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史记》里有些关于高句丽语言的证据。《三国史记》是一本追溯朝鲜早期历史的著作，编纂于高丽王朝。这个文献材料是非常有意思的，其中有些词汇（包括几个数词）与日本语以明显相似，因此引起很多争论。它是不是与貊的语音问题相关是另外的问题。当高句丽在朝鲜北部建国之前，另一些民族可能与这个问题相关。
汉代之前中国人所知的东北地区的民族还包括：
1、东胡——鲜卑（*Sa_rbi）和乌桓（*Avar）。可能即是原始蒙古族。
2、挹妻（早期中古音?jip-low）。生活在夫余东边，远达海岸。据记载他们是粗鲁而耐劳的养猪人，与家畜同住在洞穴中。这些人可能属通古斯族。
3、韩（早期中古音γan）。生活在朝鲜半岛的低地部分，有三个主要的分支：东部的马韩、西部的辰韩和最接近日本半岛南端的弁韩。每一个分支又分为许多小国。这些人可能是朝鲜人的祖先。
蒙古语和通古斯语是阿尔泰语的不同分支。在朝鲜语和日本语之间以及在它们和阿尔泰语之间，在类型上相似。有些学者认为它们在发生学上与阿匀泰语有关，但是他们力图说明两者联系的努力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卢因（lewin,1876）对这个问题的总结颇有见地，他认为这两种语言可能都有一个南岛语的底层，这底层之上则是征报者带来的阿尔泰语。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阿尔泰语上层的源流会不会是貊话。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从史前时xx始，使用阿尔泰语的民族就已经与中国人有所接触了。

八、北 狄

狄（早期中古音dejk，注意与藏缅的氐——早期中古音tej相区别，氐跟羌有关）是北方野蛮民族的通称。[2]就像蛮、夷、戎各是南方、东方和西方野蛮民族的通称一样，这些狄人分为赤狄、白狄两个主要的支派，春秋时期主要见於今山西省，过黄河延延伸到陕西东部，又向东越太行山进入河北西部。
《春秋》、《左传》层次提到狄，特别是指到它与晋国的关系。相互敌对是他们和中国人的典型关系，不过也不总是这样。晋文公重耳在就位之前即曾在狄人之中避难。春秋末期，狄的领土大部分是在晋的控制之下，他们的汉化一定有较快的进展。战国早期，以河北邯郸为首都的中山国曾有一个鲜虞王室，其祖宗是狄人。除此之外，它与那个时期在中国的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区别。它在公元前295年被赵国兼并。
从已有的相关研究论著来看，人们会以为下述两种意见似乎可以成立：狄与后出的草原民族如匈奴有关；狄使用一种阿尔泰话。但如果仔细审察，就会发现常用来证明上述假设的证据几乎仅仅只是下述这个事实：狄和后出的与中国敌对的民族住在同一个方向。其实狄的领土并不在草原。并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们是骑马拉的战车打仗（《左传·昭公元年》）。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可以让人想象，家畜饲养在他们的经济里比在中国邻居中起著更大的作用。
至少根据中国的文献记载，在春秋时期，中国对北方的草原尚无所知，那时候东亚有无骑马的游牧民族还有待研究。
不幸的是，后来对狄这个族称的混用，加强了这样的误解，即认为狄人与匈奴人或突厥人有关。用于写“狄”族的汉字恰好也用来写“锹历”。狄历是联盟之一，维吾尔族是渊源於狄历。这个族称的最早形式是Ting-ling（丁云），最早见于公元前二世纪，当时是一个被冒顿（匈奴帝国的{dzz}）征服的北方民族的名称。但即使名称相同，丁云和周代的狄的关系也是相当疏远的。实际上在相当晚近的时候两者才发生关系。到那时候丁云已更造近中国了。在匈奴帝国的被xx之后，他们南迁到阿尔泰及临近的草原，在那儿被称为高车，此外还有许多可以相互替换的本民族自称，例如，“狄历”，早期中古音dejk-lejk;“直勒”，早期中古音drök-l«k;特勒，早期中古音d«k-l«k;“铁勒”，早期中古音t'et-l«k。此外还有“丁灵”，早期中音tejN-lejN。汉密尔顿（Hamilton,1962）以突厥语ta_gra_g(圈、环)为基础来解释这些名称，还含糊地提到中国人所谓“高车”是指一种特殊形式的战车，轮子很大，高车人以使用这种车闻名。但实际上，老的单音节名称“狄”（早期中古音dejk<*lákj）跟这个双音节的突厥词没有关系。上古汉语*1-在其他情况下，可以通过“易”（早期中古音jiajk<*làkj）和“狄”的交换显示出来。例如齐恒公厨子“易牙”也写作“狄牙”，见诸桥辙次《大汉和词典》。
还有一个巧合增加了混乱，那就是后汉时居於山西的匈奴人中间有了丁云人和别的已臣服的民族。四、五世纪的文献在许多场合提到这些人。马长寿提出鲜于这个姓（有点像古狄的名称鲜虞）出於丁云（古中山国的邻国，公元428年背叛了拓跋魏）。可能真的有住在中山国的古狄人的后裔卷入丁云的反叛，但是这不能使丁云成为狄的后裔。这个姓不见於仍住在中国之外的铁勒或高车。
古代的狄常跟戎并称，似乎也有后者的特徵，可能是藏缅人；他们也可能跟东胡有关，属阿尔泰人；但也许他们属於xx不同的民族或语言系统。目前我还没有办法解答这个问题。

