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茂   
{dy}本 深刻地理解新闻：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

（华夏出版社2003年5月版，译者曾庆香）

“新闻”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无论它是作为一种信息形态，还是作为一种文本。任何文本最终都可以用语言来表达。人类的语言现象可以划分为两个维面：语言和言语（话语），语言是抽象的、系统的一种表达规则，一旦运用某种语言系统在具体的语境中的说话或写作，形成的口语或文本，即是“话语”。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便是我们一般化理解的“新闻”，而这种情形下产生的口语或文字作品即“新闻话语”，它的特点与众不同，是一种再现事实的话语。它在形态上是物质的报纸或电子传媒的一种文本，在观念上则是一定语境的体现。

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被视为传播学的经典之一。该书把新闻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因而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与新闻的研究结合了起来，提供了深化新闻研究一种视角。话语分析存在两个层次：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前者对新闻话语的结构进行描述，后者将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记者的认知、新闻话语如何再现事实的过程、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的观点属于批判学派的温和派，通过新闻话语分析，他认为：“媒体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的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不xx是政治意义上的，包括政治意义，但更侧重文化传统。

在作者的论证下，看似平常的新闻话语具有了规律性的总体意义（宏观结构），包括一系列的常规叙事类型、叙事等级和顺序规则、隐含的叙事模式，以及将隐含叙事变成真实叙事的转换规则。在微观结构方面，从确定命题到保持内部的一致性、句法、词序、措辞风格、修辞等等，各种非常具体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感受到（甚至新闻作品的当事人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话语深层的“意识形态”成份。新闻话语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决定了受众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结构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他的解释框架、其他的目标、规范、价值和意识形态等等，会被用使用到反面的解释中。

该书对新闻话语的考察是从源文本和对源文本的加工过程开始的，从而能够准确地论述制度（机构）控制、经济利益控制、专业活动组织、日常新闻工作程序和新闻价值体系如何对新闻话语产生影响。在观念性的认知方面，该书涉及五个重要的控制记者职业活动的认知因素：1.记者对事件的主观认知模式（表现在对输入文本的关于事件的解释）。2.记者对源文本可信度和xx性的认知模式。3.新闻文本制作的目标和规划，包括所确定的新闻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4.接受者的认知模式对记者的影响。5.制作语境的认知模式，包括日常的工作程序、时限和工作互动。

梵.迪克曾发动他的学生们记录了荷兰各主要新闻传媒的记者们获得新闻源和加工源文件的许多细节。他从中发现，记者们在以职业的新闻价值标准制作新闻时，实际上不断复制着社会的话语，无形将与事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价值观内涵其中了。无论记者如何独立地思考，他通过详尽的宏观与微观的话语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新闻、新闻制作和报纸已深深地被他们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闻而编织的那张网所束缚住了。”

该书专设“新闻理解”一章。作者注意到，受众仅仅在读了新闻标题之后所产生的控制结构就已经相当复杂。新闻话语的结构与受众理解、记忆密切相关。

从“认知”角度研究新闻话语，该书开辟了一个研究领域，梵.迪克就此写道：“本书勾画的是从全新的、跨学科角度对新闻进行研究的理论框架，其关注焦点在于新闻的话语结构和新闻制作、解释的社会认知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本书是对更广义的新闻理论的拓展和更进一步的发展促进。”

该书最早的英文版本是在1988年，十五年后出版中译本仍然有意义，其意义就如作者为该书中文版写的序言所云：“在大众传播研究中，这种研究方法是如此受人青睐，但又如此难觅踪迹。……如果缺乏对认知意义的深刻认识，话语、媒体和传播的研究将无法进行到底。”（陈力丹）

第二本 广告：塑造碎裂的美国社会：塔洛《分割美国：广告与新媒介世界》

(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译者洪兵)

