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7月15日_Tir12343_新浪博客

  今年6月12日是我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提出了“文化遗产  在我身边”、“非遗保护,人人参与”等主题口号。然而近年来,在各地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中,在大拆大建的滚滚烟尘中,许多古老的文化遗存遭到破坏。近期,就有云南大理龙首关、广州西湖路骑楼、江苏镇江宋元粮仓等被拆毁的消息传来。以致有学者惊呼:我们身边的一些文化遗产,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日前,88岁的xx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一些地方的文物工作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开发轻保护,将文物资源作为普通资产纳入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对文物进行过度商业开发,造成极大损害。这类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警惕。

  近年来,一些地方一方面大量毁坏珍贵的文物古迹,另一方面又在大肆建造仿古建筑、炮制“假古董”、疯狂争抢名人故里等,“真文物遭殃、假文物吃香”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问题,表明在利益驱动、政绩冲动等不良因素影响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遭受着巨大冲击和挑战。

  如何xx当前文物保护工作存在的困境?怎样正确认识建设发展和文物保护的关系?在我国进入大发展大建设、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我们应树立怎样的文化遗产观?如何使发展和保护统筹兼顾,相得益彰?本期“时事观察”,将在这些方面作出思考。

  唐骏的“xx门”尚未关上,三聚氰胺奶粉又在甘肃等地重出江湖。与此同时,“你来我往”的学者抄袭事件,依然淹没在口水战中。

  类似事情已不是{dy}次。而在xx者的灰头土脸、围观者的吐沫口水后,还会不会有下一次?没人敢保证。

  可以看到的,倒是一些xx者的欲盖弥彰,以及部分拥趸们的宽容谅解:瑕不掩瑜,成功人士撒个谎算什么?当然,更有这样的群体心理:真是个倒霉蛋,比他夸张厉害的多了去了。

  于是,在“成功崇拜症”的社会思维里,在机会主义的论证方式中,一边是一些xx者“不幸”撞到枪口,一边却又是新的xx者重步后尘,甚至是同一xx者卷土重来。这些年来,从“纸馅包子”到“最毒继母”,从苏丹红到瘦肉精,从教授剽窃到院士抄袭,哪个不是在制造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杯具”?

  在有些人眼里,“xx”已经成为一个“去道德化”的东西,或者是一条略带风险的成功捷径。即便某个xx者栽了跟头,那也只是一则吸引眼球的焦点新闻、某人“身败名裂”的小概率事件而已。而这一过程中,“xx”作为一种逐利手段、黄金面膜,并没有从道德层面上被认真对待。

  难道不是吗?当我们聚焦于某一xx事件时,有多少人在宽容着身边的“假”、放逐自己的“真”: 小学生被引导写着虚假作文、大学生坦然地攒着毕业论文、会计师惯例地做着虚假报表、制造商谨慎地守着“吃不死人的”底线……就像孔乙己认为“窃书不算偷”一样,许多发生自己身边的xx行为,不仅没有被当做道德黑洞,反而在利益照射下闪耀着成功的光芒。

  而当xx成为普遍的“工具理性”、无伤大雅的社会选择时,我们又如何相信xx者会真诚地做出反思?又能指望多少人将之奉为前车之鉴?它又会助长多少xx者“被抓倒霉、没抓继续”的侥幸心理?

  多次看到国外商人因出售伪劣食品xx的报道,这样的方式未必可取,但它却传递出我们甚为匮乏的 “耻感文化”。这种文化不仅羡慕世俗的成功,更敬畏内心的道德。从这个角度,我们在批判某一xx者时,更应从社会宏观层面,反思功利的输赢文化,遏制“耻感文化”的失灵。否则,即便是痛打了某个xx者,改变的也只是局部的利益权衡,或者让后来者包装得更加精美隐蔽罢了。

  当然,对于某些xx者来说,“耻感文化”或许暂时不管用,这就需要同时把“畏感文化”建起来。既然xx是为了牟利,那么就需要一种“打假经济学”,通过惩戒机制让xx者得不偿失。

  此外,既然一些xx者有用武之地,比如假xx之于贪腐型报销,假xx之于潜规则提拔,那么就应该从腐败的源头抓起。既然一些xx行为与“审批不严”、“监管缺失”密不可分,那么就要在制度上堵住这些漏洞。

