绮梦方酣誉盛时，如磐风雨泯真知。
关中沃野留余烬，塞外残阳泣旧诗。
空有壮怀难济世，独行秋夜好闻棋。
流光似水无痕去，转瞬楼头赋远思。

    这首回顾xx之灾的诗，是我七律组诗《人生十五韵》中的第四首。

    1967年4月——5月，重庆对立两派开始用钢钎、铁棒、xx搏斗。

    同年6月5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组织发生武斗，持续了三天。全市两大派先后派出数千名武斗人员前往支援，揭开了重庆市常规武器大战的序幕。

    重庆的嘉陵机械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械厂、长安机器厂等均属兵工厂，动乱中大批武器外流，使重庆受武斗破坏极其惨重，堪称全国之最。

    从1967年7月到1968年7月，大规模武斗除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轻机枪外，还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

    在这期间，望江机器厂武斗人员，用高射炮击沉了重庆军分区的交通艇，自此长江、嘉陵江两大河道被强行封航达40余天。这些人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长江舰队”，沿长江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并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击沉船只3艘，打坏12艘。并向驻厂xx指挥部发动攻击。

    在这期间，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被武斗组织伏击，打死1名处长，打伤5人。

    1968年3月，重庆市四周专县武斗剧烈。

    4月，长安机器厂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坦克、大炮等，工厂被炸成一片废墟，死伤人员无数。市消防大队前往现场救火，竟遭枪击，9人死于非命，30多人倒在血泊中，3辆消防车被打坏。

    当时的“{zg}指示”特别多，一会儿“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一会儿又是“文攻武卫”，两派便各取所需地把这些指示作为自己发动武斗或责备对方的理由。

    我的母校重庆29中（当时被改名为“革命造反战校），对立的两派里，付出生命代价的都是我的同学、校友。校内的“xxx主义战斗团”，仅据我所知就死了八个——高三的张光耀、高一的孙渝楼、余志强、初二的欧家荣、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初一的杨武惠。

    余、欧、唐、李、崔、杨是在一次帮本派一组织的指挥部搬家时被对立派打死的，开枪者竟然是可以当这些死者大叔大伯的人！所谓的“信仰”使其能毫不犹豫地把枪口对准这些跟自己子女年龄相当的孩子、扣动扳机！当时是夏天，他们死时，有的嘴里的冰糕还没化完。

被赶出校门的“红一方面军”，我知道武斗中死的有胡庭荣、李永和、曾令荣、颜继禄。除颜是高一的外，胡、李、曾都是高三的。

    唐明渝，一个能歌善舞的女孩，圆圆的脸、高高的个子。胡庭荣，一身补丁衣服的工人子弟。李元秀，瘦瘦的脸庞、调皮的眼睛眨个不停。颜继禄，一副眼镜使他显得格外斯文。李永和是个大块头，听说他是独子；他母亲在临江门一个糖果店当售货员，好像有只手臂有残疾。张光耀、曾令荣都偏瘦。孙渝楼、余志强都是白面书生。这些活生生的面孔，以往在学校里常常看见，一下子突然就没了。张光耀、李永和、胡庭荣都是我父亲的学生，得知他们的死讯，父亲心情极为沉重，几天都没说话。

    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xx”的狗崽子，我们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在“外围”转了几圈，觉得厌倦，1966年底“串联”回来就当起了“逍遥派”。作为旁观者，我感觉两派校友当时都非常虔诚地认为自己是在保卫xxx的革命路线、都痛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对方。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都曾经是或朴实、或聪慧、或活跃、或勤奋的学生，有的才华横溢，有的驰骋赛场，有的擅长社会工作；突然间剑拔弩张、横眉相向，与对方势不两立。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当时非常困惑。

    我曾亲眼看见长安机器厂炮轰外贸大楼的情景。位于嘉陵江北岸的长安厂，当时被“反到底”派控制；与之隔江相对的外贸大楼当时是“八·一五”派的据点。1968年夏的{yt}，江对面突然响起隆隆的炮声，紧接着听得有人喊“长安厂xx啦”！我家在嘉陵江南岸的马鞍山，位于外贸大楼以西，直线距离约一两千米。站在山坡上，只见一串串红亮的炮弹箭一般直射外贸大楼。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听说因为外贸大楼离解放碑太近，附近还有一个医院，为避免伤及太多建筑，炮弹中的雷管是去掉了的。即便如此，武斗结束后，人们所见到的外贸大楼和附近的房屋已处处弹孔、面目全非。

    重庆的武斗持续到1968年8月。

    在这一年多里，重庆的老百姓成天胆战心惊，农民不敢进城卖菜，商店一过中午就关门，下午街上几乎没有行人。物资匮乏，家家都准备了咸菜，以防买不到蔬菜好对付一段时间，有几个月甚至出现了{qg}盐、米、煤的风潮。一到傍晚，就听见枪炮声、子弹掠过屋顶的呼啸声，有时还看见天边的火光。我们家周围有两派的据点，晚上父母和邻居们都用棉絮把窗户蒙上，不让灯光透出，以免被某一派误认而开枪射击。

    在这一年多里，无数居民住宅被炮弹击得千疮百孔，除大批武斗人员死亡外，市民、农民伤亡者难以统计。曾听说嘉陵江大桥上有一位进城收潲水的农民，因肩上扛的扁担被远在体育馆的武斗人员从望远镜里误看成是枪，不问青红皂白打死在大桥上。街道上经常有被冷枪飞弹打死的无辜居民，有的甚至是买菜的老太太。

    在这一年多里，随时都能听到各派据点里传出的哀乐声，有时甚至彻夜不停。听着这凄凉的哀乐，心里想着，又不知哪家的儿子或女儿没了。彻夜难眠。

    直到xxx总理这年8月下令“重庆不能再乱下去了”，重庆的两派才解除武装、解散组织。此时的山城，早已是满目创痍，处处废墟。

    这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吗？到底资产阶级在哪儿？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社会的前途在哪儿？那些在武斗中横冲直撞的、伤残的同龄人的前途在哪儿？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失去父母的孩子的前途在哪儿？我的前途在哪儿？我极度茫然。

    1968年11月，我跟同学到市体育馆合影。阴霾笼罩的天空下，杂草丛生的角落里只见一堆堆荒冢，分外凄凉；那简陋的墓碑上仅留下几个熟悉的名字。xx结束后，这里的坟墓被勒令拆除。而今这些赤子的遗骨不知安息在何方？

    2005年10月，我陪外地来渝的知青朋友到沙坪公园，探访了那里的红卫兵墓，并找到了我那些早逝的校友的长眠之地。人迹罕至的路径布满青苔，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十几岁，除了亲人每年来祭拜，还有多少人能记起他们？！

    现在想来，所谓武斗，既不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也不是xx暴政、反抗剥削压迫的揭竿而起，其实就是中华民族骨肉同胞在冠冕堂皇的口号煽动下xxxx的一场混战。它制造了无数个不该发生的家庭悲剧，让无数本来不该结束的生命过早戛然而止，让本来应该更加精彩的人生落下遗恨与伤残。这样的混战，还会重演吗？还会改头换面以别的方式重演吗？！

    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写的一首《鹧鸪天》：

    早岁心期与愿乖，逃名无术接洪崖。

    浮萍江国生如寄，枯木形骸死未埋。

    人化去，鹤归来，燎原劫火剩残灰。

    屠龙岂是千秋业，风雨年年只钓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