当今世界，广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天清晨从睡梦中醒来，我们就处于广告的围城之中。广告，对当今的生活和社会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它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还是破坏了社会的结构？这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约瑟夫?塔洛教授所著《分割美国：广告与新媒介世界》一书，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给出了一个鲜明同时也让我们惊奇的答案：广告，正在塑造碎裂的美国社会。

作者认为，对于一个普通的阅读者和收视者，广告日益深刻的细分化和目标化特征预示着一些可怕的东西。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将会因为广告的影响而受损。美国的广告主指挥美国主要媒介所进行的对于美国毫不留情的细分，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广告是现代生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大都很难跳出广告所制造的虚拟世界，来观察一下自身所处的真实处境。究其原因，在于人们总是被广告美丽与时尚的表象所迷惑，而忽略广告背后真实的世界图景。作为一个理论上的自觉者和清醒者，作者在该书中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广告业背后的真实世界。借助其理论之光，读者能够看到美国广告主、广告公司、媒介公司和技术公司在一种宏观的历史背景中，如何形成一种合力，对美国社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作者认为，近30年来广告在美国塑造了一个碎裂的社会，并将给美国带来一个碎裂的未来。广告在美国经历了从社会塑成型媒介到阶层塑成型媒介的平衡变化，并加速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化进程。阶层塑成型媒介是指那些鼓励社会的各个零散部分与自身沟通的媒介，而社会塑成型媒介是那些具有潜力使得社会各个阶层进行相互沟通的媒介。当今美国广告已经进入了阶层塑成型媒介为主导的历史阶段。

在广告背后，广告主是作为一种影响和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而存在的。“广告主讨论美国社会的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他们制作广告和塑造媒介以及反映这种讨论的方式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这就是本书的主题。这种改变和家庭具有的视听选择的重大变化相互影响。但是这种改变又驱动了这种分裂意识的发展。” （正文第1页）

在这本书中，作者反复强调的是：美国广告主透过广告不断对目标受众进行细分的历史性活动，对美国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广告的总体研究，作者得出结论：美国广告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在未来，美国广告还将继续加深对社会结构分裂化趋势的影响。

塔洛教授的研究，对于考察中国广告业与中国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前我们一般习惯于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广告对社会的影响，而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实证的、批判的研究视角。从这个角度看，该书对处于全球化环境中的中国广告业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该书1997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出版已有6年时间，但是书中论及的广告对社会影响的趋势依旧在继续。作者相信，数字互动型媒介领域、个人化的家庭空间、复合媒介集团公司与营销传播控股公司，都将进一步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看，6年的时间也正好对该书的观点和论断进行了新的检验。

未来，人们依旧处于一种与广告世界交融的生活形态。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高科技趋势的来临，广告活动细分化和目标化的特点将更加明显，广告对社会和生活所进行的分裂化进程将无法逆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学术界对广告业社会影响的客观的、历史的研究，显得更为必要。对未来的广告业，该书也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研究视角。（付玉辉）

第三本 多向度的话语分析：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

（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译者殷晓蓉）

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引人注目，语言的变化，作为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重要表征，开始在社会各领域受到关注。致力于批判语言分析的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注意到语言分析在各学科中的两个走向：一方面是语言研究范围中各种分析语言方法，一方面是与社会语言相关的社会和政治思想。遗憾的是，这两者的综合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使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建构关系不能得到有效地揭示。1993年出版的他的话语分析代表作《话语与社会变迁》，力求将话语分析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发展一种既能研究语言变化，又能研究社会和文化变化的多向度话语分析方法。

作者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地介绍了他开创的多向度的话语分析方法，他认为，任何“话语事件”都可以被同时看作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因此，话语分析可以在三个向度上进行：文本向度，关注文本的语言分析；话语实践向度，说明文本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的性质；社会实践向度，倾向于关注社会分析方面的问题。