  在这个意义上,面对xx事件,我们在看到某个人身败名裂的同时,更要开启内心深处的道德律;换言之,它不仅是一种事实判断,更应真正成为一种价值判断,引导我们对身边每一次xx行为、每一个制度漏洞都保持足够的警惕。毕竟,一个只惩罚“倒霉蛋”的社会,是不会有真正的道德觉悟和规则意识的。

  农民工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劳动大军,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成为我国产业工人中活跃的生力军,是统筹城乡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

  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生长在农村,初高中毕业后进入城镇就业;也有随打工的父母在城镇长大的农民工子女。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普遍接受了初中、高中、中专或职业教育)、视野开阔(能从报纸、杂志、书籍、电视、手机、网络等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和信息)、易于融入城市(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接受城市生活方式)。也应当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对农村和土地没有强烈的眷恋之情,经历的困难相对较少,对可能遇到的挫折和挑战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诉求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向进城谋职、融入城市生活转变;由要求工资支付保障向要求参加社会保险转变;由要求改善住宿条件向要求提供公共服务转变。同时,他们的追求也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宿感延伸;由忍耐坚持向追求权益平等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自我价值延伸。

  年轻而有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未来10年—20年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是加快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加快劳动力要素流动、提高劳动力素质,即促进农民工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合理布局与转移、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以支撑产业结构升级和“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三难:就业难、融入城市难和维权难。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日益突出的区域流动、技工供需、产业分布的结构性矛盾。从中长期发展来看,我国城镇化率将从2009年的46.6%提高到2025年的60%以上,每年需新增转移约800万—1000万农村劳动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格局不会改变,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一是区域流动矛盾。东部沿海地区用工需求持续上升与中西部一些地区用工需求快速上升并存将成为发展趋势,使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区域供需不均衡成为突出矛盾。二是技工供需矛盾。企业对劳动者职业技能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对技工的需求快速增长,而目前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加过培训,技能水平总体偏低,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由此产生的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状况将成为一个时期内的突出问题。三是产业分布矛盾。目前,服务业正在成为继制造业、建筑业后吸纳农民工的第三大行业,仅家庭服务业每年就要吸收新增100万以上农民工就业。随着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城乡居民对家庭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产生约2900万个就业岗位,而目前全国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只有1500多万,还有1400万左右的缺口。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镇中面临技能偏低、缺乏住房和难以落户的障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仅占30%。这导致他们不仅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高,而且难以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和融入城镇。有些城市在农民工落户方面实施“高技能先落户、低技能后落户、无技能不落户”的政策,缺乏技能者只能成为城市过客,掌握技能者则优先被城市接纳。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缺乏问题是当务之急。一旦农民工掌握了技能,他们在城市面临的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随着就业稳定与收入增加,解决住房问题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基本需求。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农民工租住在地下室、工棚、集体宿舍或城郊小产权房,居住条件差,生活质量低,易于引发卫生、安全等问题,也存在夫妻两地分居带来的家庭和婚姻问题。难以落户是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为新市民的重要束缚。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带有很深的身份烙印,与之捆绑在一起的还有养老、医疗、住房、低保、子女教育等制度与福利的城乡差异。由于没有在城镇落户,新生代农民工很难在城镇安居乐业,往往难以享受城镇公共服务。众多农民工往返于城镇与农村之间,加大了其生活成本以及社会成本。

  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面临部分企业拖欠工资、小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和高危行业劳动条件差等突出问题。近几年,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等突出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仍有许多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尤其是农民工工资水平偏低,且有少数企业拖欠工资;小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并影响到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不仅从事着城镇大多数的“苦、脏、累、险”工作,而且一些高危行业和污染企业劳动条件差,职业病和工伤事故时有发生。由这些问题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较多。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应做到“十有”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融入城市有尊严地生活、基本权益得到有效维护,现阶段应做到“十有”。

  进城有工作。积极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发挥政府投资、重大项目建设对农民工就业的促进作用;发挥中小企业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作用;发挥大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稳定农民工就业的带头作用;发挥农民工创业的带动作用,促进农民工就业由“就业一人、增收一户”的加法向“创业一人、带动一拨”的乘法转变;发挥返乡农民工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拓作用;发挥组织劳务输出、培育劳务品牌、建设劳务基地对农民工就业的支持作用,促进劳务经济产业化。

