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照已经三十多年了，尽管游历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但镜头锁定的焦点还是以台湾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主，试着在平凡人的身上寻找不平凡的特质。对我而言，摄影既是兴趣和工作，也是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信仰；人性中的善面永远吸引着我。

我生长在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的一个木匠人家，父亲要靠他的手艺养活一家十一口，所以在省吃俭用之余，还得另谋生财之道。念小学时，家里养了几头猪，为了喂饱这些牲口，我每天放学后必须挨家挨户地收馊水，课余时间还得在祖先留下来的一小块土地上耗着，挖蕃薯、摘菜叶、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孩子去玩耍。蕃薯藤的乳白汁液与泥土搓合之后，变成脏兮兮的东西，黏在指甲缝、手掌纹里，双手双脚从来就没有洗干净过。

那些经验使我厌弃农事，一心只想从现实生活中脱身，但是年纪太小，哪儿也去不成，只好开始寻求一个精神的世界、想象的天地。小镇上找得到的书都被我读遍了，先是从言情、武侠小说开始，然后是世界名著，甚至哲学、心理学也囫囵吞枣，那怕是根本看不懂，也硬要从{dy}个字读到{zh1}一个字，盼望这样的努力能使我从乡民、同学中抽身而出，使自己和不能选择的小农夫身份断绝。无边无际的云游给了我丰富的精神世界，也开始让我相信，现实生活的种种都是粗糙不堪而乏味的。

我也喜欢绘画，在初中二年级时就开始画漫画书。我没受过扎实的基础训练，因此写实能力不足，但这并不妨碍我的创意。高中三年，我画了数不清的抽象线条画，而这些作品在我毕业后几乎全数出版，成为音乐解析套书以及诗、散文、小说的插图。我还有模有样地写诗、小说和画评，一切朝着前卫的方向跑，对传统不屑一顾。而当时的台湾文艺界，居然也就让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肆意纵横，让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误以为自己才高八斗。现在想起来，照那样发展下去，我很可能早就从文艺界消失了。用一点肥皂水吹成的大泡泡，虽然看起来很美、很炫目，可是只能存在片刻，然后就会“啵”的一声化为乌有。

不懂得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活水的我，只会在自己狭隘的脑袋中编织虚幻的场景，直到接触了摄影，才从半空降回地上。服完兵役后，我到当时的英文版《汉声杂志》（ECHO）应征艺术编辑，与社长黄永松先生相谈甚欢。他已经录用了我，才晓得我根本没碰过相机，而这份工作是需要摄影的。善解人意的他安慰我，只要多走多看多拍，几下子就能上路了。这句话对当时的我是个定心丸，而直到今天，也仍然是我的座右铭。杂志发行人吴美云女士把她不用的一台爱克发双眼相机借给我，现已不在人间的同事姚孟嘉教我装底片、调光圈、拨快门、对焦，以及目测光的基本要领，还建议我有空就到万华老街去练习练习。我呆住了、手脚发软——这样就要上路了？没人陪我到现场指导一下吗？

那时的台北万华老街，不但是生动的平民生活舞台，也是传统手艺的集合场，有刻印铺、画像店、打铁店、弹棉被店，有货郎车、吹糖画糖的摊子，还有说书的……可是，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所要追求的艺术理念又有什么关系？长久以来沉醉在想象世界的我，早就认定艺术是高于现实的，xx不可能等于现实。可是，摄影就是要将现实直接转为艺术啊！我无能地站在红砖砌成的拱廊下，全身冷汗涔涔，像生病一般。

我无法逃避，强迫自己仔细观看眼前的一切，努力思考如何才能对眼前的陌生人有感觉。好久好久之后，我才明白，“看”与“用心的看”是不同的。以前的我对周遭的一切视而不见，拿着相机的我却开始探讨事件背后的意义。那些人为何笑、为何伤心？为何如此优雅，又为何如此不堪？原来，摄影就是一门“看”的艺术、“看”的哲学。要真正进入摄影的世界，就要学会怎么“看”。