九、匈 奴

司马迁在匈奴传的开头概述了汉代之前中国北方的敌人。除了地理方位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他们和匈奴联系在一起。司马迁曾述及两个民族，其名称跟匈奴有点相似，过去也常常假定他们是匈奴人的祖先，此即荤粥（早期中古音xun-juwk）和猃狁（早期中古音xiam-jwin）。《孟子》曾提到荤粥，说他们是先周时代住在上魏山谷的野蛮人。因为对他们所知太少，所以资料无助於把他们和后来的民族联系起来，尽管荤粥在语音上与浑瘐（早期中古音Äw«n-jua）有对应关系。浑庾是汉代早期中国西部的一个部落，后为匈奴所征服。
有关猃狁的问题更加诡秘。许多青铜器提到猃狁；《诗经》中有四首诗也提到猃狁，说他们曾於公元前780年左右在魏山谷突袭西周帝国。继其入侵之后，其他野蛮民族又发起攻击，{zh1}导致西周的灭亡。周朝的首都也因此迁到东部的洛邑，但从此猃狁也最终消失了。猃狁的名称肯定与匈奴无关，但是他们的突然出现和消失表明他们是来自草原的人侵者。他们是在西方产生骑兵之后不久出现的。这暗示游牧生活的革命性发展——骑马已引进东方。游牧民族的骑马风尚大约始於公元前{dy}个一千年早期，此后一直到现代，在中亚历史上起著支配作用。哈农(haloun,1937)甚至提出猃狁这个名称和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有关。普实克（Prusek,1971）认为两者在语言学上没有一致性，然而救灾是想把他们当作远东的首批骑马者。这里的困难在於：在中国文献中没有鲜明的证据说明猃狁是骑马民族，为了这个结论寻找证据的天真的努力仍然没有说服力。可以肯定的只是，即使猃狁人的袭击使中国人{dy}次看到用骑兵作战，但这也没有产生直接的后果，没有导致军事技术的任何变化。军事技术的变化是公元前四世纪末以后产生的，史籍在那时候才明确提到骑马。
中国人首次确实接触到的骑马民族是胡（早期中古音γO<*gá）。这个名称最早见於战国时期有关赵国和燕国的文献，说胡人燕国的领土。在公元前，在公元前458年越国兼并了位於今晋北大同的代国。虽然资料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清楚，不过可以明确，代国人不是汉族而可能是狄族。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不骑马的游 牧民族，因为在他们被征报之后，在赵国采用骑兵之前，他国是作为一个封建领地为赵国公子所统治的。然而占领代国，使赵国接触草原，这是公元前307年的xx大辩论的前奏；辩论的焦点是要不要采用胡服，即游牧民骑马时穿的服饰，穿胡服是获得骑马射箭的军事技术的必要步骤。《战国策·赵二》和《史记·赵世家》 对这次辩论的记载，正如顾主雅（Creel,1965）所指出的，是经过文学加工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主要内容，即中国在军事技术中引进骑马射简明大约是在公元前四世纪末期。从那以后，在有关赵国和其他大国的文献中可以找到关於骑兵的资料。
赵国统治者采用游牧民的作战方法的动因，很明显，更多的是为了增加自身对外侵略的潜力，而不是抵御游牧民的入侵。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个xx辩论过后几年，同一个统治者“衣胡服”率军赴西北，迂回避开秦国，从北面侵入了游牧民族的领土（《史记·赵世家》。实际上，与赵国交战的游牧民族当时并不强大，也不富於侵略性。“胡”有三个分支，从西到东为林胡、楼胡和东胡。赵国靠新建立的骑兵确立了对林胡和楼胡的梳治地位，并建造了一条用於分界的墙，那就是秦长城的前身。有一个汉代的文献在涉及当时这些事件之时，用匈奴一名代替了林胡。这可能是因时代先后的错误所致。
到公元前第三世纪，情况有了变化。为了防止游牧民的袭击，保卫北方边境，赵国将军李牧在中国北部边界地区创立了一个几乎延续了近一千年的制度。当时李牧的敌人被认定为匈奴。不过这时候的匈奴究竟是新的民族抑或是旧有民族的新的政治集团，是不易确定的。匈奴后来的历史（他们被秦国将军蒙恬赶出鄂尔多斯之后，{dy}次跟草原上的邻居为生存的空间争门，接著是一系列成功的征服活动，在草原东部建立了{dy}个帝国，跟南边的汉帝国相映、抗衡）以及他们跟汉帝国争门、直到公元二世民才因崩溃而消散的经过，都是从所周知的事实。
我在别处曾指出（1962），跟过去常见的观点相反，没有证据说明匈奴在语言和种族上与突厥或蒙古有关缘关系。事实上在语言学上有无可争辩的理由，可以否定匈奴人曾使用任何种类的阿尔泰语的看法。相反，正如利格特（Ligeti,1950）所首先指出的，匈奴人很可能使用了一种属於古西伯利亚（Palaeo-Siberian）语系的语言，这个语系现存的{wy}语言是凯特什（Kettish）语，也叫叶尼塞奥斯加克（Yenissei-Ostyak）语。当俄罗斯人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首次到达西伯利亚的时候，那儿还有些与凯特什相关的语言在使用，其中有的使用者是骑马的游牧民。有一些匈奴语的词汇曾用汉字记录并予注释，从中可知这些匈奴语词汇同凯特什语，或已经消亡但有词 汇记录的古西伯利亚语有许多惊人的联系。虽然我们对古西伯利亚语言的早期历史所知甚少，但是对其作为一个残存的语系的可能性，理应加以认真的研究。这个语系有可能包括匈奴语，并可能在远东历史上发生过重要作用。
匈奴和欧洲匈（Huns）的同一性是de Guignes在十八世纪首次提出来的，从那以后一直有很多争论。现在我们可以有所握地认定两者的同一性了，而名称的关系便是这种同一性的表现。在这里，没有必要讨论更多的问题或更晌午杂的问题，如关于名称向西方或东方的传播，这个名称对民族学、语言学和政治边疆体的意义。
论定这个问题的更重要的基础，是有关匈奴和斯基泰人在文化上有特殊的亲缘关系的明确证据（Egami:1948;1951；浦立本1962和印刷中a）。这些亲缘关系不是用游牧生活的迫切需要，例如特殊的宗教风俗，所能解释的。骑马的游牧生活显然是为适应草原环境而产生出来的，然后通过模仿从一个中心扩散开去。
公元前一千年骑马游牧的盛行在西亚和东亚都是伟大的事件。对於中国文明的形成来说，尽管这个事件在时间上太晚，不足以成为其直接基础；但它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间接联系。由匈奴人和斯基泰人(Scythians)完善起来的骑马游牧生活，只是将马用於战争全过程扔{zh1}阶段。将马用於战争在更早一千年前就已开始，那时曾将马套在两轮的轻便战车上。虽然很少看到有关马拉战车向东部草原以及中国传播的文献，但这些事件必定是曾经有过的。而它所带来的后果同骑马游牧的产生应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十、原始蒙古人——东胡、鲜卑（SA_RBI）和乌桓（NVAR）