  上岗有培训。制定新一轮农民工培训规划,实现培训就业一体化。到2015年,使有培训需求的农民工都能够得到1次以上由政府提供补贴的实用技能培训;建立政府农民工培训基本补贴制度和购买培训成果机制,推行培训券(卡)等办法,建设农民工培训示范基地,使农民工学到技能、领到证书、找到工作。

  劳动有合同。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积极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劳动管理办法。建筑、餐饮等流动性大的行业可使用简易合同,将大量通过亲朋好友介绍而达成的口头协议逐步转变为适用于农民工的简易劳动合同;对从事家庭服务业的农民工使用劳务协议;对使用农民工较多的劳务派遣企业作出专项规定。

  报酬有保障。采取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保障农民工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得到合理增加;建立便于企业操作实施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建立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欠薪应急周转制度,依法及时妥善处置群体性欠薪事件;借鉴国际欠薪治罪经验,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欠薪的惩戒力度。

  生产有安全。重点加强高危行业农民工的安全保障检查,维护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探索建立农民工职业安全联合执法机制,加大煤矿、易爆易燃、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农民工安全培训和监督执法力度,深入开展粉尘等危害治理专项行动,加强农民工职业健康监护。

  参保有办法。积极实施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稳步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率。针对农民工群体规模大、工资水平低、流动性强、经济条件有限、个人状况多样化等特点,不断完善社会保险政策以及险种、费率、保障水平、管理手段,为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作出相应制度安排;实施和完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保证农民工“不管到哪儿干,养老保险接着算”。

  住宿有改善。进一步改善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子女教育、疾病防控等公共服务。鼓励将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组织实施农民工标准化宿舍行动,由工棚向工房转变,有条件的向公寓发展;以输入地政府和公办学校为主,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做好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和计划生育管理。

  维权有渠道。推动使用农民工的单位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用“台阶低、语气和、调解柔、仲裁正”的办法处理农民工劳动争议,建立农民工劳动争议快速调解、简易仲裁“绿色通道”;持续打击坑骗农民工的非法职业中介和欺诈行为,开展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加大对农民工司法救济力度,充分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组织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的作用。

  生活有文化。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在农民工集聚地探索建立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为农民工提供一站式服务;实施“两看一上”工程,积极创造条件使农民工方便看报纸、看电视,有条件的能上网,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强农民工党团组织建设和党团员管理工作,引导和激励农民工中的党团员在促进就业、维护权益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发展有目标。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两个基本转变:一是从普通工人向技工转变,有条件的还可以向技师、高级技师发展;二是从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变。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农民工落户条件;促进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社区自治,营造理解、尊重和关爱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

  (作者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通读吴官正同志的新作《民贵泰山——山东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与思考》一书,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作者那份深切入骨的“爱民、为民、安民、富民”情怀。“爱民、为民、安民、富民”,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多办利民之事,善谋富民之策。可以说,这是对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的生动诠释。

  为民必先爱民。执政为民,首先必须深怀爱民之心、忧民之情。这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基本理念。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所以,xxx同志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特别是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这三个必须去的地方,是检验领导干部“情为民所系”的试金石。吴官正同志说,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满腔热忱、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让群众话有处说,理有处讲,冤有处诉,事有处办”。这四个“有”,是检验党员干部是否具有宗旨意识的重要标准。我刚到武汉时,曾利用xx走访基层群众。有一位住在危房中的农户告诉我:“不是今天盖不起(房子),是永远盖不起。”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不久,我们经过详细调查和分析论证,出台了《关于全市农村无力自建房户危房改造工作的意见》,并将此作为政府为民要办的十件实事之首。2009年5月30日,全市农村3903户无力自建房户危房改造任务提前半年全面完成,8731名特困群众在政府的全额资助下喜迁新居。

