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居士

杨道璋何许人也？据《中国青年报》7月8日报道，系69届湖北沙洋师范学校毕业生。毕业时，因处于“xx”时期，当时他未能分配工作，回了老家。1990年，湖北省对“xx”期间未能分配工作的有学历群体落实政策，分配工作，杨道璋也名列其中。

1990年5月，荆门市人事局为杨道璋办理了落实政策的审批手续，并将杨道璋的介绍信开到荆门市东宝区劳动人事局，同时注明“分配到白庙街办企管会（乡镇企业管理委员会的简称——记者注），月工资82元”；东宝区劳动人事局又把介绍信开到白庙街道办事处，也作了跟上面一样的注明。

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杨道璋从这时起开始陷入了一个永远也无法拔出的漩涡。他先去了去了白庙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安排他到农业办公室工作；农业办公室的领导不同意这样安排；他只好又去找白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让他去找乡镇企业管理委员会；企管会则要他先把革集石膏矿上的账算清楚再说。

原来，杨道璋报到前，在街道办下属的乡镇企业革集石膏矿从事销售工作。当时不知从哪里传出风言风语，说他有经济问题。杨道璋急于维护自己的名誉，又盼着正式上班，于是催着企管会去石膏矿结账，可企管会硬是一直拖着不办。直到1991年4月6日，企管会才给出了一个杨道璋没有经济问题的证明。

按讲，现在应该落实杨道璋的工作问题了吧？可不成想，街道办又无中生有地说杨道璋已经“自动离职”了，拒绝再作安排。

这顶帽子一戴就是几十年。期间，杨道璋无数次地上访，受尽了无数的白眼和屈辱，耗费了全部的家产，最终还拖垮了身体，由一个充满活力的壮年变成了长满白发的颓唐老人。

上访20年来，杨道璋一家沦落到了悲苦的境地。外债借了数十万，其妻子代成玉又一身是病。没有房子，只好搭几个棚子容身。后来棚子成了危棚，他就搬到了白庙街道办的办公楼，被街道办安排住在一间堆满废品、雨天无法做饭的门面房内。到了后来，他们连坐车的钱都没了，上访要走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走到要上访的部门，候着领导。走得远的时候，每天要走几十公里。女儿上学，学费和生活费也一直是东拼西凑，实在没钱的时候，一个馒头就是她全天的食物。

今天，他已经快到家破人亡的地步了，他已经丧失上访的信心了！他不知道，百姓的尊严在哪里？体面在哪里？阳光在哪里？希望在哪里？

这样的老人，谁见了都会感到悲凉，都会为之心酸。尽管如此，仍然唤醒不了官员的同情心和良知，仍然触动不了官员麻木的神经。他想放声大哭，可眼泪早就被一波波屈辱抽干了；他想张口呐喊，可喉咙早就被一层层黑幕堵住了！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脑袋中，突然生出一个荒诞的想法，如果杨道璋遇到了总理，结果会咋样？

2003年10月27日，温家宝总理路过重庆龙泉村，熊德明“向总理说了实话”，反映她丈夫的2300元工钱被拖欠。总理当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六个小时后她拿到了被欠的工钱。

2009年2月16日，下午2点多，因无钱医治身患白血病的儿子，河北人李贵树夫妇决定放弃xx。在天津火车站，他们偶遇结束在天津调研准备返京的温家宝总理。温总理得知情况后，当即指示将这名2岁男童小瑞送京xx，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当天就将陪同其一起前往北京{zh0}的儿童医院，并为其捐赠了1.5万元现金。

……

我在想，熊德明、童小瑞如果不是遇到了温家宝，他的工钱能讨得到吗？他会被送进北京{zh0}的儿童医院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杨道璋的问题之所以一拖就是20年，就是因为他没有熊德明、童小瑞那样的好命，没有遇到温家宝。要不然的话，他的问题早就顺顺当当解决了。

象这类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如果都要温家宝亲自出面、亲自发话才能解决，这还是“和谐社会”吗？这还是“以人为本”吗？这还是“执政为民”吗？这还是“科学发展”吗？

呜呼我民！哀哉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