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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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常的台灣

【我短暂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肤浅,但我所看重的正是这点浅表。假使社会的浮面与浅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度过每{yt}……】

从纸媒与电视远看海峡对岸,一片混乱,闹翻天。我曾三次造访宝岛,只是末一回去台北,距今也有12个年头了。上周,因台灣文学期刊《印刻》举办的年度“文学营”课席,去了几天,看望台北的老朋友,兼带访故宫,逛诚品书店——没有阿扁与马哥,也没有蓝绿阵营和贪污案,我看见的只是台灣的日常,日常的台灣。

日常所见不免琐屑而平凡,我的行迹无非是机场,海关,宾馆,街市,搭计程车,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谈。台北故宫大幅装修过了,{zg}建筑“一零一” 的北端现在是诚品的“旗舰店”,楼层内的咖啡座与各种时尚店,已近东京的水准。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正待停业翻修,附近街心花园的吴稚暉铜像,当阿扁主政时,已被拆除了……短暂逗留,我无意核对十多年来的变化,对岛内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没意见。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仅只是交遇过往的生人与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简单,用大陆的说法,即“五讲四美”,引祖宗的古语,就是“温良恭俭让”。

台灣人情好,我早就领教的,但那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可就处处看得稀罕,然而难描述。譬如“文学营”主办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没有差错延误,没有横生枝节,大陆做不到这般周详与准确;又譬如宾馆服务敬业到令你诧怪,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访客的留言,额外的请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jd1}准时照办;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掌柜的看我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在故宫买画册,台币不够,人民币能用吗?——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在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走在这样的人丛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急躁,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因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连日会面的新朋旧友则另是一番温良与教养:非常地想要见见,但必定问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强或为难;席间随口应许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却已悄然办妥,如变戏法一般;谈话间难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议论,抑扬有度,不夸张,不渲染,总留三分余地,说是世故,却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点不是勉强,显然从来如此。通常,台灣对此岸的客人大抵格外地客气,格外热忱,我的留心观察却并非人家怎样待我,而是人家怎样对待彼此,这一看,我随时随处目击的人情,实在并非假装——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我所以觉得以上种种情状难以举证描述,并非指社会的精英,而是在街市随处遇见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灣人的恭谨是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灣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板着脸。细想想,好像在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会念及早先的南中国民风大致还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种表现,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风民德,还用我来细说吗?

所谓“温良恭俭让”,现代的说法叫做“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陆常说的所谓“底线”。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台灣的种种问题已被说得太多,不提政治状况,只说社会罪案,自我1980年代便在纽约华人报章不断读到,最惊心的是1990年代演艺家白冰冰女儿的被绑架被撕票大案。然而由媒体了解一地,与亲履亲历的经验,实在天差地别,不可混同。我短暂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肤浅,但我所看重的正是这点浅表。假使社会的浮面与浅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度过每{yt}?我不关心台灣曾经戒嚴与解嚴,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日常,普遍是在底线之上还是底线之下。总之,在台灣,在这短短几天,我有所触动的并非阿扁的遗患或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琐碎。



2 日常,以及日常之上

【你别看对岸的人民“温良恭俭让”,一旦事关公众利益、社会问题和政治选择,其实很猛、很凶、很会纠缠、很难对付,亦且能量很大的。】

上个月写《日常的台灣》(9月4日 “自由谈”),意思没说完。所谓“温良恭俭让”,并非仅止台灣民情,凡“先进国家”的民众,包括我在纽约日常交遇的中东人、南美人、印度人、南洋人,大致也都淳良友善守公德,坏人坏事并非无有,但因全社会毕竟以规矩礼让为习尚、为主流,窝囊受气的概率,实在稀少——但公德与人性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这一层道理,不知要请教社会学还是伦理学专家。我是想说,自觉“五讲四美”的民众并不意谓个个都是好人,一如五不讲而四不美的亿万人群,也绝不都是坏人。“好人坏人”,原是不得已的遣词,单说人性的恶,国外媒体天天充斥罪案、谋杀、败德、丑闻,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其实呢,平日里出门走动接办杂事,各色人等的来往多是一面之缘,你不知道,也无须揣测对方的善恶,因彼此所需无非各种琐屑的“服务”,所感也不过片刻的“态度”,如此你来我往的日常片刻,便足使某地民风给我们留下好感或恶感,无须追究多少大道理的。