  为民方能安民。要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就必须强化群众利益至上的思想,恪守为民之责,多办利民之事。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吴官正同志到山东省上任的{dy}天,就提出要“每个星期都能阅批一些群众来信”。他说:“群众的日子过不下去,信访怎么能控制得住啊!”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凡是对群众有益、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事,即使再琐碎,也要不厌其烦地做好;凡是有损于群众利益、客观上可能引起群众不满的事,即使经济效益再大,也决不能去做。“群众利益无小事”绝不是一句空话。坚持执政为民,说到底就是要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解决好。近年来,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很多,漠视民意、损害民利和处理不当是导致此类问题的主要因素。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只有两个字:为民。只要多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以民为贵,让人民有尊严,社会必然能够和谐稳定。

  为民重在富民。民富则安。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善谋富民之策。科学发展观,{dy}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吴官正同志担任武汉市市长期间,恰逢武汉市获批为全国{dy}个省会大城市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市在改革之初就“谋富民之策”:{dy}个开放物价、{dy}个公开招标、{dy}个建立兼并市场等,使武汉市成为城市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排头兵”。在谈到自己的认识时,吴官正同志说:“发展地方经济要找准路子”;“要使我们的同志知道,经济增长尽管要付出代价,但要以极小的代价来取得xxx的增长”。时隔近30年,这些话对我们的工作仍然具有很强的启迪作用。

  当前,武汉市乃至湖北省正在抢抓实施促进中部崛起战略、“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重大历史机遇。这对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执政为民理念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阅读吴官正同志的《民贵泰山——山东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与思考》一书,无疑将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作者为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  

  不断增强紧迫感,是中央近年来反复向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的一个要求。何谓紧迫感?为什么要反复强调紧迫感?这需要我们紧密联系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来深入思考和把握。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所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从总体来看,机遇大于挑战。这是中央对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一个总体判断,也是中央反复强调增强紧迫感的根本出发点。本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备了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但在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机遇可遇难求、稍纵即逝。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增强紧迫感,及时发现机遇,准确把握和利用机遇加快发展,否则就很可能丧失机遇,丧失改革发展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国际上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同时,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这些都向我们提出了不容回避的挑战。有效应对挑战,同样需要我们增强紧迫感,及时发现问题并推动问题不断得到解决,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从具体内涵来说,紧迫感与三种意识紧密相连: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纵向比,我们xx有理由感到骄傲和自豪。但与此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在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深刻转型的同时,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难度不断加大,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与问题难以预测。在这种形势下,只有不断增强紧迫感,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负责、勇于担当,胸怀大局、着眼长远,踏踏实实地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和使命,才能有效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不断增强紧迫感,需要培养雷厉风行的工作态度和办事作风。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就会贻误发展机遇、影响发展进程。决不能因为心理压力加大就背上包袱、放不开手脚,甚至怨天尤人、放弃努力,而应当把压力化作动力,振奋精神、增强信心,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工作状态。当然,不断增强紧迫感,不等于急功近利、盲目冒进。决不能因为加快发展步伐就脱离实际,搞出种种“烂尾工程”、“豆腐渣工程”,而必须坚持求真务实、谋定后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努力实现决策和工作的科学化。

  现行的做法是由企业申报,由政府部门选项目、分钱,这不仅造成政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而且容易产生“政策失灵”。一方面,企业编个“故事”就能向政府要钱;另一方面,会造成“跑部钱进”、政企不分

  新兴产业往往产生于按传统分工的产业边缘。有些新兴产业将深刻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它的发展需要冲破传统分工的壁垒和既有管理体制的羁绊

       

  关键是培育创新能力,政府需营造适宜创新的市场环境

  记者:新兴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政府的工作思路是否应随之调整?

  陈清泰:是的。发展新兴产业是生产力提升的一次爬坡。这意味着我们要对长期熟悉的,以引进外资、技术模仿、接受产业转移、专注低端制造的经济活动进行升级。主要依靠自主技术来源、主要靠本国资本和主要以自己的力量,将创新的技术发展为先进的产品,进而实现产业化,并壮大为一个新兴产业。

  实现这一变革的关键因素是创新能力。政府要聚焦于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着眼于掌握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新兴产业就无从谈起。

  记者:政府该如何培养自主创新能力?

  陈清泰:新兴产业是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因此,政府关注的重点是能不能有效聚集创新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在当地能否发挥更高的效率。创新活动比任何其他投资对环境条件的要求都更加苛刻,人才、技术和资本等创新资源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每个城市可以招引全国、甚至全球的资源,但本地的资源也可能外流。而创新资源的流向,则取决于哪里有更加适宜创新的市场环境。

  记者:适宜创新的市场环境都包括哪些?

