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枢·九针十二原篇》曰:“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 1]可见“气至”是针刺获得疗效的关键,“气至”与否也就成为针灸医者判断针刺疗效好坏与疾病预后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成为衡量针灸医师针刺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对“气至”一词含义的正确理解对针灸临床及理论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黄帝内经》一书中,有多处出现“气至”一词,其前后语义xx一致,无一处是指针下感觉。但目前针灸教科书及大多数针灸书籍中多将其解释为针感,结果导致在目前的针灸临床上片面追求“针下得气”及“针刺感传”,也就是所谓的“气至”。不仅使得患者倍感不适,致使接受针灸xx的人群逐渐缩小,而且严重者还会出现晕针等不良反应。然而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的腕踝针与腹针等针法,均不要求出现针感,但疗效却十分突出,由此也证明了“针下得气”及“针刺感传”并不是针刺取得疗效的前提条件。因此,以提倡“无创痛穴疗学”著称的魏稼教授,对目前针灸界认为是颠扑不破真理的“气至而有效”理论提出了质疑2]。实际上,在《黄帝内经》一书的原文中就有对“气至”一词清晰明确的解释,其本意指的是针刺前后脉象的变化,而不是我们目前所谓的“针下得气”。根据程门雪和裘沛然先生的治学经验,学习经典著作要专读白文,取原书的条文前后印证,综合理解分析,方可避免断章取义,但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如是才不会被后世学者的解释所误导,本文遵从此旨。
一、目前对《黄帝内经》中“气至”一词的通行解释
现代文献及教材多将《黄帝内经》中的“气至”一词解释为 “针下得气”或 “针感”,又称之为“得气”。其含义有二:一是指施术者针刺时手下的徐和或沉紧感也就是“如鱼吞钩饵之浮沉”的感觉,二是指受针者的主观感觉(即针感),如局部酸、麻、胀、重、触电、温热、凉爽、烧灼、虫行蚁走等感觉以及经气传导感。如河北医学院的《灵枢经校释》3]将《灵枢·九针十二原篇》这段文字解释为:“针刺时要等候经气的到来,气未至时要耐心等待,若针下得气就不要继续用针……针下气至即为有效。”在奚永江主编的《针法灸法学》4]中写道:“进针后施行一定的行针手法使针刺部位产生经气的感应,这种针下的感应叫做‘得气’,现代称为‘针感’。”邱茂良等主编的《针灸学》5]说:“得气亦称针感,是指将针刺入腧穴后所产生的经气感应,这种经气感应产生时医者会感到针下有徐和或沉紧的感觉,同时患者也会有针下出现相应的酸麻胀重等,甚或沿着一定部位向一定方向扩散的感觉。”
然而《黄帝内经》中所说的“气至”与我们今天教科书中所称的“气至”的含义是xx不同的。目前教科书中所称的“气至”的含义来源于元代窦汉卿的《标幽赋》:“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浮沉,气未至也,如闲处幽堂之深邃,气速至而xx,气迟至而不治。” 6]以至于后世针家多被其误导,一直影响至今。
二、《黄帝内经》原书对“气至”一词的解释
在《灵枢·终始篇》对“气至而有效”一语中的“气至”一词有明确的解释:“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夫如其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故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减,病必衰去。”
文中对“气至”一词解释得十分清楚,没有丝毫含混之处,那就是判断“气至”与否的{wy}标准就是针刺前后脉象的变化。针刺的疗效是通过补虚泻实来实现的,如果通过泻法,脉象虽然与原来同样大小,但变得不像原来那样坚硬了,这就是“气至而有效”的标志;如果通过补法,脉象虽然也与原来同样大小,但变得比原来坚实有力了,这也是“气至而有效”的标志。
