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克：也许你会用脚来发言，就像你卖出穆迪那样？
巴菲特：我们的确在卖出穆迪，你说得不错。
奎克：这就是你的作风？你被动地坐在一旁……
巴菲特：不是的……
奎克：还是参加董事会？
巴菲特：我们在认为公司的股价xx体现其价值的时候，或者发现有更好的投资目标时，就卖出，我们去年卖出了很多股票。
奎克：嗯。
巴菲特：今年年初我们卖出穆迪是为了买进别的股票，我们承诺过在今年晚些时候买进30亿美元的陶氏化学(Dow Chemical)和10亿或20亿美元的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I)。在我买进伯林顿的时候，必须要付款，我希望在我付款之后还能保留大量的资金在手里。我总是希望伯克希尔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现金不足，我可能会卖掉一些我依旧看好的股票。
奎克：像宝洁和强生？
巴菲特：对。
奎克：你在信里说过。
巴菲特：这些都是很好的公司。宝洁或强生的股票应该持有10年，我认为这样能挣到不少钱。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拿出80亿美元现金，必须借80亿美元来并购伯林顿北方，我希望手里保持200亿美元现金。
奎克：另一位股东写信来问，我也不能确定这位是股东还是观众，伊利诺斯州芒特普罗斯佩克的拉里问：“一般来说，你是长期持有的。但你在2009年三季度买进了艾克森石油公司(Exxon)，四季度就卖掉了。为什么你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
巴菲特：不。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买进某家公司的时候，比如说伯林顿这样的公司，我开始买进而手头资金不够，可能会抛掉一些股票。
奎克：好的。亚历克斯……
巴菲特：顺便说一下，有件事我应该说一下。
奎克：好吧。
克南：沃伦……
巴菲特：很多……
奎克：你说吧，乔。
克南：好吧。
巴菲特：好。
克南：我刚才在想高盛的问题，虽然我本来应该让你把话说完，但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看对金融领域的监管或再监管？举例而言，假如一个名叫希腊的客户来到这条街上{zh0}的投资银行高盛，说我们盘算花更多的钱，但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没钱，能不能帮我们设计一个方案，筹集更多的资金并保住我们的信用评级。高盛当然遵命而行，后来某{yt}，高盛认为希腊脆弱不堪，于是买了一些信用违约掉期，下注赌希腊偿还不了债务的可能。你认为高盛应该负责任吗？金融监管机构在媒体上说，高盛这种行为相当于买了火灾保险之后放火烧邻居的房子。你认为如何才能解决不监管就乱和过度监管就死的巨大冲突呢？
巴菲特：如果你有一个交易部门，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交易来来去去，交易全世界的各种东西。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个投资银行部门按照客户的要求提供服务，只要客户的要求是合法的，你就应该服务。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交易部门不要卷入跟投资银行部门5年或10年前业务有关的买卖，但有些人的债务实际上是xx政府担保的，如果你依靠政府担保，从全世界吸引资金，你的行为就应该受到很多限制。如果美国政府放话，倘若你付不起账，政府就会买单，而你依靠美国政府的保证得到资金，我认为你应该受到很多监管。
克南：我们怎么解决“太大了不能倒”这个问题呢，他们知道政府会善后，就大胆冒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不是应该进行法规改革，从而消灭这种现象呢？
巴菲特：我认为这是件大事。我认为，大到不能倒的机构总会有的，我们不可能摆脱它们。现在是规模经济的时代，将来还会有大到不能倒的机构，其他国家也会有的。现在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惩罚出事机构的{zg}管理人……
克南：不是在影射卡夫。
巴菲特：我们必须要惩罚机构的高管，这样他们才会小心从事，不致落到需要政府救援的地步。我认为，对管理超大型机构的高管们奖惩不分明，他们占尽了冒险的好处，让股东和政府来承担后果。我认为应该进行改革，我在年报里也写了这个观点，那些太大了不能倒、要是倒下来会对社会造成各种混乱的机构的董事和高管应该和机构共存亡，把我们带进危机的CEO们也应该受到惩罚。