  陈清泰: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比如,当地的基础设施;公司创立和退出的方便性;大学的水平和教育发展程度;人员的素质和人才流动的灵活性;诚信环境和融资成本;风险投资、管理咨询、注册会计师等专业服务水平;技术和产权交易市场发育程度;当地经济活动与国际市场对接的程度;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政府监管的规制性、稳定性和透明度;政府的服务能力和行政效率等。

  如果能做到这些,就会使本地区成为创新人才聚集的洼地、技术创新的乐园、企业家创业的天堂、高科技创业公司的栖息地。

  技术突破后还需打破市场瓶颈,政府应多举措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记者:新兴产业突破技术门槛后,政府如何跟进?

  陈清泰: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突破技术这道“坎”后,接踵而来的是涉及面更宽、更为复杂的产业化瓶颈。新兴产业技术还不完善、生产尚未达到经济规模、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还跟不上、商业模式不成熟、市场认同程度低,往往会遇到信任瓶颈、资金瓶颈、制度瓶颈和市场瓶颈。

  有些技术和产品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良好前景,但产业化初期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却明显的“不经济”。如果没有国家强力政策措施的助推,可能会因无法克服产业化瓶颈而夭折。例如激光、半导体等,在研发阶段我们还能大体跟上世界水平,但进入产业化阶段我们就败下阵来,接着就是引进、再引进。

  记者:政府怎样做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陈清泰:政府不能去直接帮企业开拓市场,但可以发挥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相关政策大体可分为四类。

  一是引导和规制性政策。组织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把握产业发展方向。制定专门规划,将某些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组织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在技术相对成熟时,及时组织制定技术标准、筛选技术路线、组织探索商业模式的作用。

  二是激励性政策。在新兴产业发展初期应放开市场准入,这对新的进入者是{zd0}的支持。为新兴产业和创新产品打通市场出口,如政府采购,这是对创新企业{zd0}的激励。此外,应实行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政策。

  三是约束性政策。应提高资源税,使其反映资源稀缺的程度。改革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使其真实反映供需关系。制定和实施强制性能耗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并从严执法。制定碳排放税政策并及早向社会公告。

  四是保障性政策。鼓励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必要时提供投资补贴,帮助解决产业化初期融资难的问题。由政府主导规划和组织市场力量建设相关基础设施、政府补助进行“示范工程”等。

  财政资助须改进方法,创业板上市应逐步由核准制改为注册制

  记者:在发展新兴产业中,政府的财政支持不可或缺。您的观点是什么?

  陈清泰:在一些重要产业的关键环节面临升级突破的关键时刻,需要政府以足够力度的资金和政策投入。

  财政支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财政资金直接投入。主要用于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研究等。二是支持扩大企业研发资金来源,鼓励社会资金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研发活动的资助。三是竞争前的研发补助和鼓励有社会效益的创新结果。

  以财政资金支持产业升级有两种选择。一是从生产、供应侧入手,支持创新的过程,改进技术和产品的供给;二是从消费、需求侧入手,支持创新结果的应用。

  记者:您认为财政支持的重点应放在哪个方面?

  陈清泰:财政资金支持的主导方面应更多体现“竞争前”、“补需方”和公平公正的原则。我们擅长做的是“补供方”。现行的做法是由企业申报,由政府部门选项目、分钱,并对成果进行评估、鉴定、表彰,这不仅使政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而且容易产生“政策失灵”。一方面,企业编个“故事”就能向政府要钱,从而得到“寻租”获利的机会;另一方面,会造成“跑部钱进”、政企不分。

  记者:融资难是新兴产业面临的共性难题。这方面政府该如何做?