诺曼的这种方法，基于对前人话语分析成果的综合梳理。他既吸取了语言学对话语文本本身和话语生产过程及解释过程的研究方法，又采纳了福柯对话语在社会意识上建构属性的观点。同时，他指出福柯在固化的权力结构中探讨话语的政治性的研究缺陷，认为权力斗争的动态过程应在话语实践中具体分析。

话语与社会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话语被社会结构所构成，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另一方面话语又有助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有助于改变社会；同时，话语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又是一种政治实践，建立、维护和改变权力关系及权力关系实体，这是作者论证的基础性观点。在三向度分析框架中，文本分析主要侧重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来进行。话语实践作为中间向度，将文本分析和社会实践联系了起来，侧重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所有这些过程都关联到经济、政治和制度背景，文本的生产和解释建立在内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习俗基础上的。社会实践的话语分析则将话语置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中，揭示意识形态和霸权以各种方式对话语的介入，和话语对意识形态和霸权的维护、批判和重构作用。

给出话语分析的大体框架后，“互文性”成为“特别有成效”的分析重点。在话语实践研究方面，互文性被列为专章论述，“互文性”是文本的一种属性，它描述文本与文本间、文本与话语习俗间的相互建构关系。作者认为，互文性非常有助于对语言变化的研究。互文性是对历史性文本的继承和改造、创新过程，它受到霸权环境的限制，并体现为一种形式的霸权斗争。互文性存在于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环节中，生产环节的互文性体现文本的历史性，分配环节的互文性涉及不同话语类型的转换，这种转化过程往往体现着隐性的权力关系。消费环节的互文性，强调了消费者带入解释过程的文本对解释的建构作用。可以说，作者对互文性的概念的深化，更为透彻地揭示了文本与社会环境的深层互动关系。

为了详细阐述文本分析的不同方面，诺曼大量采用了医生与病人、教师与学生的谈话实例、以及媒体的报道，从互动控制、阐释、情态、礼貌、普遍特质、关联词与论证、及物性与主题、语词意义、语词表达、隐喻等角度，分析文本中哪些细致的技巧和策略，以怎样的方式建构了话语主体与社会现实，并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无形介入。

本书的结尾，综合前文，提供了话语分析的具体指南，这对于从事话语分析的读者，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谈到当代社会话语变化的民主化、商业化、技术化趋势时，作者也表现了他的忧虑：那些用于重新设计话语实践的“话语技术”，有可能被有权力、有资源、有金钱的人所窃用。他预见到，话语分析者面临着“紧迫”的悖论：一方面，他们揭示话语实践的复杂社会和霸权结构，另一方面，“像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一样，话语分析者日益面临着被整合到官僚主义和管理性的议程的危险”。（刘津）

第四本 解读电视节目的跨文化效应：利贝斯、卡茈《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

（华夏出版社2003年8月版，译者刘自雄）

美国的电视节目具有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的能力，或许这就是传播学批评学派常说的“文化帝国主义”吧。在美国电视节目的包围中，被浸淫了这么多年的观众，对此似乎已经无所谓了，以致很少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来解释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背景中美国电视节目何以取得这样的成功。

《达拉斯》是一部在20世纪80年代征服了全世界的美国电视连续剧。从美国到以色列，从南非到澳大利亚，不同角落的人们聚集在电视机前一起追随尤因家族的xx。它在90多个国家获得成功，而仅在少数几个国家遭到失败。那么不同地方的观众是如何理解这部电视剧的？会激起相同的卷入和反应吗？两位以色列的传播学专家，泰玛•利贝斯和埃利胡•卡茈，在他们的这部专著回答了这些问题。