克南：对不起，贝基。
奎克：你先说。
克南：我想知道……
奎克：我想我们想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乔。
克南：对，我也这么认为。我想知道你对当前经济的困境和沃尔克的建议(美联储前任主席沃尔克建议加强对银行的监管——译者注)怎么看？如果你向克里斯多夫·多德(Christopher Dodd，美国国会参议院下属银行委员会主席、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议员——译者注)提建议，你提出的最重要的措施是什么？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巴菲特：很难触动既得利益者。毫无疑问，金钱依然在诱惑高管重蹈覆辙。如果一个机构的高管不得不向社会求援，说救我吧，否则整个社会将一起倒下，我希望那个负责人，也就是说CEO和其配偶至少要因此破产。董事们应该为让这样的人当CEO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董事们让错误的人当了CEO，采用了错误的激励机制，而且坐视一切发生。我并不是希望董事们也破产，但希望董事们支付一笔很重的罚金，而且罚金不能用保险来覆盖或者用企业的钱来填补。如果因为你的错导致社会出现震动，我想应该对你有点货真价实的惩罚，这样才能改变高管们的做法。
奎克：金融法规的改革现在似乎陷入了僵局。昨晚多德提出财政部应该设立消费者保护机构，他还说这个机构应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鲍勃·科克(Bob Corker)和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都是参议员——译者注)都对此表示反对。在金融法规改革方面，科克跨越了政党门户之见，和多德合作且达成了协议。你认为消费者保护机构重要吗，应否包括在法规改革中？
巴菲特：实话告诉你，我其实并不那么关心这件事，贝基。我的确在ARM抵押xx(可变利率抵押xx)方面提了一些建议，两年前我还向财政部寄了一份草案，我认为他们应该简化ARM抵押xx且要做到他们所说的那样，即“即使是最糟糕的情况发生，xx人也能承受这个xx”。我的草案只有一页纸。我不了解消费者保护，我支持社会保护，顺便说一下，有些机构可称为半强盗化机构，比如国会管理的两房。
奎克：有位观众写信进来，询问关于两房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政府现在应该怎么办？
巴菲特：我们要制定一个全国性的抵押xx政策。某些事情导致我们被抵押xx绊了一跤，由于两房和FHA(xx房屋管理局)发放了美国90%的抵押xx，所以xx政府是美国的抵押xx工具。过去他们已经对抵押xx的发放作了一些修改，现在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需要设置一套能确保过去三四年的错误不会重演的抵押xx发放标准呢？我认为有必要。至于怎样实施，我没有好主意。
奎克：你可能不怎么关注金融改革和国会是怎样争论的，你怎么看碳排放以及总量管制和交易？这可是和中美能源控股公司(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息息相关的。
巴菲特：我关注的程度和普通美国公民一样。
奎克：对。
巴菲特：我可不是物理学家，地球变暖的概率可能有九成，也可能是五成，即使只有两成的可能，我们依然应该高度重视，我们不能用整个地球的命运打赌，不能在问题年复一年恶化的时候说“我对此不能确定”。我们必须采取重大措施降低碳排放，总量管制和交易会导致沿海地区占中西部地区的便宜。但我们可以设定2020年、2030年、2040年的发电量中煤电的百分比，摆脱那些污染大气的发电方法。新发电方法有点昂贵，消费者将买单，这是公共事业企业天生的特点。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美国不可能独自解决。
奎克：这似乎和你一年前说的有点不一样，大约一年前或一年半前，我们问过你这些问题，当时你说美国的消费者无法承担新的税种。你认为现在消费者能够承担吗？
巴菲特：我认为不应该用加税的方法来减少碳排放……
奎克：对。
巴菲特：我认为减少碳排放是不可避免的。
奎克：不可避免的。所以现在必须采取措施。
巴菲特：我认为应该采取措施切实地减少碳排放。我认为要进行全球协作，我们应该对中国说：“没有别的国家犯的错比美国更大了，我们的人均大气污染排放远超贵国，我们道歉。很遗憾，过去的事情已经覆水难收，但我们可以改变未来，我们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我们需要贵国的合作。”如果我们只是自己减少碳排放，不会有什么效果。