  陈清泰:目前,面对日益活跃的创新活动,投资基金、管理咨询、上市退出通道等创新活动的保障条件都显不足。为此,政府应实施鼓励创业投资发展的政策,大力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满足新兴产业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层次的需求。此外,完善的退出通道可以有效引导资本流入。在完善规制、有效监管情况下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对创业板,应抓紧研究将目前的上市核准制改为注册制,较大幅度地增加上市企业数量,真正发挥创业板的作用。

  防止企业因“婆婆太多”错失发展良机,行政性垄断须逐步打破

  记者:我们在采访一些属于新兴产业的企业时,负责人常因“婆婆太多”而慨叹。

  陈清泰:新兴产业往往产生于按传统分工的产业边缘。有些新兴产业将深刻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其发展需要冲破传统分工的壁垒和既有管理体制的羁绊。

  记者:政府应该如何xx体制性障碍?

  陈清泰:主要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改革不适应新兴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当前,在发展新兴产业中,当体制性障碍出现时,首先要打破部门和地区的分割及利益局限,加强国家层面的统一领导和协调;必要时,应当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监分离的原则调整管理体制。

  二是打破行业垄断。垄断往往产生反技术进步的倾向。为防范所谓“政治风险”,一些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在本系统内部交易,或买国外的技术和产品。在购买民营企业技术和产品方面,实际上存在着交易壁垒。国家科技投入也更倾向于国有企业。很多专业领域的创新出自于民营企业,但最主要的用户却是垄断性大企业。处于垄断地位的用户由于没有降低成本、改善服务的压力,往往对本国创新产品缺乏采购意愿。有些非常有前景的创新一旦被垄断企业拒绝,很难或不可能有其他公司采纳。这就意味着这项创新就此胎死腹中。

  行政性垄断领域过多,会挤压创新活动的空间。应从非xx垄断领域开始,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打破垄断、促进竞争。这是新形势下解放生产力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新兴产业能否发展的一个关键。 

上半年交通运输业增长较快

  本报北京7月14日电 (记者陆娅楠)交通运输部14日公布上半年交通运输业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生产总体增长较快。全社会完成公路货运量114.5亿吨,同比增长15.5%,全社会完成水路货运量17.5亿吨,同比增长16.7%。据重点联系企业统计,公路货运量中工业原料所占比重明显提高。1至5月份,工业原料占货运量比重达39.3%,比去年同期提高了7.5个百分点。

  水路货物运输量大幅提高。上半年,水路货运量较去年同期加快14.9个百分点,月度增速从3月份的11.7%加快为6月份的17.3%,并呈逐月加快态势。长江干线通道承载量显著提升,船舶呈现大型化趋势。

  民航运输和邮政业务保持较快发展。1至5月份,民航完成客运量10447.7万人,周转量1586.3亿人公里,同比增长16.5%和20.3%。完成货邮运输量220.5万吨,周转量68.8亿吨公里,同比增长40.8%和61.4%。上半年,邮政业务总量完成930亿元。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39.0亿吨,同比增长18.9%。规模以上港口煤炭及制品吞吐量同比增长28.6%,主要货类吞吐量高位运行但增速放缓。国内市场钢材价格出现下跌,铁矿石吞吐量增速逐月放缓,上半年铁矿石吞吐量同比增长17.4%。月度增速由1月份的41.6%放缓至6月份的7.9%,其中5月和6月外贸进港吞吐量同比减少7.0%和3.8%。

  上半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完成公路水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066.7亿元,同比增长21.4%。高速公路建设完成投资2773.7亿元,同比增长41.6%。内河建设完成投资138.1亿元,同比增长10.1%。

各大机构看多时,黄金价格突然向下盘整

  2010年上半年,黄金再次一枝独秀,屡次创出新高。正当各大机构继续看多黄金之时,近期黄金突然向下盘整,围绕每盎司1200美元大关展开激烈争夺。下半年黄金走势是否生变?又是什么让金价如此上下两难?

  黄金下跌出乎意料,但上涨动能没有减弱

  2010年上半年,黄金继续站上1200美元历史高位,国内金价猛涨12.5%。但进入7月,黄金却突然出现调整,国际现货黄金价格上周五在纽约市场创出5月24日每盎司1175.98美元以来的新低。

  中国黄金投资分析师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周洪涛认为:“这轮黄金下跌有点出乎投资者意料,但还是在情理之中。黄金上涨动能并没有减弱,近期黄金消费地区的消费增加也将成为利好。”