这本著作其实是两位学者研究经历的一份记录。他们选择的途径，是观察和研究这部电视剧在不同民族家庭中的接受情况。具体的研究对象是以色列的特殊亚文化群体，包括以色列阿拉伯人、摩洛哥犹太人、从俄罗斯来的新移民，以及具有西方血统的老资格的以色列聚居区居民。他们从每个亚文化群体中选取10个“焦点组”作为代表，每个小组由三对夫妇组成（相互之间都是朋友或亲戚，并且具有相近的年龄和接受教育的程度）。成员们一起观看一集《达拉斯》，然后复述剧情，逐渐进入“引导式讨论” 。为了进行更加全面的比较，作者们还对美国人和日本人（这个节目在日本只存活了几个月）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调查。书中详细阐述了研究的设计，描绘了各种文化群体对访谈环境特有的反应。介绍了其中一个摩洛哥人小组的讨论草案，用具体例子来说明访谈过程中对话交流的丰富与自然。

“焦点组”研究方法是该书的“焦点”之一。比起便捷的个人访谈或者问卷调查，这种集体性的解读似乎是一种更为真实可信的方法。研究者谈到这种方法的优势时写道：“它允许个人提出尝试性的解释，随后其他人可以进行否决；它容许以强凌弱者们将他们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别人头上；由于人们的爱憎情感，解释被模式化与扭曲化。而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

研究者发现了剧情复述中的文化差异。两个较为传统的小组，阿拉伯人和摩洛哥犹太人小组主要进行的是线性复述，按情节发展顺序地进行；美国人和聚居区居民进行的是片断式复述，聚焦于人物特性、情感问题、行为动机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人则是例证式的，或者说是主题式地复述，避开故事与人物角色而试图去发现一个主题或者寓意，来概括故事的道德内涵。这些类型的复述，研究者分别援用社会学、心理学和意识形态的视角予以说明。

研究者还从观众卷入模式的角度分析了小组的讨论。阿拉伯人和摩洛哥犹太人对于节目进行的是参照式解读（把电视故事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了一起）。研究者评论说：“参照式解读或许意味着更多的情感卷入。”而从文化传统角度看，阿拉伯人和摩洛哥犹太人或许是离《达拉斯》最远的。而俄罗斯人和日本人更多的是进行“批判式解读”，带有较浓的认知色彩。这些观众意识到节目是节目，与真实的世界不能相提并论。美国人和聚居区居民似乎采用的是一种更为灵活的，介于两者之间的解读方式。 “参照式解读”与“批判式解读”分别独立成章。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越是‘现代的’小组就越是更多地以认知地方式卷入到节目中；而越是传统的小组就越喜欢选择情绪化的卷入。然而，他们的观察证实，情绪化的卷入不一定是被动的和非深思熟虑的。这两类观众都与文本展开了道德对抗。

通过对日本焦点组的分析，作者们认为，《达拉斯》在日本播出不久遭到失败，原因在于该剧与日本人心目中对家庭剧的期待不一致，这个美国故事与他们自己所处的文化和社会历史情境不相容。两位作者所进行的这项研究具有开创性，证明了观众对电视剧的解码是多元的，他们拥有的批评能力也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的想象。（罗晨）

第五本 广告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舒德森《广告，艰难的说服》

(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译者陈安全)

广告，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接触的，它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报纸上、电视上、广播里、网络中、大街上、商场里，广告让你无处可逃。出现如此多的广告都是基于一个共识：广告能说服消费者购买做广告的商品。广告主相信这一点，广告公司相信这一点，零售商相信这一点。广告的说服作用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大家普遍认为，广告通过改变消费者的思想或让其对产品形成某种看法，从而对销售量产生影响。

事实果真如此吗？美国社会与传播学教授迈克尔?舒德森在他的《广告，艰难的说服》中提出了一个似乎有些离经叛道的观点：广告对劝说消费者购买商品以及对社会的影响都很有限。作为一个社会与传播学者，作者关注的不仅仅是作为象征的广告本身，而是从文化和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作为广告主、广告公司的社会情况和消费者的反应，把广告放到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去考察和理解，作者认为，广告的威力比广告人和广告批评家所声称的要小得多，广告公司不是在给公众意识做xx的显微手术，而是在背后捅它一刀。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在多数情况下想用广告直接影响消费者选择的观点解释消费者为什么会买他们所买的东西，几乎无济于事。