也就是说,判断针刺疗效的好坏及其疾病的预后,不是根据针刺当时症状的缓解与否,而是根据针刺前后脉象的变化来判断的,如果脉象没有改善,只是症状有所减轻,实际上疾病并没有祛除;反之,如果针刺后脉象有了改善,虽然症状暂时没有缓解,但实际上病痛也会逐渐衰减的。在这里没有一句话提到“针下得气”之类的概念,所以说“气至而有效”一语中的“气至”一词指的不可能是“针感”。“气至”并不是施术者针下或患者的针刺局部感觉及循经感传,而是从针刺前后脉象的改善所做出的判断。正如黄龙祥先生所指出:“这里的‘气至’显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医者针下‘沉紧’感,或病者的针刺局部的酸麻胀痛感,而是对于针效的判断,其判断的指标是针刺前后脉象的变化。” [7]
对于“刺之而气至,乃去之”一语,在《灵枢·小针解篇》也有明确的解释:“气至而去之者,言补泻气调而去之也。调气在于终始一者,持心也。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者,络脉之渗灌诸节者也。所谓五藏之气已绝于内者,脉口气内绝不至,反取其外之病处与阳经之合,有留针以致阳气,阳气至则内重竭,重竭则死矣,其死也无气以动,故静。所谓五藏之气已绝于外者,脉口气外绝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输,有留针以致其阴气,阴气至则阳气反入。入则逆,逆则死矣。”
即“气至”是指通过针刺补泻而使人体达到的“气调”的良好状态。“补泻”即“已补而实,已泻而虚。故“气至”也是“气调”的同义语,而不是指今人所谓的“针下得气”。与“气至”相反的机体状态就是“气不至”,具体地说也就是“脉口气内绝不至”和“脉口气外绝不至”,也就是通过脉诊来判断五脏之气的盛衰,然后而决定针灸的xx法则。由此可以证明,这里的“气至”与否,也是通过诊脉来判断的。
三、《黄帝内经》中有多处出现“气至”一词
《灵枢·九针十二原篇》曰:“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浊气在中,清气在下。故针陷脉则邪气出,针中脉则浊气出,针太深则邪气反沉,病益……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 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气至而去之。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 该文在“气至而去之”紧接其后,又马上强调指出“凡将用针,必先诊脉。”唯恐术者忘记诊脉而盲目施针。
在《灵枢·终始篇》对“气至”一词有着的详尽的解释,文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多次强调脉诊在针刺前后的重要作用:“谨奉天道,请言终始,终始者,经脉为纪,持其脉口人迎,以知阴阳有余不足,平与不平,天道毕矣……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而补足厥阴 ……脉口一盛,泻足厥阴而补足少阳……凡刺之道,气调而止,补阴泻阳,音气益彰,耳目聪明,反此者血气不行。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泻而虚,故以知谷气至也。邪气独去者,阴与阳未能调,而病知愈也。故曰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减,病必衰去矣……三脉动于足大指之间,必审其实虚,虚而泻之,是谓重虚,重虚病益甚。凡以刺此者,以指按之,脉动而实且疾者疾泻之,虚而徐者则补之,反此者病益甚……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脉实者,深刺之,以泄其气;脉虚者,浅刺之,使精气无得出,以养其脉,独出其邪气。刺诸痛者,其脉皆实……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气,形肉未脱,少气而脉又躁,躁厥者,必为缪刺之,散气可收,聚气可布。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不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