拿起相机之后，很幸运地，我开始凝视以前不喜欢的人间，台湾的每个角落、每个乡村几乎都走到了。在许多不为人知的偏僻角落，我得到陌生人xx的信任与接纳。如果说我在摄影方面有什么老师的话，那就是所有在我相机对面、被我拍下的人了。当时，台湾正从农业社会转型至工业社会，我特别用心地去找寻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土地之间的和谐。找寻这些景象，仿佛是对曾经怨恨的童年作自我补偿，让我有如走回过去，重新生活和成长。

对我来说，摄影是为了肯定而不是批判。我要把自己坚信的人生价值和稍纵即逝的瞬间，以最有力的形式化为永恒。相机不再只是记录的工具，而是我跟对象沟通的媒介。我在台湾各个角落的摄影旅行经验，后来都变成一本杂志的每月定期报道；让许多没有机会像我这样旅行的人，透过我的照片与文字感受了不同的人生。

在那个阶段的台湾，几乎找不到可以请教的摄影前辈。后来重新被肯定的一些老摄影家在当时早已放弃拍照，而业余的沙龙团体又引不起我的半点兴趣。我只有向国外订购摄影杂志、托人出国时帮我买摄影书籍，藉以启迪自己、打开原本狭隘的眼界。在还没有机会跨出这个小岛时，我已开始大量阅读世界各国摄影家所拍的影像。做什么事都会一头栽到底的我，发现光是观看影像已不能得到满足，摄影家们的成长背景、奋斗过程和信念，都是我想要了解的。于是，我开始找更多书、更多杂志，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世界各国的出版物上了。我那懂外文的太太帮我翻译，把我给她的书口译在录音带上，我再就着录音带边听边温习，碰到有意思的部分就随手记下来。数据越累积越多，我便想跟别人分享我的看法。于是开始在美术杂志上撰写介绍世界摄影大师的专栏。这种用心了解摄影家以及他们作品的过程，对我自己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奠定了我在日后创办摄影出版社以及中英文双语国际刊物《摄影家》杂志的基础。

我坚决认为，摄影是一项要靠对象才能表达的媒介。有对象才有影像、有事件摄影家方可见证，因此，摄影伦理必须建立在“尊重对象”的根基上。一位摄影家无论有多么了不起，充其量只是百分之五十的创作者，另一半的功劳属于对象。成为好摄影家，首要的条件就是礼敬对象，懂得谦卑；而摄影者{zd0}的责任和挑战，正是仔细观看与发现对象的{zj0}特质，并将之最适当地诠释。一位好摄影家不必急着把自我观点强加在对象上，当领会到对象的精髓时，本身长年累积的人文素养，自然会跟着对象共鸣共振而呈现。这正是摄影之可贵，也是摄影创作者所能获得的{zd0}喜悦！

摄影让我找到根，使我在这块土地上产生实实在在的认同感；观看之道让我成长，使我体会所有人类息息相关，理当互助互爱、共荣共存的真理。而这也是我仍然会在下半辈子坚定走下去的路。

阮义忠简介

阮义忠，1950年生于台湾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人家。

大专联考落榜后，未再接受学校教育，先于《幼狮文艺》任编辑；之后，服役三年，在军中开始写诗及小说，并作了一系列海外中国画家的访问。退役后，任职《汉声杂志》（ECHO）英文版，开始拍照。

1975年，转任《家庭》月刊摄影，同时撰写本土摄影报道文章。

1981年至1987年制作电视节目，发表《映像之旅》、《户外札记》、《大地之颂》等两百多部纪录片。1988年开始任教于台北艺术大学，为美术系及美术创作研究所的副教授。1992年创办《摄影家》杂志。自1999年起，与妻子袁瑶瑶携手为佛教慈济基金会的志愿者作传。

出版论著《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面对摄影大师》、《摄影家西游记》，个展及摄影集包括《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四季》、《手的秘密》、《有名人物无名氏》、《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摄影图文故事有《寻找希望的种子》、《期待希望的新芽》等。作品为法国巴黎现代美术馆、图卢兹水之堡摄影美术馆、涅普斯摄影博物馆和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及艾伯特美术馆等机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