和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类似，该书采用的研究方法依然以思辨为主，但并不排斥实证，甚至实证占了相当篇幅。书中既有总的概述，也有个案分析，书中特意专设第八章“新消费模式的出现：香烟的个案研究”，就是典型的个案分析，其余各章也有许多用来论证作者观点的案例。思辨和实证相结合，综述和个案相补充，使整个论证过程有理有据，生动有趣。作者力图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既不人为拔高广告的作用，也不蓄意贬低广告的功能，不偏不倚、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广告的威力和局限，在作者严谨的论证下，读者头脑中以往看似天经地义而又根深蒂固的看法逐渐被瓦解。

把广告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这种方法为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不再是单纯审视广告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内容，而是对广告作为一个产业和一种社会机制进行评价，还考虑了作为象征创造者的广告主和作为客户的广告公司，还有购买象征的消费者从广告中实际获取的意图。作者更关注的不限于广告是否有效，而是广告在什么条件下最有可能生效，这就把一个是与否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多与少的问题，从而为有关广告问题的争论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因为要把广告放到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中去分析和评价，该书对广告的考察是从工商企业对广告的使用、广告公司的广告创作和广告在消费者做购物决定中的地位开始的，探讨了广告产生的历史背景，讨论作为现代消费基础的各种生活模式的出现，并把广告作为一个象征来考察，试图站在局外分析家的立场，依其社会背景来理解广告这一文化形式。作者令人信服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除了广告之外，还有其他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造就了我们今天这种消费文化。他就此写道：“我希望，广告批评家们不要用错精力，误把象征当实质，认为对广告进行分析可以代替对产生广告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力量的理解，而且还有助于解释往往是由广告引起的各种社会现象。”他希望更多的同行能考虑该书和最近其他一些著作提出的建议，建设一门新的消费社会学。

该书的英文原版出版已经20年了，尽管这个世界变化很大，但这本书没有过时，它的主要观点至今仍然具有说服力，它的影响力是持久的。此次把它译成中文，对于我国的传播学和广告学等学科具有现实意义，广告业界也能从中得到启示。（王眉）

第六本 融合的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

（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译者邵志择）

亚里士多德曾将“生态”理解为“家庭”（Household），强调要理智xx地保持家庭的井然有序。德国的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次使用了现代意义的“生态”一词，认为生态是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在传播学领域，麦克卢汉{zx0}使用“媒介生态”的隐喻，美国生态学家尼尔?M?波兹曼（Neil M. Postman）则首次公开将其进行学术定义，认为媒介生态就是对媒介环境的研究。美国亚力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大卫?阿什德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中使用“传播生态”的概念，则试图具体地“揭示信息技术（IT）、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交织和融合”。（2页）

在阿什德看来，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至少由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三个维度构成。这样的传播生态不是作为一种物理性的事物而存在，而是一个流动的结构，是种发展的、偶然的和复杂的框架。框架内的信息技术按传播范式所决定的目的而得到运用，把更多的社会行为纳入大众所理解的传播范式之中并去塑造这些社会行为。作者对作为传播生态案例的具体行为和事件，如瓦科的灾难、条形码监视、GONZO审判、失踪儿童问题、对恐怖主义的电视报道、海湾战争与后新闻事业等，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定性分析和思考后认为，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随之变化的传播范式在行为者的融合下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发生在传播生态的情景中。

在这样的传播生态下，海湾战争和索马里入侵等成了xx的“电视节目”，电视网根据五角大楼炮制的计划脚本报道战争，将中介的图像转播给受众以体验“真实的现实”。这些战争其实是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如聪明xx、海事卫星等）和被五角大楼接受并操纵的传播范式的融合下，由五角大楼和电视网共同谋划并执行的事件的{zh1}一环。