从文中可以看出,所谓“气至”与否,其判断标准主要是针刺前后脉象的变化,这与前文的“凡将用针,必先诊脉”的xx原则是xx一致的。其中的“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一般针灸书籍多释为针刺者手下的感觉,其实这里所描述的还是脉象,这是对其前面的文字“以指按之,脉动而实且疾者疾泻之,虚而徐者则补之”的解释与说明,“紧而疾”是指“脉动而实且疾者”,其为“邪气来也”,故当“疾泻之”;“徐而和”是指“虚而徐者”其为“谷气来也”,故当“补之”。而其后的“脉实者,深刺之,以泄其气;脉虚者,浅刺之,使精气无得出,以养其脉,独出其邪气”。则是论述具体的针刺方法与治病机理,其语意是前后连贯的,若释成针刺者手下之感则与原文前后语意不符。而且“邪气来也紧而疾”中的“紧”字,在《黄帝内经太素》中作“坚” [8],显然指的是脉象而非针刺时手下的感觉。
另外,针感的产生除了患者的敏感程度及提插捻转的强度外,针刺深度也是关键的因素之一,而文中的“针太深则邪气反沉,病益” 《灵枢·小针解篇》解释道:“针太深则邪气反沉者,言浅浮之病,不欲深刺也,深则邪气从之入,故曰反沉也。”显然是不主张深刺的。而“浅而留之,微而浮之”的针刺方法,也显然不易出现“针下得气”的针感。如果此处的“气至”是指“针下得气”的话,如果要达到“气至乃休”的要求是很难的。因为此处用的是“缪刺”之法,“缪刺”所治之病为络脉之病,当然“浅而留之,微而浮之”即可,不需要太强的刺激,当然也就不容易出现“针下得气”的感觉,所以此处的“气至”指的也不是针感。
文中的“谷气至”又是指什么呢?让我们再看看原文。“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泻而虚,故以知谷气至。” 而紧接“谷气至”其后的这段文字,与“所谓气至而有效者”之后的那段文字竟然几乎一字不差(只差一个语气词“矣”):“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减,病必衰去矣。” 由此可见“气至”实际上也就是“谷气至”缩语,
那么又如何得知人体的虚实呢?在《灵枢·小针解》对此有明确的解释:“所谓虚则实之者,气口虚而当补之也。满则泄之者,气口盛而当泻之也。”关于此处“气口”含义,王冰注曰:“气口则寸口也,以寸口可候气之盛衰,故云气口。”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证明,“谷气至”并不是施术者针下或患者的针刺局部感觉及循经感传,而是从针刺前后脉象的变化而做出的判断。文中后面出现“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的脉象也正好与此相互印证,说明只有“徐而和”的脉象才是“谷气至”,也就是“气至”。
在《素问·离合真邪论篇》写道:“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时大时小……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以至,适而自护。”从文中可以看出,这里是从寸口脉来判断经脉状态的,这里所描述的是针刺之前的“邪气来也紧而疾”的病理状态。
从事针灸临床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般刚刺入时针感会比较强,随照时间的流逝,针感就逐渐减弱;但脉象的改善正好相反,随着留针时间的增加,脉象也会逐渐改善。所以这里的“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以至,适而自护。”显然指的是脉象的变化而不是针下的感觉,另外,既然要求“静以久留”而且要“不知日暮”,中间就不可能时常去通过针刺手法体会针感,但诊脉还是可以的。故针刺后“气至”与否亦当从寸口脉来判断。
四、“凡将用针,必先诊脉”是针刺xx的基本原则
“凡将用针,必先诊脉”是《黄帝内经》一书中针刺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是因为“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现五藏有余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素问·脉要精微论》)