  “黄金基本面还是没变,黄金作为{wy}的非信用资产,xx硬通货的独特地位还将继续发挥,牛市不会就此结束。”大陆期货分析师施梁认为。

  相比于金价短期起伏,更应关注的或许是美元与黄金微妙的关系变化。黄金业内专家、兴业银行分析师蒋舒认为,由于国际上黄金以美元计价,所以正常情况下,金价和美元应该呈负相关,即美元跌、金价涨。“但近几个月来,随着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黄金出现了与美元同起同落的态势。而目前金价的趋势主线仍将回归黄金美元反向关系。”

  “美元黄金这种关系变化,也许是投资者最需关注的,未来美元的走势,又将主导金价,投资者视线可以逐渐从欧洲转向美国,而国内金价基本也是紧跟国际金价,难以走出独立行情。”蒋舒说。

  技术上短期仍有下跌空间,7月末可知金价走势

  随着金饰需求旺季临近,不少分析评论将金价出现新高的希望寄托在全球金饰需求旺季上,但这样的预估也许并不可靠。

  蒋舒分析,从技术上看,短期内金价仍有窄幅的下跌空间,1200美元关口可能再次失守。“前期由于欧债危机节节走高的美元未来有着技术性回调的压力,此时黄金与美元反向关系的恢复将使金价受美元影响下跌后温和回升。”

  专家认为,近期决定金价走势的关键数据是7月末美国二季度GDP数据的发布:如果美国GDP数据坏于市场预期,那么结合欧债危机的全球经济忧虑将上升,这会刺激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的避险需求,推升美元而对金价形成打压。“年内金价可能再创出每盎司1300美元附近的历史新高,但未来趋势仍难以把握,主要看美元表现。”  

  (新华社记者  陆文军)  

今年上半年,厦门市思明区的房地产税收减少5700万元,财政总收入却同比增长15.76%

  阅读提示

  厦门市的主城区——思明区,房地产业占税收比重从2007年的近50%,下降至去年的32.7%,今年上半年下降到27.12%。

  {zx1}出炉的数据显示,思明区今年上半年在房地产税收减少5700万元的情况下,财政总收入却增收6.9亿元。

  降,有其客观原因,是“被动”的降。升,则是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是“主动”的升。

  地方财政靠什么?在一降一升中,思明区变被动为主动的过程给人以启示。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zx1}出炉的两组统计数据耐人寻味:今年上半年,房地产销售下滑47.3%,税收减少5700万元,而财政总收入却增收6.9亿元,同比增长15.76%,总量达50.7亿元,创历史新高,继续雄踞福建省区县财政总收入的xx。

  “这一升一降说明,城市主城区的发展并不一定要依赖房地产业,只要切实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下功夫,同样可以又好又快地发展。” 思明区委书记郑云峰说。

  不卖地,出路在哪里?

  从“卖地赚钱”到“以地生财”

  虽然是厦门市主城区,近几年,思明区却在经济发展上遇到了诸多困难:由于地域狭小,36家较大企业纷纷外迁;原来作为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随着土地供应减少,失去了发展空间,加之宏观调控,楼市成交量下滑,房地产业占税收比重从2007年的近50%,下降至去年的32.7%,今年上半年又下降到27.12%;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2005年以来,市里在思明区投资的重点项目数量和投资额下降到全市总量的10%以下,今年更是分别下降到7%和5%。

  不靠房地产,思明区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思明区拥有厦门大多数黄金地段和秀丽景观,而且随着海西经济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内外大机构、大企业纷纷来此抢滩。谁能做足发挥区位优势的文章,谁就掌握了发展思明区的“金钥匙”。

  发展总部经济,便是思明区发挥区位优势的突破口。

  位于厦门本岛东部,与金门岛隔海相望的观音山,空气新鲜、风光旖旎。观音山国际商务营运中心的开发,让观音山的知名度在国内外迅速提升,现在已成为吸引各类企业营运中心的强大吸附器和推动厦门商务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助推器。

  据负责观音山开发、建设、管理的厦门市开元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立扬介绍,观音山国际商务营运中心一期11栋写字楼已全部交付使用,已有200多家总部类企业入驻。2009年,观音山片区企业纳税额已超8亿元人民币,今年1—5月片区内企业纳税额已近5亿元人民币。