该书特别提到了在这种传播生态衍生下的两种典型的电视新闻范式。一种是由日常的新闻事件报道类型构成的范式，它表现封闭的官方观点和排他性的主题，通过图像描绘事件的两维特性；对应的是由记录片式的主题报道类型构成的范式，它表现开放的官方观点和包容性的主题，通过背景、情节、讨论等描绘事件的多维特性。

阿什德在书中重点考察的是具体的社会行为而不是整个社会，因此该书没有也未曾企图构建所谓传播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从英文书名“An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Cultural Formats of Control”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在与传播互动并变迁的文化视角中分析传播生态现象。在此层面上，作者的意图已部分达到，如非常深刻地讨论了电视的传播生态，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承认，希望通过他的阐述能引起电视以外的传播生态的讨论，能更深入地分析在融合的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下的文化变迁。

该书的中文译名“传播生态学”也因此值得商榷，直接译成“传播的生态”似乎更能贴近作者的意图，不必在讨论某种现象或领域时都冠之以“学”。（某本讨论网络经济的书竟被译成流行的“传媒经济学”的书名！）另外，在传播生态学学科仍在探索和构建的背景下，该书作者踏实地去发现问题的风格值得我们学习，而不是急急忙忙地将其他学科的概念（如生物生态学）机械地移植以创建所谓的“XXX学”。该书的讨论已超越了移植和隐喻的阶段。

大卫?阿什德对传播生态的研究体现了西方学者目前研究焦点在于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和物质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深远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而此书对人们的启示正如书中所言：“追问和发现的过程影响着我们所学的东西和所提出的问题。”（59页）（周俊）

第七本 放弃交流的幻想：彼得森《交流的无奈》

(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译者何道宽)

作为“会说话的动物”，人几乎每天都要从事交流活动。在大众传播媒介充斥耳目的现代社会，交流除了作为一种行为，更主要的是成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关涉到个人经验的沟通、社会关系的建立、民主的推行和社会的发展等等方面。我们用交流能力来给人类定义，对交流的经验信赖有加，而很难接受“交流是不可能的”这一令人懊丧的论断。美国学者彼得森写的《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一书就是一部粉碎“交流乌托邦”的著作。书中，他开宗明义地说：“交流”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交流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难以驾驭的问题。换言之，xx的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者对“交流”的考察与分析基本上循着两个思维理路进行：一方面，他对人类从古至今的交流观进行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探察，从中追寻交流失败的根源所在，对“交流是心灵的共享”这一乌托邦的梦想做了批判；另一方面，他努力为走出交流失败的梦魇寻找一种新的办法，即以追求彼此的关爱来代替追求xx的交流，化解人与人之间人为的障碍，实现一种实用主义的行为的协调。

“交流”一词具有多义性，作者在该书中将“交流”界定为点对点的信息流动和点对面的信息流动。点对点的信息流动包括爱欲交流、心灵交流、对话、书信、电话等所有一对一的互动交流，一种广义的“对话”。这是交流的理想形态，但“对话”难以规避霸道的举动和道德特权，而且同样有失败的时候，所以“这种理想是不充足的”。点对面的信息流动是书面、广播等形式的交流，一种单向的“撒播”，人类历史的发展使撒播成为“我们的命运”，而凭借符号和机器进行的撒播，又怎能保证意义跨越两个脑子成功地迁移呢？这两种失败，正是作者立论之所在。

作者敏锐地察觉到，交流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这样一个深具哲学意味的命题，历代的思想家哲学家都不遗余力地试图回答。苏格拉底就向往一种爱欲式的灵魂交往，但这种互惠的理想交流能否真正实现？作者对此持有疑问，相反倾向于耶稣的撒播观表现出的民主和公平。黑格尔、xxx、克尔恺郭尔等思想大师就自我、符号与世界提出的新视野，都从不同角度证明着交流的不可通约性。作者饶有兴趣地对招魂术和天使学进行了描述，实则是对人的局限性的揭示――肢体与符号永远是交流真实性难以攻破的堡垒。在改变时空的大众媒介出现的时代，一直幻想的超越肉身和语词的交流方式似乎能实现了，但由于媒介的中介作用，我们身处其中的交流情景基本上解释性的，而解释的后果是解码和编码未必对应。人类想当然的理想交流依然不过是在“向天空说话”。

