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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养猪业面对的挑战日渐增多，除了健康问题，排污与环保的压力可能是令养猪人最感xx的首要难题。多年来，尽管业界已从养猪工艺、沼气发酵降解等诸多方面作了多种尝试，亦不同程度地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在排污问题上仍未见有实质性的重大突破；在环保声浪日渐高涨的背景下，以厚垫料为主要特征、以“零排放”为主要卖点的“发酵床”养猪工艺似乎给业界带来了新的希望，在强大的商业运作宣传攻势及各级政府部门的推动下，“发酵床” 热浪吹遍大江南北。过去的几年里，尽管不少养猪老板已尝到“螃蟹”的另一种味道，但更多的后来人还是投入极大的热情与资金希望把良好的愿望转化为美好的现实。一、猪场排污内容、形式与途径

　　在“发酵床”养猪工艺中，动物排泄物虽然没有排放到周围环境造成直接的可视污染，但厚垫料中的厌氧或半厌氧发酵过程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温室效应气体全部排放到大气中（垫料发热便是最直观的排气指征），对大气造成的污染绝不可以认为是“零排放”，且甲烷气体对温室效应的影响当量是二氧化碳的21倍，氧化亚氮对温室效应的影响当量更是高达二氧化碳的310倍；此外，绝大多数无法降解的有机物及百分之百的无机物（如磷元素）仍然会遵循“物质不灭定律”沉积在粪床中，始终会有被排出去的{yt}，只不过是排放的内容物被高度浓缩了若干倍，排放的形式从每天连续排放改为集中一次排放，且排放的地点可以有所选择而已。更有甚者，如上所述，现时某些猪饲料中超量添加的铜、锌、砷等有害元素在粪床里超浓缩富集后，一次性地排放到某一特定环境中，可能造成的祸害很难以常规思维方式来判断。尽管这并非是“发酵床”的原罪，但“发酵床”却是承传乃至集中祸害的载体。

　　由此可见，以严格的科学定义和客观的环保角度分析，“发酵床”的应用并非“零排放” 的措施，只不过是猪场排污的形式与途径发生了转移、时间与空间重作安排而已，总的排放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据有关专家粗略估计，动物排泄物中的干物质至少90%以上仍然贮存在垫料中，环境载荷并没有因“发酵床”的应用而降低多少。因此，尽管“发酵床”养猪工艺在减少水体可视污染方面有显著效果，但与“零排放”概念仍有本质区别。

由于猪群的排泄物全部汇集在铺设厚垫料的“发酵床”上，有效单位面积的饲养密度与排泄物的承载能力成正相关。以每头猪在“发酵床”上增重100公斤为例，饲料转换率为2.6，饲料的干物质消化率为50%，那么每头猪一个生长周期的干物质排泄量约130公斤，单位面积每年养三批猪计，一头猪位的干物质排泄量约400公斤，除了约10%的有机物质被垫料中的各种微生物利用并转化为多种成分的气体及热量散发到空气中外，每头猪位每年约产生350公斤干物质的排泄物，如果按推广企业所宣称的每批垫料可连续用五年，则每头猪位共约产生1750公斤干物质的排泄物，若以含水量30%计，一头猪位需要多少面积或体积才能使这2500公斤货真价实的污物与合适比例的垫料混合后仍能让生活于此的猪群保持健康并达到期望值的生产性能？这可能是“发酵床”设计者们未必思考过的初级问题。

尽管“发酵床”工艺推广者反复强调垫料中的有益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可 以有效杀灭病原微生物，使猪群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然而该工艺推广多年，除了大量感观描述性材料外，似乎从未见有与猪舍内相关微生物消长情况有关的符合科学依据的文献在正规学术刊物发表，也鲜见不同饲养工艺所养猪群的一系列长期的生产性能表现的对比试验报告。恰恰相反，在这几年时间里，笔者所见“发酵床”猪舍内的猪群绝大多数无法与基本健康划等号，大多数猪群的呼吸道病症状表现严重，泪斑浓厚、眼结膜炎（俗称红眼病）、皮炎（疑似圆环病毒感染症状）等疑似病毒感染症状相当普遍；猪群整齐度差、饲料采食量偏低、生长速度缓慢、达到上市体重的饲养日龄延长，饲料转换率低等情况相当突出。在笔者所作现场考察过的此类猪群，粗略统计，在相同的饲养条件下，即使没有大的健康问题，养到相同上市体重（如115公斤），“发酵床”饲养的猪群因冷热季节不同，要多养10-20天不等，也就是说养在“发酵床”的商品猪每头收益至少会减少60-120元左右，通常情况下炎热季节的损失会更大。

　　事实上，微生物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当垫料温度升高至足以杀灭病原微生物（尽管此假设未必成立）之前，人工撒播的“有益微生物”早已不可能存活了。换言之，要么“发酵床”的病原微生物不可能被“有益微生物”消灭；要么“发酵床”上的微生物消长情况与人工撒播的“有益微v生物”毫无关系。大自然丰富的各种微生物谱系比人类已知的要多得无法想像，最直观的证据便是城乡各种大小垃圾堆尽管没有添加任何有益微生物，但依然会在大自然法则支配下发热降解。同时，“发酵床”工作时候，由于垫料发酵发热，在这样高温高湿和养分充足的现实条件下，为各种体内外寄生虫的繁殖继代提供了合适的温床，更为xx生物（霉菌）迅速滋生提供了很好的生长环境。霉菌毒素现已成为畜牧生产的一大杀手，一边养殖户大量在饲料中添加霉菌毒素吸附剂和防霉剂同时，一边又通过“发酵床”的误区制造更高浓度的霉菌毒素，这无论对猪群的健康还是对饲养效益都是一种严重的挑战。

多年前“发酵床”自福建省推广始，已在全国大多数省份争先恐后地作为一种环保措施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与政策支持，多以轰轰烈烈开场，遮遮掩掩结束。笔者三年前曾到闽南某大型猪场（3000头存栏母猪）作实地考察，面对空置很长时间的“发酵床”猪舍，猪场老板自嘲“自己是一个很好学的人，只是学费交得太多了” ；两年前笔者在中原某省面对满腔热情推广“发酵床”的朋友说了几句婉转的提醒语，一年后，该朋友深有体会地说：“发酵床”只能用在保育阶段的小猪。至于华北地区的山东和东北的辽宁，类似所谓“成功与失败都有”的结果比比皆是。综合分析各地成败案例，笔者认为，在短时间内“感觉成功”的案例无论在什么省份多发生在非炎热季节，或处保育阶段的小猪，其“成功”的主因似只与厚垫料的辅助保温有关。当舍内气温大于30℃时，基本上见不到较大体重的生长猪在垫料上的活动，躺在猪舍边的水泥地面上纳凉似乎是猪群最惬意的享受，而此时的厚垫料则成为热应激源之一。因此养猪业主应该采用“发酵床”的厚垫料来保温，还是用其它更有效、可控程度更高、成本更低的方法来达到给猪群合理保温的目的是个值得理性思考的问题。换言之，幼龄猪群或寒冷季节各种猪群的保温需要，与“零排放”的“发酵床”养猪工艺并无任何必然的联系，如果“发酵床”只因其在非炎热季节发挥辅助保温功效，而在炎热季节则成为热应激源的话，是否还有值得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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