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塘村:一个诗人的乌托邦     

    就像一提起叶赛宁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康斯坦丁诺沃，一提起江非就和平墩湖联系起来一样，当我们试图谈论徐俊国诗歌的时候，也很难避开“鹅塘村”这三个字。作为诗人{zh1}的精神家园和永恒的抒情母体，他们的相同之处或许就在于都是因为诗歌让我们记住了他们村庄的名字。所不同的，前两者是诗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而“鹅塘村”却是徐俊国在自己的诗歌版图上构建的一个时光村落。按我们东方的审美标准和艺术情趣来说，这和孔子做周公之梦是一个道理。如果说孔子浮海居夷是句赌气话，那么徐俊国是不是想在“鹅塘村”达到以退为进的效果就不得而知了。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社会生活极不理想，所以孔子成为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到了21世纪的今天，虽不至于礼坏乐崩，但社会越来越物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怜那么多的人被眼前的一点点利益蒙住了眼睛，剩下的只有目的。是啊，我们都太精于算计了，太斤斤计较了，恨不得手中时刻拿着一把游标卡尺。人生哪里还有一点点浪漫可言，生活哪里还有一点点诗意可言？

    我和俊国从小在齐鲁大地出生，在礼仪之邦长大，孔孟思想对于我们的影响那是肯定不小的。我因此获得了对另一个诗人的理解，“鹅塘村”其实就是诗人在现实社会的乌托邦，那里藏着一个诗人所有的梦想与尊严。在那里，诗歌就是我们的法律，诗人让我们共同遵守善良的公约，让我们学会向一棵小草道歉；在那里，一头老牛、两只蜜蜂和一群蚂蚁都是鹅塘村的村民，都会背诵小学生守则；在那里，可以随便抓一把时光给灵魂打个补丁，可以把人世间最干净的词语都收进乡村词典------我曾问过俊国，知道他出生和长大的那个村子真正的名字叫“小城西村”。这样以来，诗人就有了两个家，一个家是他的出生之地，一个家是他在自己的心里建造的鹅塘村。“诗人的写作就是在这两个家之间奔跑和追索，不可能离开，也不可能回去，你此刻在家就永远在家，你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谢有顺语）。

    其实，在现在这个行色匆匆的世界里，你要学会跟一只蜗牛练习跑步才不至于掉队，要找到一处精神栖息之地才不至于迷失了自己。我相信，俊国的每一次写作既是一次精神的远游，也是一次灵魂的回家。他虽然住在平度市，但他的根却始终扎在乡下。他就像一只误飞进城市的麻雀，小心翼翼地在高楼和大厦之间觅食。五彩的霓虹射灯、林立的时装模型和闪光的商品橱窗也许给他带来了短暂的快感，但又很快被随即而来的茫然和无所适从所代替。他的目光曾多少次穿越楼层，跟随“一只小小的蚱蜢”飞回鹅塘村的一片庄稼地里。他在城里生活的时间越长，他的心就走得越远，他的心走得越远，他回家的渴望就会越来越强烈。最终还是诗歌使俊国警惕地与城市保持了一小段距离。俗世生活没有使他找到成功的感觉。他甚至无法像一个新兴市民一样在城市宽阔的马路上真正悠闲地漫步。这表明诗人并不是一个在时光的村落里闲逛的人。他是焦虑的，且深藏着忧郁。他是矛盾的，始终保持着一种对时代思考的紧张感。这就使他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悖论的诗歌立场上：即肉体生活在城市，灵魂却一刻也没在这里呆过，而是梦一般游荡在乡村。而这个“乡村”也不是现在的乡村，它是深藏在他童年和少年回忆里的，它的位置也许离心灵和天堂更近一些。

    这些年，我一直固执的认为，对于诗歌的热爱就像藏在我身体里的偏头疼，它和我若即若离却又须臾没有离开；它让我既痛苦又快乐，就像毒瘾一般没法戒掉。我想俊国兄弟肯定也是这样，在具体琐碎平庸的现实生活中，诗歌成为我们灵魂的{zh1}一道防护网，让我们尽可能地保持内心的干净。虽说生活在同一个省份，也都业余鼓捣点诗歌，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彼此的了解xx于刊物上博客上。{dy}次同徐俊国见面是2006年秋天。这一年我俩有幸成为诗刊社第22届青春诗会的同学，因为都没出过远门，就结伴去宁夏。一路上，他聊他的绘画我说我的茶叶店，彼此谈兴不错听意也浓。俊国的老婆常有电话打来，随时叮嘱他注意这注意那，细微之处让人心生艳羡，她甚至让俊国把手机给我，偷偷给我说：“邰筐，俺家俊国在家里还是个孩子，你在外面替俺多照顾着点。”有时是孩子在电话里抢着说话，我才知道他还有一对双胞胎女儿阳春和白雪，着实让我羡慕了一阵子。第二次是参加山东省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我们又一次成为同学。我们晚上溜出去吃烧烤，打个的士在陌生的城市里乱转。这样的时光实在让人怀念。我这个人懒散惯了，平日里较少和外界联系，和俊国的交往算是最多的。偶尔发个短信打个电话彼此问候一下。每到季节，俊国就会让平度至临沂的大巴捎来当地的樱桃或者大泽山的葡萄，我就给他捎点沂蒙老区的煎饼。这种关系不像诗友，倒像分隔两地的亲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