不难看出，作者关于“交流失败”的论断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对语词符号的怀疑和面对媒介机器产生的困惑。文字等符号包围着我们，我们却无法判断符号是世界的客观图景还是诠释性的自我投射；而以媒介机器为中介的交流方式，使个人无法独立、直接地与世界和他人交流，面对面的交流成为奢望。这两种焦虑一起压迫着我们，使得交流看似桥梁，实际上是沟壑。我与“他者”、远与近、内在思想与外在语词的距离不是消泯，而是不可遏止地拉大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田园牧歌式的、没有扭曲的交流梦想被粉碎了，“交流的失败”使彼得森的言辞间弥漫着浓重的悲观气息，但同时充满着悲悯和爱心。面临无法交流的窘境，作者的态度是，与其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交流，不如相互爱护，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E•弗洛姆说，如果这个井井有条的社会里，报刊传媒停止运行一周，数以亿计的精神崩溃即将发生。彼得森这本书的独特，正在于对林林总总的xx方式的猛烈抗争。（胡森林）

第八本 《帝国与传播》，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

1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这是传播学的加拿大学派先驱、麦克卢汉的老师伊尼斯（通译“英尼斯”）的传播学经典著作。除了译者前言、麦克卢汉的序言、作者前言外，全书共分为七章，每一章后都有引文注释。作者以不同的媒介作为文明划分的标志，主要讨论了两大问题：一、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有利于空间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二、媒介的偏向和媒介的选择在社会体制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生活稳定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作者在该书的前言和绪论中谈到以下的思想：“我所做的工作，是以更加具体的方式探究传播的意义，并说明其背景。”“我试图……把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政策的指正，反映具体的媒介的效用，看看它们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李予惠）

第九本 《传播的偏向》，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

17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该书引用大量的史实，采用历史哲学的分析方法，探讨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世界文明（尤指西方文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书前有译者序言、麦克卢汉的序言、作者前言。全书共分八章，每章后均有引文注释。作者先按不同的传播媒介将世界史分期，提出传播偏向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有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作者认为，保持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平衡，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随后他对产业主义与文化价值、18世纪的英国出版业、美国新闻业进行了介绍，认为新的媒介的出现，会造成新的传播偏向，导致社会动荡。书后附有译者后记。

该书由作者的八篇文章集结而成，目的是为了详尽地解释他的另一著作《帝国与传播》中提出的主题。整个行文较为难懂，但用语精炼，逻辑性强。麦克卢汉这样评价他的老师的文章：“伊尼斯的著作本身是不容易读懂的。但是，只要尝试读那么一次，显然就可以知道，它是值得一读的，这样去读它，虽然要花掉一点时间，但还是节约时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上都是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袁琳）

第十本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张洁、田青译。

1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本书是拉斯韦尔1926年向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全书正文除拉斯韦尔和杰克逊.A.吉登斯（Jackson.A.Giddens）合写的导言外，分为九章，依次为：当下事务、宣传组织、战争罪行和战争目标、恶魔崇拜、胜利幻想、维系友谊、瓦解敌方斗志、宣传条件和方法概述、宣传成果。展江为该书撰写长篇译序《美国传播学的开山之作》。

作者运用社会学定性分析的方法系统地阐释了宣传在{dy}次世界大战中的组织形式、运作状况以及效果。拉斯韦尔认为，“宣传是反对一个交战敌人的行动中的三大工具之一”。“它……通过重要的符号……来控制意见。宣传关注的是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改变环境中或有机体中的其他条件，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朱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