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谈起茅于轼近来那个引起舆论热议、被讽称为“茅房论”的建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表示：保障性住房也要注重品质和必须要满足基本的功能。这显然是直接针对茅于轼：保障性住房也不能没有厕所。(见3月29日《新京报》)

积极参与民间争论并勇于表达自己的态度，这是一个公共部门应有的作为，公共议题上刻意保持沉默只能伤害部门的公信力与xx性。强调保障性住房的品质，这也体现了政府在社会保障上的责任感和对保障房的理性认知：“保障”并不意味着低品质、低质量和功能不全，再多的问题，也不能让保障性住房缺乏最基本的功能，或让穷人住得不舒服或失去尊严。厕所是现代建筑和现代生活最不可或缺的基本设施，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没有厕所。

不过我觉得，住建部对“茅房论”的回应仅仅停留于很浅表的层次，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茅房论”的核心和深层问题，回避了经济学家和舆论在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关注。

一向坚持“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先生，为什么会提出这个看起来会伤害到穷人福利的建议呢？显然，并非茅老站在富人立场说话，他说得很清楚，是为了让富人看不上没有厕所的保障房，是为了防范“富人搭穷人的便车”和沾穷人的便宜住保障性住房——虽然这个建议并不明智，有“富人生病穷人吃药”之嫌，降低廉租福利并不会使富人失去胃口而只会剥离穷人的福利。但这实在是使保障房保持“保障属性”被逼出来的极端无奈之举，寄望于以“失去厕所”为代价为穷人换得更多的住房机会。面对权力的无耻和富人的贪婪，面对保障房一再成为权贵的盛宴，公众实在想不到更多的办法去遏制，无奈中只有寄望于“不设厕所”这种自虐、自残的手段。

所以，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保障房的品质，而在于保障房如何维持其保障属性而不至于被权贵通吃。“茅房论”的穷富争论只是问题表现的泡沫，核心在于舆论对“权贵通吃保障”的焦虑。有没有茅房那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只是引起争论的一个引子，大问题在于谁能拥有保障房。其实，舆论与茅于轼在“为了穷人利益”上并没有不同，都是为了保障房真正实现其保障功能。

所以，作为保障性住房的组织者、提供者和监管者，应该看到舆论在“茅房论”争论上的关键关注点，抓住争论的要旨，着重回应茅于轼对“富人占有保障房”的忧虑，而不是避重就轻地谈什么保障性住房的品质。毫不客气地说，住建部在保障性住房被权贵占有这个问题上是负有很大监管责任的，为什么开着宝马的能住上经济适用房，为什么官员能任意配置保障资源，为什么保障性住房很多时候失去了保障之公共属性，你们是怎么监管的？面对舆论的质疑，你们又将如何提供监管能力，避免开宝马车的住经济适用房这样的事情发生？当下{zd}的问题并不在于保障性没有品质，而在于穷人对保障房的可得性问题，在于住建部的不负责任让保障房没能保持其保障属性，舆论的所有争论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住建部该怎样回应“茅房论”，应该深切地反思自身在监管上的失职，而不是通过宣扬“保持保障性的品质”来进行自我表扬，将此当成一次炫耀政绩、自我标榜的机会。

作者系资深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