  观音山的成功开发,正是思明区可持续发展科学理念的生动反映。摒弃以往“卖地赚钱”的一竿子买卖,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合理确定销售价格,引进企业,培植长期税源,实现区域繁荣。这种“以地生财”的发展思路迅速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统计表明,思明区现有总部企业210家,今年上半年提供税收约13.77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27.2%。

  商贸服务业是思明区的传统强项,中山、富山、会展三大商圈在不断建设中,辐射力持续扩大。上半年,商贸业税收比增49.81%,宾馆酒店税收增长32.05%,其他服务业税收增长29.85%,成为拉动该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新经济增长点的不断涌现,思明区初步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又有所上升,超过了80%。

  工业,还要不要?

  从传统工业到高新技术产业

  厦门岛寸土寸金,工业发展空间有限,城区运营成本增加,大批工业企业外迁。

  思明区还要不要工业? 

  回答是肯定的。

  但思明区要的是高附加值、高效益、低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思明区“7+1”产业发展规划中,“7”全部是第三产业,{wy}的“1”便是以光电、软件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

  在光电子产业方面,思明光电基地是“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产业化基地”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进驻基地企业相继投产,初步形成了以三安光电、华联电子、巨茂光电、光莆电子、信达光电为主体的半导体照明和光伏产业集群。其中三安光电公司拥有数百台国内外{zxj}的LED外延生长和芯片制造设备,拥有年产外延片45万片、芯片150亿粒的生产能力,产能规模居全国{dy},占国内总产能的58%以上,已成长为我国半导体照明工程xxxx。

  在软件业方面,思明区形成了以东南融通、亿力科技、精通科技、中资源、精图信息等高新技术企业为主导的软件企业群体,一些主导的软件产品和互联网服务已达到国内{lx1}的技术水平。另外,随着厦门软件园建设进展,思明区引进了台湾西基、华幼网、香港西游童话以及奇域科技、御风行、大拇哥动画、大雅xx、信烨动漫、嘉影动画、风云动画等动漫企业进驻厦门软件园动漫区。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思明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2009年,思明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15家,占全市的1/4。今年1—5月,思明区高新技术企业完成生产总值35.93亿元,同比增63.2%,其中光电产业完成生产总值14.1亿元,同比增115.6%。

  旧厂房,怎么办?

  从旧厂房到文化创意基地

  工业企业大量外迁,留下的旧厂房、旧仓库怎么办?

  思明区的做法是:鼓励企业把旧厂房改造成文化创意产业基地。这些厂房,或者由原企业加以改造,出租给文化创意企业;或者由新的企业整体租赁后加以改造,政府帮助招租招商。所有入驻企业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装修费补贴。

  原本破旧的厂房,经过艺术设计者的精心雕琢,摇身一变成为专业性文化产业园区,化腐朽为神奇。

  厦门牛庄最近越来越出名。这里原先是工业厂房,过去机器日夜轰鸣,现在已变身为几幢奶牛斑纹的大楼,楼里摆放着148头牛形雕像……负责园区改造的厦门根深智业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相关人士介绍说,牛庄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预计投资4500万人民币,将打造成两岸时尚创意设计产业流通集散地及文创产品终端销售专业市场,集“旅游、文化、商业、办公、教育”五大功能为一体,将建设一个文创专业市场街区、一条文创街、一场文创演出、一个文创培训基地、一个创意时尚发布中心。

  在曾经是大型工业厂区的武夷工贸,园区里的6幢商务楼驻扎着40多家大型企业,其中八成属于创意设计类企业,商务区汇聚了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创意设计、服务设计、景观设计等设计类企业,其中不乏七匹狼、浪漫宣言等xxxx。

  把龙山工业区改造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更是大手笔。改造的建筑面积达21.8万平方米,将建成福建省规模{zd0}、档次{zg}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目前,厦门LED促进中心已入驻,将搭建xx潮流的照明应用设计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逐步建成海峡两岸和国际化的照明设计人才交流合作与创业的集聚地。

  如今,在思明区,越来越多的旧厂房、旧仓库变身成为创意产业集聚区,源源不断创造出“绿色” 财富。而思明区委区政府正在研究更加优惠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扶持文化创意产业。

  如何让城市主城区摆脱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同时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厦门市思明区交出了一份自己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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