在《黄帝内经》中有诸多文字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兹举例如下。《灵枢·逆顺篇》写道:“气之逆顺者,所以应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也。刺之大约者,必明知病之可刺,与其未可刺,与其已不可刺也。……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故审脉是用来判断气血的虚实盛衰及针刺与否的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手段,是针刺的基本原则。
在《素问·离合真邪论篇》中,更反复强调诊察 “三部九候”之脉盛虚对针刺的重要性:“不知三部者,阴阳不别,天地不分。……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脉之处,虽有人过且至,工不能禁也。……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长久。”除此之外,该篇还强调了要
在针刺之前要抓住邪气来临的时机循按经脉,以判断邪气是否到来,必须“待邪之至时而发针泻矣,若先若后者,血气已尽,其病不可下。”这是因为如果“候邪不审,大气已过,泻之则真气脱,脱则不复,邪气复至,而病益蓄。” 何以知邪气至否?必通过诊察“三部九候”经脉而得知:“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从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该篇还强调了在针刺行补法之前除“必先诊脉”外,还应“必先扪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门,以闭其神。”然后再行针刺,“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以至,适而自护。”只有如是去做,才能取得理想的疗效。[9]
《灵枢·禁服篇》用大量篇幅论述“寸口”、“人迎”脉间的虚实关系及其临床表现和xx方法。强调“寸口”“人迎”脉诊的重要性,说明诊脉在判断经脉“气盛有余”还是“气虚”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是针刺前后的常规诊断方法,由诊脉可判断“刺之而气不至”还是“刺之而气至”,因而决定是针刺手法的“无问其数”还是“乃去之”。而在《灵枢·经脉篇》在十二条经脉的每一经脉之后,都有类似的脉诊论述:“肺手太阴之脉……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大肠手阳明之脉……气有余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栗不复。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由此可见在针刺xx中对脉诊的重视程度。
实际上,历代医家也是按此要求去作的,如唐代孙思邈认为,“凡欲针灸,必先看脉”,“每针常须看脉,脉好乃下针,脉恶勿乱下针也”。 [10]在他的著作中就记载了许多根据脉诊症状而施治的内容,这种以诊脉指导刺灸的思想,应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与此相左的是,在《素问·长刺节论篇》有“刺家不诊,听病者言”的说法,其实这是指象扁鹊仓公那样“上工”水平的医家而言,并非针刺的常规方法。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 [11]
正如《素问·八正神明论》中所描述:“帝曰:何谓神?岐伯曰: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
对此,明代医家张景岳曾有精辟的论述:“此以得针之神者为言,非谓刺家概不必诊也,今后世之士,针既不精,又不能诊,则虚实补泻,焉得无误……故《灵枢·九针十二原篇》又曰: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易剧,乃可以治,其义为可知矣。”
五、《黄帝内经》一书中对“针下得气”的描述
既然《黄帝内经》中所说的“气至”与我们今天所称的“气至”的含义并不相同,那么古人对我们今天所谓的“针下得气”,也就是教科书中所称的“气至”是如何描述的呢。在《素问·针解篇》写道:“黄帝问曰:愿闻九针之解,虚实之道。岐伯对曰:刺虚则实之者,针下热也,气实乃热也。满而泄之者,针下寒也,气虚乃寒也。”在《灵枢·行针篇》写道:“百姓之血气各不同形,或神动而气先针行,或气与针相逢,或针已出气独行,或数刺乃知,或发针而气逆,或数刺病益剧。” 说明古人对针下感觉的描述是很清楚的,为了防止误会,特意详细地注明“针下寒”、 “针下热”及“气先针行”、“气与针相逢”等字样,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气至”描写的不是针感。