奎克：你怎么看哥本哈根会议？似乎会议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巴菲特：对……
奎克：难道……
巴菲特：这种事并不容易。
奎克：对。
巴菲特：假如你是中国人，你会说：“等一下。你们这不是过河拆桥么，自己发达了就不准别人发达，你们不希望别人也能过河。你们先不顾污染发展工业，现在你们发达了摆脱了污染，便不准中国走你们以前的道路？”协商是很难的，但如果是我，我会这么说：“当年我们错了，没有看到所导致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如果你们帮助我们，对世界会有很大的好处，中国是世界的很大一部分。”
奎克：沃伦，我不知道你xx有没有看电视，参议员克雷(Kerry)、利伯曼(Lieberman)和格雷厄姆(Graham)说他们最早将于这周在参议院提出一项立法。他们认为总量管制和交易不会起什么作用，提出一项立法，对不同行业设定不同的排放总量……
巴菲特：对。
奎克：……先从公共事业公司开始，最终扩展到工业。我想你会支持这种主意吧……
巴菲特：对。
奎克：……你连这项提议的细节都不用听就会支持？
巴菲特：对，总体上我支持这种思路，但我认为，如果要作些改变，应该尽可能地让其他国家一起采取措施，如果是我，就会说“我们有罪”。我会去教堂忏悔“我有罪”，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学我们。
奎克：很好。让我们再回答几个股东提出的问题。有人问，控制室的同事们，他的问题编号是184，他是来自纽约的斯科特·戴勒(Scott
Deller)，他问：“美国能承受的国债的极限是多少？现在越来越快地接近承受极限，是不是风险很大？”
巴菲特：我们正在采取的措施导致债务快速增加，像美国这样高财政赤字的政府，债务增加是肯定的。只要是借美元债务，我们就永远不会被债务压垮，但这样做长期看会损坏货币的币值。现在借钱给你的人，10年或20年后得到的偿还的价值大大不如今天。只要你手里还有印钞机，想发多少国债就可以发多少，只要是发美元债。但当世界对你说，“我们不想买你的美元债，你发别的更可靠点的货币的债吧。”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是不得不发外汇债务的——以前南美国家就是如此，那么好日子就到头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介入抢走一切。200年来美国的名声一直很好，大家一直以来都接受美元，但如果我们印钞票的速度过快，一段时间后，大家会说，“等等，美国要陷入困境了。”现在很多人议论纷纷，说在一两年前的危机中，纳税人给这个买单给那个买单，其实美国的纳税人根本没有买单，我们没有对任何人加税，掏腰包的是美国的债务人。所以……
奎克：那些救市的支出是不是{zh1}由消费者承担了？
巴菲特：不是的，一般来说，{zh1}由储户承担了。通胀掠夺储户，猛开印钞机的后果就是通胀。
奎克：依靠固定年金收入的老人也受损了。
巴菲特：所有依靠各种固定收益生活的人……
奎克：还有希望能够从银行得到xx但银行现在不愿对其放贷的小企业。
巴菲特：只要手里有钱、有货币基金或者任何类似的资产，都会因为猛开印钞机而受损，如果我们继续高赤字，印的钱越来越多，美元会变得一文不值。顺便说一下，现在美国欠了其他国家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债，我保证，10年、20年前借那些债的政治家们压根就没有打算用硬通货还债，xx是乱来。
奎克：看看希腊现在的困境，你认为希腊危机会蔓延到美国吗，或者只会在欧洲国家蔓延？你担心吗？
巴菲特：欧盟有很强烈的动机帮助希腊，现在欧盟就是这样做的。这不是因为欧盟国突然对希腊亲切起来，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袖手旁观的后果。如果A问题会导致B问题，而B问题是你无法解决的，还是赶紧解决A问题较为聪明。希腊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这也是美国政府一年半前为市场基金和商业票据提供保证的原因。资金开始逃出希腊，没有谁一定要借钱给国家A或国家B或国家C。如果大家在国家A的债务受损，就会担心国家B和国家C，就像2008年金融机构倒下时的情况一样。应该尽早阻止这种逃跑。
奎克：美国也会发生希腊这样的事情吗，加利福尼亚州或纽约，还有别的一些州，都有很大的财务问题。
巴菲特：而且这些州不能印钞票。
奎克：它们不能。
巴菲特：它们只有三个选择——削减支出、增加收入或者向华盛顿求救。
奎克：华盛顿会为所有的问题处理善后吗？
巴菲特：我们的确在卖出穆迪，你说得不错。