当在此岸日常生活中遭遇无礼、欺瞒、愚弄、强横,我多半明白对方何以怨毒、卑鄙、不开心,因在普遍的不良与恶习背后,我知道是哪些问题与渊源在。然而目睹身受对岸的温良恭俭让,我却费思量:他们之中,谅必多有票选陳水扁的人,又有毅然上街倒扁的紅衫党,过去二十年,岛内民气愈见旺盛,民意日趋自主,民怨日渐沸腾,而民主逐年长进,这一路闹到今,那行使民主的人民不就是大街上这些规矩谦和的男男女女吗?当他们选举或抗议时——譬如那位默默给我数了硬币换成整钞的小老板——将是何等模样呢?他会发飙、喊口号,和众人一起逼着哪位政府高官谢罪下台吗?至少他会xx,即便放弃,也总有xx權吧?十多年前我认识一位美丽的女民進党员,宜兰人,做画廊生意,质朴温良,宁静地对我说:我一定不会投国民黨的票。我常感慨这些平日开口客气再三细声嗲气的台灣男女们,不避现实政治,说是要去唱歌、吃团餐,一打听,原来是竞選热身活动。相比北京人私下的政治高谈,他们遭遇大事。真的是公民,不是空口无权的“老百姓”。我在台北末{yt},隔几条街远远看见一辆辆坐满群众的彩车呼啸开过,据说就是去哪里集中声讨阿扁全家的贪污案,若非有人告知,我还以为是什么集体婚礼之类。

所以你别看对岸的人民“温良恭俭让”,一旦事关公众利益、社会问题和政治选择,其实很猛、很凶、很会纠缠、很难对付,亦且能量很大的。还用说吗?近年我们单从媒体上连番瞧见的闹哄哄,正是宝岛民众的另一面。

那么,台灣议会的叫骂撕打,怎么解释呢?我从电视瞧见马英九当市长那一阵,为了哪个铺子的便当菜料有所不洁,就给一群市议员劈头盖脑轮番指骂,十足当年造反派,直逼得小马哥那张俊脸左抵右挡,好声好气又解释又保证,活像“文·革”时被围攻的老干部。或曰:这种表现哪来温良恭俭让?哪有半点民主的做派?不错,这正是民主,准确地说,是民主政治初告实验的幼稚园阶段。记得1960年代我还小,电影记录片里好几回瞧见日本议会主席台上一大帮国会议员西装领带打成一团,后来呢,后来犹如小儿出天花,日本的民主还不是日长夜大,成熟起来。

闲话少说,此岸的形状正好反过来:平时凶、底下狠,翻到面子上,也即社会领域和公共层面,则民气淤结,民意堵塞,翻报纸看电视,罕见真问题、真意见,便是有,也必百般婉转,简直达于文体修辞的“温良恭俭让”,总之,一派云淡风清。遍地的民事与民怨怎么办呢?除了捂着闷着,两条路:一是惨苦的上訪,结果渺然,一是出了横祸包不住,聚众大闹,如近时贵州的瓮安,结果也渺然。压制还是疏导?见报还是隐瞒?弄得各地政府好xx,不过据专家说,上面正在研究怎样科学而妥善地处理这类“突发性群體事件”。

其实“上面”对此现象察之长远,苦恼久矣。1950年代xxx就为“大民主”、“小民主”问题有过指示,说是资产阶级“大民主”要不得,而所谓“小民主”,即平时凶、底下狠是也,只是繁衍至今,凶狠的理由和方式,愈见庞杂离奇罢了。可不,如今多了手机短信和英特耐,上啊!于是成天价泡在电子厕所里拉屎撒尿吐浓痰……这样的所谓“小民主”,真是“民主”吗?说给果然活在民主地区的国民听,不晓得人家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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