六、结论
通过以上历代文献及内经原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内经》中“气至”的真正含义是“邪气去谷气至”,其判断标准是针刺前后脉象的变化,而非医者手下的沉紧感或患者局部针感及感传,后者只是针灸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或“气至”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非是针刺过程的必然现象。如《灵枢·官针篇》有云:“半刺者,浅内而疾发针,无针伤肉,如拔毛状,以取皮气,此肺之应也。”这里的半刺法并没有要求“针下得气”。据笔者二十余年的xxxx,针感强疗效未必一定就好,尤其是临床常用的腕踝针与腹针等针法中,均不要求出现针感,但疗效却十分突出,由此也可以证明针刺不一定要出现针感才有效。笔者在欧洲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曾遇到过相当一部分的惧针患者,当时应用内功针刺法中的无痛进针法,以极轻手法xx,虽然基本上没有针感出现,然而其疗效却出乎我的意料。在国内也有许多患者因惧怕针感而拒绝针刺xx,尤其是年轻患者。更有甚者,有人宁可接受火针和放血等xx,也不愿接受毫针,就是因为惧怕毫针“针下得气”的针感。从某种程度来讲,片面的追求针感,是造成了针灸患者群萎缩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要有危机感!由此可见,正确理解《黄帝内经》中“气至”的真正含义,避免过强刺激,尽可能的减少患者无谓的痛苦,对于正确指导针灸临床,乃至于对于针灸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麻黄汤临证“守方”与“活法”
xx中医学家刘渡舟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现在还有人对我说 ‘你还给学生讲麻黄汤么?你用过麻黄汤吗?’其言外之意,真让人啼笑皆非。”文中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问话的人觉得现在早已没有麻黄汤的用武之地,刘老也不会用过麻黄汤,如果还在给学生讲,那是在撑门面,是在纸上谈兵。那刘老又为什么“啼笑皆非”呢?笔者揣测,刘老定是在心中认为问话之人“可笑不自量”,不是没有麻黄汤证,只是问话的人没有长“识得麻黄汤证”的眼睛。
麻黄汤效果如何?以笔者临床体会及前贤论述,使用恰当,确可效如桴鼓。但为何不能获得广泛地使用呢?近代xx医家祝味菊在《伤寒质难·第十四篇》中道出了原因,“凉药阴柔,隐害不觉;阳药刚暴,显患立见……譬如水火,水寒火热,犹药之有温凉也……水能死人,而人不知畏;火有殊功,而狎之者鲜。亲水而远火,避淑而就慝,人之常情也……”。麻桂剂属于典型的“阳药”,如果用错了,会“如君子之过,路人尽知”,不容易遮丑,所以医者避之属于“人之常情也”。但同时说明了麻黄汤犹如烈马,驾驭的当确可作用非凡,但驾驭它却需要费很多心思。如何驾驭它,免使良方“以其峻猛而束之高阁”(李心机语),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麻黄汤的使用在《伤寒论》中就提出了诸“不可”,后世注家多认为“不可”是使用的禁忌,而祝味菊先生却云“夫暴性之药,配置得宜,亦可化暴为良……脉虚血少,兼滋则麻黄可发”。经过1800年的流传,麻黄汤的“紧箍咒”越戴越多,如“热证不能用麻黄汤”,“盛夏不得用麻黄汤”,“江南不宜用麻黄汤”,“虚人不可用麻黄汤”等等。议方时设置了太多的障碍,难怪临证时百无一用。是这样吗?以下数案讲的正是麻黄汤在 “禁地”如何使用。
《经方杂谈》中有章次公xx曹颖甫夫人“坚决”使用麻黄汤的记载:“……盖被卧,恶寒甚,覆以重衾,亦不能温。口角生疮,而目红,又似热证。腹中和,脉息浮紧有力。温覆已久,汗仍不出,身仍无热。当以天时炎暑,但予:麻黄二钱,桂枝二钱,杏仁三钱,甘草一钱。服后,温覆一时,不动声色。再作一剂,麻桂均改为三钱,仍不效。更予一剂,如是续作续投,计天明至中午,连进四剂,了无所出。计无所出,乃请章次公来商。次公按脉察证,曰:先生胆量,何其小也?曰:如之何?曰:当予麻桂各五钱,甘杏如前。服后,果,热作,汗大出……”天时炎暑是热;口角生疮,目红是热;曹颖甫已在半日内给其夫人服下4剂麻黄汤,没有动静。以上诸项都不支持再使用麻黄汤,但是章次公“按脉察证”,继续xx以麻黄汤,麻桂加量,果然“不满半小时”即知。