奎克：这就是你的作风？你被动地坐在一旁……
巴菲特：不是的……
奎克：还是参加董事会？
巴菲特：我们在认为公司的股价xx体现其价值的时候，或者发现有更好的投资目标时，就卖出，我们去年卖出了很多股票。
奎克：嗯。
巴菲特：今年年初我们卖出穆迪是为了买进别的股票，我们承诺过在今年晚些时候买进30亿美元的陶氏化学(Dow Chemical)和10亿或20亿美元的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I)。在我买进伯林顿的时候，必须要付款，我希望在我付款之后还能保留大量的资金在手里。我总是希望伯克希尔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现金不足，我可能会卖掉一些我依旧看好的股票。
奎克：像宝洁和强生？
巴菲特：对。
奎克：你在信里说过。
巴菲特：这些都是很好的公司。宝洁或强生的股票应该持有10年，我认为这样能挣到不少钱。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拿出80亿美元现金，必须借80亿美元来并购伯林顿北方，我希望手里保持200亿美元现金。
奎克：另一位股东写信来问，我也不能确定这位是股东还是观众，伊利诺斯州芒特普罗斯佩克的拉里问：“一般来说，你是长期持有的。但你在2009年三季度买进了艾克森石油公司(Exxon)，四季度就卖掉了。为什么你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
巴菲特：不。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买进某家公司的时候，比如说伯林顿这样的公司，我开始买进而手头资金不够，可能会抛掉一些股票。
奎克：好的。亚历克斯……
巴菲特：顺便说一下，有件事我应该说一下。
奎克：好吧。
克南：沃伦……
巴菲特：很多……
奎克：你说吧，乔。
克南：好吧。
巴菲特：好。
克南：我刚才在想高盛的问题，虽然我本来应该让你把话说完，但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看对金融领域的监管或再监管？举例而言，假如一个名叫希腊的客户来到这条街上{zh0}的投资银行高盛，说我们盘算花更多的钱，但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没钱，能不能帮我们设计一个方案，筹集更多的资金并保住我们的信用评级。高盛当然遵命而行，后来某{yt}，高盛认为希腊脆弱不堪，于是买了一些信用违约掉期，下注赌希腊偿还不了债务的可能。你认为高盛应该负责任吗？金融监管机构在媒体上说，高盛这种行为相当于买了火灾保险之后放火烧邻居的房子。你认为如何才能解决不监管就乱和过度监管就死的巨大冲突呢？
巴菲特：如果你有一个交易部门，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交易来来去去，交易全世界的各种东西。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个投资银行部门按照客户的要求提供服务，只要客户的要求是合法的，你就应该服务。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交易部门不要卷入跟投资银行部门5年或10年前业务有关的买卖，但有些人的债务实际上是xx政府担保的，如果你依靠政府担保，从全世界吸引资金，你的行为就应该受到很多限制。如果美国政府放话，倘若你付不起账，政府就会买单，而你依靠美国政府的保证得到资金，我认为你应该受到很多监管。
克南：我们怎么解决“太大了不能倒”这个问题呢，他们知道政府会善后，就大胆冒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不是应该进行法规改革，从而消灭这种现象呢？
巴菲特：我认为这是件大事。我认为，大到不能倒的机构总会有的，我们不可能摆脱它们。现在是规模经济的时代，将来还会有大到不能倒的机构，其他国家也会有的。现在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惩罚出事机构的{zg}管理人……
克南：不是在影射卡夫。
巴菲特：我们必须要惩罚机构的高管，这样他们才会小心从事，不致落到需要政府救援的地步。我认为，对管理超大型机构的高管们奖惩不分明，他们占尽了冒险的好处，让股东和政府来承担后果。我认为应该进行改革，我在年报里也写了这个观点，那些太大了不能倒、要是倒下来会对社会造成各种混乱的机构的董事和高管应该和机构共存亡，把我们带进危机的CEO们也应该受到惩罚。
克南：对不起，贝基。
奎克：你先说。
克南：我想知道……
奎克：我想我们想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乔。
