的得意。

当然，老王那个13年零10个半月的说法，现在看来是失之片面的，因为过了没多久，移动电话开始降价了。手上举着它的人，不再是屈指可数的头头脑脑和商界精英，它已经凌波微步地慢慢渗透，打入了管理队伍的中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的使用者多半要坐着级别不等的轿车，这仿佛跟穿西装要配皮鞋一样，是那个时期的潜规则——有一个疑似大佬的人拿着手机在公交车上微服私访，不幸被我们隔壁科室的一个小年轻看见，立时当做话柄拿到我们办公室来追踪报道，被大家哂笑长达五分钟之久。

因为信号不好，那时候的移动电话用起来似乎很吃力，时常看见有人抱着墨黑的半拉大砖头，站在街上咿哩哇啦地大声喊话，那叫声的分贝之高，让人疑心简直不用电话，对方也能听得见了。不仅如此，有时还需要走走停停、挪挪转转地，给它寻找一个合适的“定位”——移动电话嘛，要想正常使用，就得移动。

一九九二年，我辞去国营单位的工作，去了开发区。有{yt}，财务副总跟办公室主任忽然摩擦起来，旁听的人们上下文一联系，得知起因是经理吩咐办公室去给副总买一部移动电话，而主任虽然满口应承可是阳奉阴违，耽搁了好多日子迟迟不动。“我还没有手提（他们管移动电话叫手提）呢！”言外之意是怎么可能舍己为人地先去成全你。吵到{zh1}，副总听从众人的劝解，以一个让人笑喷的超然大度结束了这场争论：“其实，我也不是非要这个手提不可。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人家说了，在国外，那东西都是修下水道的工人用的！”全场哄笑。这个“人家”是谁，大伙都没好意思问，但是有关手机使用者的这个定位，却在同事之间口口相传，渐渐成为经典。每有得宠的中层干部对手机蠢蠢欲动，就有人拿这话来劝慰他，大家相视一笑，内心里的渴望和纠结似乎就熨帖了不少。

办公室有个打字员，是个活泼快乐的小姑娘。她说，等什么时候手机卖到几百元了，她就去自费买一个，省得这么费劲巴拉的，还得跟人较劲。我们当时都笑，以为她这个计划是一厢情愿的美梦。不过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在我们公司是最有前瞻性的——这些年来，手机不是早都卖到几百元了吗？不光“修下水道的工人”用了，农民，小贩，学生……只要不是在老少边穷地区，哪个兜里不揣着一个？只是那“大哥大”已经不做大哥好多年，换了个更平实朴素的名字，叫手机。这些年的手机，不光价钱便宜了，身型也早已不再像初生时那样牛高马大，一个个有型有款，娇小玲珑，而且还信号稳定。加上这样那样的资费套餐，话费也便宜得让人心安。夏天里有一个晚上，已经是半夜一点了。我被一阵高亢嘹亮的说话声吵醒，走到临街的窗户跟前一看，一个小伙子正坐在马路牙子上，拿着手机煲电话粥。从口音上听，应该是打长途吧？滔滔不绝地一个来小时，聊得那叫一个尽兴——所谓“沟通无极限”，就是这样的吧？（文/阿简） 

（已发《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