有麻黄汤证,就一定要用麻黄汤方。条件成熟马上用,条件不成熟时创造条件也要用。宋代伤寒大家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卷第八中的病案,就是创造条件,等候时机成熟再用的范例,用许叔微的话来讲就是“须顾其表里虚实,待其时日”。“昔有乡人丘生者病伤寒,予为诊视,发热头疼烦渴,脉虽浮数无力,尺以下迟而弱……虽属麻黄证,而尺迟弱……未可发汗。予与建中汤加当归黄芪令饮。翌日脉尚尔,其家煎迫,日夜督发汗药,言几不逊矣。予忍之,但只用建中调营而已。至五日尺部方应,遂投麻黄汤,啜第二服,发狂,须臾稍定,略睡,已得汗矣……”。最初就有“麻黄证”,但“尺迟弱”,如果马上发汗,得到的结果是“暂时得安,亏损五脏,以促寿限”。 用药须识“次第”,xx不仅要看眼下的效果,更要关注患者的整体、长久的健康。作为伤寒大家,许叔微用了5天的时间“建中调营”,虽“其家煎迫,日夜督发汗药,言几不逊”,也不乱“次第”,直到“尺部方应”,才“投麻黄汤”。
岳美中先生有“治慢性病要有方有守”之论,以上医案中我们看到的是治急性病也须“有方有守”。只要识得“麻黄汤证”在,即使有诸多“禁忌”,也要“守方”不移,并且要敢于“加量”“促其间”;只要识得“麻黄汤证”在,暂时不能用,创造条件也要用,一切的措施都是为{zh1}使用麻黄汤打基础,这也叫“守方”不移。上面两例提到的是麻黄汤原方的使用,实际临床中更多用到的是麻黄汤方的加减,此为“守方”基础上的临阵“活法”,近代中医大家曹颖甫和张锡纯于此提供了诸多成功范例。
《经方实验录》载“予友沈镜芙之房客某君,十二月起,即患伤寒。因贫无力延医,延至一月之久……察其脉,浮紧,xx,恶寒,发热不甚,据云初得病时即如是。因予:麻黄二钱,桂枝二钱,杏仁三钱,甘草一钱。又因其病久胃气弱也,嘱自加生姜三片,红枣两枚,急煎热服,盖被而卧。果一刻后,其疾若失。按:每年冬季气候严寒之日,患伤寒者特多,我率以麻黄汤一剂愈之,谁说江南无正伤寒哉?”加“生姜三片,红枣两枚”是曹先生的临证“活法”,与许叔微的“建中调营”有异曲同工之妙。
《医学衷中参西录》里为麻黄汤契合“今病”提供了更多“活法”。 如“若其热不复还表而内陷益深,其热必将日增,此即太阳转阳明之病也……用麻黄汤时,必加知母数钱以解其内陷之热……其寒润之性入肺中化合而为汗……”;“其人阳分虚者,又当于麻黄汤中加补气之药以助之出汗……诊其脉六部皆无……于麻黄汤原方中加生黄芪一两,服药后六脉皆出,周身得微汗,病遂愈。”;“阴分素亏,脉近六至,且甚弦细……恐不可用麻黄强发其汗……加生怀山药、北沙参各六钱。嘱其煎汤服后,若至两点钟不出汗,宜服西药阿斯匹林二分许以助其出汗。后果如此服之,周身得汗而愈矣。”这里不仅加了中药,而且用了西药。又“小便色黄……加知母八钱,滑石六钱”、 “素有吐血病者……去桂枝以防风二钱代之……加生杭芍三钱”等等,一言以蔽之,“宜因时、因地、因人细为斟酌”。
笔者曾师先贤“守方”“活法”,以麻黄汤加减成功xx一“衄家”。患者女性,15岁,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已9年,因患银屑病6月就诊,xx3月,始终以麻黄汤法,取效甚佳。再障病史9年属 “衄家”无疑,用辛温发汗法xx银屑病的同时,“衄”不仅没有加重,反而症状和各项指标均较前为好,至今已随访半年,情况良好。足证《伤寒论》中诸“不可” 只是着重强调以引起注意之意,应该理解为慎用、缓用、不可贸然使用、创造条件才可使用,绝非禁忌。
综上所述,麻黄汤在当今不仅有其用武之地,而且通过用心体会也并不难用,大可不必视“麻桂如蛇蝎终生不敢一用”。方虽“峻猛”,恰合“良医以活人”之旨。初xx学者在其《日知录》卷五《医师》中说“古之时,庸医xx;今之时,庸医不xx,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笔者相信,当今没有一个医者愿意让患者“在不死不活之间”吧,那么,麻黄汤之类的经方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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