克南：对，我也这么认为。我想知道你对当前经济的困境和沃尔克的建议(美联储前任主席沃尔克建议加强对银行的监管——译者注)怎么看？如果你向克里斯多夫·多德(Christopher Dodd，美国国会参议院下属银行委员会主席、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议员——译者注)提建议，你提出的最重要的措施是什么？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巴菲特：很难触动既得利益者。毫无疑问，金钱依然在诱惑高管重蹈覆辙。如果一个机构的高管不得不向社会求援，说救我吧，否则整个社会将一起倒下，我希望那个负责人，也就是说CEO和其配偶至少要因此破产。董事们应该为让这样的人当CEO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董事们让错误的人当了CEO，采用了错误的激励机制，而且坐视一切发生。我并不是希望董事们也破产，但希望董事们支付一笔很重的罚金，而且罚金不能用保险来覆盖或者用企业的钱来填补。如果因为你的错导致社会出现震动，我想应该对你有点货真价实的惩罚，这样才能改变高管们的做法。
奎克：金融法规的改革现在似乎陷入了僵局。昨晚多德提出财政部应该设立消费者保护机构，他还说这个机构应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鲍勃·科克(Bob Corker)和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都是参议员——译者注)都对此表示反对。在金融法规改革方面，科克跨越了政党门户之见，和多德合作且达成了协议。你认为消费者保护机构重要吗，应否包括在法规改革中？
巴菲特：实话告诉你，我其实并不那么关心这件事，贝基。我的确在ARM抵押xx(可变利率抵押xx)方面提了一些建议，两年前我还向财政部寄了一份草案，我认为他们应该简化ARM抵押xx且要做到他们所说的那样，即“即使是最糟糕的情况发生，xx人也能承受这个xx”。我的草案只有一页纸。我不了解消费者保护，我支持社会保护，顺便说一下，有些机构可称为半强盗化机构，比如国会管理的两房。
奎克：有位观众写信进来，询问关于两房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政府现在应该怎么办？
巴菲特：我们要制定一个全国性的抵押xx政策。某些事情导致我们被抵押xx绊了一跤，由于两房和FHA(xx房屋管理局)发放了美国90%的抵押xx，所以xx政府是美国的抵押xx工具。过去他们已经对抵押xx的发放作了一些修改，现在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需要设置一套能确保过去三四年的错误不会重演的抵押xx发放标准呢？我认为有必要。至于怎样实施，我没有好主意。
奎克：你可能不怎么关注金融改革和国会是怎样争论的，你怎么看碳排放以及总量管制和交易？这可是和中美能源控股公司(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息息相关的。
巴菲特：我关注的程度和普通美国公民一样。
奎克：对。
巴菲特：我可不是物理学家，地球变暖的概率可能有九成，也可能是五成，即使只有两成的可能，我们依然应该高度重视，我们不能用整个地球的命运打赌，不能在问题年复一年恶化的时候说“我对此不能确定”。我们必须采取重大措施降低碳排放，总量管制和交易会导致沿海地区占中西部地区的便宜。但我们可以设定2020年、2030年、2040年的发电量中煤电的百分比，摆脱那些污染大气的发电方法。新发电方法有点昂贵，消费者将买单，这是公共事业企业天生的特点。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美国不可能独自解决。
奎克：这似乎和你一年前说的有点不一样，大约一年前或一年半前，我们问过你这些问题，当时你说美国的消费者无法承担新的税种。你认为现在消费者能够承担吗？
巴菲特：我认为不应该用加税的方法来减少碳排放……
奎克：对。
巴菲特：我认为减少碳排放是不可避免的。
奎克：不可避免的。所以现在必须采取措施。
巴菲特：我认为应该采取措施切实地减少碳排放。我认为要进行全球协作，我们应该对中国说：“没有别的国家犯的错比美国更大了，我们的人均大气污染排放远超贵国，我们道歉。很遗憾，过去的事情已经覆水难收，但我们可以改变未来，我们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我们需要贵国的合作。”如果我们只是自己减少碳排放，不会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