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起“诽谤案”！而且本应是自诉的案件又提起了公诉（编注：报道称，根据刑法，诽谤是自诉案，除非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才可以公诉）。仅从这一点来看，这起案件在程序上就违法——一起举报村支书的案件谈何危害国家利益、公共秩序？不过，在这个案件中，我更关心的是这8人上诉后，在上级法院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后，其中多人居然被一审法院加了刑。
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就是所谓的“上诉不加刑”的原则。
道理不言而喻：法律之所以规定“上诉不加刑”，正是为xx被告人的顾虑，让被告人不用担心上诉会加重自己的处罚，从而敢于行使上诉权。如果二审法院在接到上诉后发回重审，而一审法院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上诉不加刑”就会落空。那么，被告人的上诉权与辩护权就无法得以保障，二审法院也无从纠正下级法院的错误判决。何况，即使是一审法院在重审中发现原审判决畸轻，那也应当由检察机关来提起抗诉，由二审法院来改变判决，一审法院不能自己越俎代庖，既做法官又做检察官。
然而，发回重审加刑的案件却是越来越多。如内蒙古男子吴保全诽谤案中，吴保全因为举报当地土地征收问题两度被内蒙古市警方跨省抓捕，{zh1}以诽谤罪被判刑1年。吴不服而上诉，市中院以事实不清为由裁定重审。结果，在没有新增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刑期却从1年改判至2年。
“发回重审”正成为一个陷阱，而对发回重审的案件进行加刑，也成为一些党政官员、司法工作人员报复当事人的工具。在沁阳这起案件中，8月20日，被判缓刑的3人，原来认罪态度较好，家属找到山王庄镇党委希望帮忙从轻处罚。镇党委书记张沁峰与法院的朋友提了，最终3人缓刑。但是，当他们上诉后，3名判缓刑的居然在重审中都判处了实刑。张沁峰说，他们上诉后，法院的朋友找过他质问：“你办了什么事，判了缓刑，还要上诉。”法官如此害怕当事人上诉，本身就存在问题，而上诉后发回重审加重刑罚，更是司法机关对于当事人的赤裸裸的报复。法官不仅报复了当事人，而且在警告所有敢于上诉的当事人，只要你上诉，就可能被加刑，还是“打落的牙齿往肚里吞”吧！
当法律的缺陷正日益成为某些官员和司法人员报复和恐吓的工具时，我们的立法者和{zg}司法机关，就必须正视这一问题了。
（作者作者：杨涛 （系检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