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角度看鸡生蛋、蛋生鸡

首先，在问答这个难题前，我们不妨先来解答另外一个相似的疑问。以《丑陋的中国人》为代表的杂文家柏杨有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遇到过一个尖锐的提问。问题是这样的：您认为，到底是中国的文化造成了我们的民族性，还是中国的民族性造成了这样的文化？很显然，这也同样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接下来，柏杨的精彩回答给了我们启发。他说，到底是中国文化产生民族性，还是民族性造成如此文化，我看应是相互循环。文化发展的方向，有时是理性的，就像电动玩具，遇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沙粒，他就会自动转换。也好像在山上踢石头，你有力量踢石头，但是当它滚下去时，你无法阻止它不滚下去。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柏杨大师的回答富含浓厚的演化思想哲学。顺着这种思路，我们xx可以尝试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知道，按照xxx主义经典哲学的理解，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发生质变。因此，很容易联想到的是，当今我国特殊的文化与民族性无一不是从历朝历代中一点点积累而成的，也就是说，现今中国特殊的文化与民族性都是在量变到一定程度后发生质变的结果。而在质变发生之前的过程中，文化与民族性两者之间总是相互影响、相互催化的。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各种社会环境因素，诸如语言、风俗、制度、规则等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都对中国历史的文化演变与民族性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中国文化与民族性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在演化的过程中，从原先的量变达到了现在的质变结果。但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所预料或者有意设计的结果，而是由诸如不确定的客观因素影响，然后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下，从量变最终达到质变后而形成结果。同理可得，当前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诸如制度、文化、规则等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都是一种长期演化的结果，其中也许都经历过从量变到质变的脱变。
因此，在解答到底是中国文化造成民族性还是民族性造成中国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给出这样解释：在质变发生前，问题本身并不存在谁造成谁、谁是谁的原因等问题。因为，此时的文化与民族性并未呈现出质变后的显著特征，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度很弱。而当文化与民族性在一系列因素的催化发生质变之后，这才引发了我们关于中国文化与民族性之间出现了谁造成谁的讨论。但此时讨论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失去意义，文化与民族性之间已经不是谁造成谁的问题，而是相互影响，因果关联逐渐累积，渐渐演化而成的两组变量。这种由于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在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质变之后而出现的问题，自然也就失去了相互解释因果关系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再来分析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时，也就显得轻松多了。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鸡这种物种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质变结果。从演化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鸡与蛋都是长期演化后的产物。根据达尔文进化论与基因遗传理论，由于基因突变，再经过自然选择的竞争与淘汰，鸡从其临近物种中脱颖而出，产生了我们所理解的生鸡蛋的鸡。
我们再进一步想，以上提及的那种临近物种又是从哪里来的？难道他们不也从蛋壳内孵化出来的吗？于是就又出现了两种可能：其一，由于基因突变的方向不确定性，我们并无法确定鸡的临近物种是怎样的。可能临近物种并属于鸟类动物，并不是由孵蛋进行繁殖的，那么，我们也就不必继续深究鸡与蛋的关系了。但由于物种基因突变的相似性，我们大致可以排除{dy}种可能性；其二，如果那种物种也属于鸟类，并且以蛋生的方式进行繁殖，那么我们就得继续这种临近物种的“鸡生蛋、蛋生鸡”问题。但依照我们以上的逻辑推理方法，我们就有必要再往前推。因为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来看，这种相近物种必定也是由于基因突变并经历自然选择过程而来的。因此，我们可以重复以上的推理方式一直推至物种的起源。但由物种进化存在不同阶段的理论可知，在蛋生物种之前必定还存在很多的低级生殖方式。也就是说，当我们推理至非蛋生物种的时候，我们的“鸡生蛋、蛋生鸡”问题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推理到此结束，我们已经通过演化经济分析的方法成功地将“鸡生蛋、蛋生鸡”的难题解决。当然，这种另类的解决方式也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学习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当我们按照常规思路在分析处理一些看似无法解答的困惑而无从入手的时候，不妨换一种思路，透过现象看本质，往往就会收获“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开朗

《孙子兵法》的管理之道

九变篇全文如下：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合。泛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管理启示：做为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受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的决议与决定，招募人力资源与采购原材料、设备，购置厂房或者租赁写字楼等，组织成企业架构。一般的要注意的是要注意商业物流的作用与管理。要采用供应链管理模式来加强产品流、信息流、现金流的“三流”管理。在管理中运输与交通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在难以通行的地方，会给企业增节不必要求成本。在交通运输好的地方，要注意选择合适的交通运输方式，主要是从事情的时间、方便、成本节约、质量、运输量来考虑。现在的运输管理有几种方式，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管道动输、航空运输。有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采用多式联运或者特殊运输。通过交通运输的选择来克服地形、路线远近、运输费用等对企业的负面影响。所以，管理者在管理时，要注意的是，有的道路不要去走，有的竞争对手不要去与之竞争，有的市场不要去争，即使是董事会的命令，因为情况的不允许，也不能执行。
管理者要精通在各种特殊情况下的机智应变的优势与劣势，利弊关系。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只有这样才可说真正懂得管理了。如果不精通各种特殊情况下的优势与劣势，利与弊。管理者得天时、地利，还有交通的便利，也不能综合利用，更不能给予企业带来长期利益。
聪明睿智的管理者，在思考组织长期生存问题时，必然兼顾到利害两个方面。在不利于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到有利的因素。企业能顺利应变。在有利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到不利于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因素，就能把威胁组织的各种危机预先排除。
要使员工们屈服，或者要使竞争者屈服，就要用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去威慑他们。要使员工们，或者竞争者任你驱使，就要用各种他们不得不做的事去烦扰他们。要使员工们，或者竞争者听你的调遣，就要用各种利益去引诱他们。总之，在运用各种谋略时，要注意的是，不要触犯国家法律法规。
{zh0}的进攻就是防守与防备坚固。充分的准备是防范于未然。而{zh0}的防守，就是进攻别人意想不到与疏忽的地方。防与攻，攻与防，其实就是在相互转化中变化的。权变通达是管理者把思维与决策体现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的。
总而言之，管理者有些弱点是害人害己的：只知道追求短期目标与利益，就有可能失去长期目标与利益。只知道拼命追求产量，就有可能忽视质量。只知道小心谨慎，不敢冒险，就有可能错失机会。只知道创新与变革，就有可能使员工们难以适应，从而发生冲突。性情暴烈，急躁易怒，就有可能被人侮辱激怒，而中计，做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廉洁好名，就有可能被他人的流言中伤而落入圈套。过分溺爱员工，就有可能被烦扰而陷入被动。这些都是管理者的过错，也是管理的灾难。企业如果遇到危机，就有可能是这些危险引起的。对于这些问题，管理者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怪异的面试2009-09-27
要风光还是要幸福20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