作为公元前四世民赵国北方的野蛮人，作为首批被匈奴所征服的民族之一，东胡是在匈奴建立帝国的时候，重新出现在历史上的。在《史记》中，东胡、林胡、楼烦是相提并论的三个民族。前汉末年，匈奴因内讧而削弱，东胡成为背叛得。从那以后，作为抵御匈奴的一支力量，东胡在中国的边防战略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后来东胡又分成两个支派：北部的鲜卑和南部的乌桓。到公元前一世纪末年，这两个专称就取代了旧的总称。
公元二世纪中期，在鲜卑族中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军事{lx}檀石槐。他建立了一个短暂的草原帝国，取匈奴而代之，使这个帝国从历史文献中消失了。但鲜卑王国在檀石板去世之后也不复存在，这样一来，在中国边境就有了好几代具有鲜卑来源的部落国家：青海有吐谷浑，甘肃有乞伏，辽西有慕容。山西北部的拓跋{zh1}成功地征服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
“东胡”的现代读音和“通古斯”偶然相似，因此很多人设想东胡人是说通古斯语的民族。这是一个没有真凭实据的浅显的错误。相反，伯希和在他的多卷著作的注解里曾零散地提出证据，说明东胡人使和原始蒙古语。这个问题，尤其是关于拓跋的部分，近来由利格特（Ligeti,1970）并参考较早的著作）作了重新论证。根据汉语文献，蒙古人最初属室韦部落，公元六世纪住在满洲北部。利格特就是根据这个事实提出他的假说的。“室韦”（早期中古音cit-w®j）很像是“鲜卑”（早期中古音sian-pjia）的后起的译写，这两种写法都代表*sa_rbi或*sirvi这样的音。孤立地看，这个联系是脆弱的；但语言上的证据可以对他有所补充——后汉时代出自鲜卑族的各部落是说蒙古语的。伯希和发现在叙述吐谷浑的汉语文献中有蒙古语词汇，柔然（五世纪和六世纪前半期蒙古草原上的主要国家）统治者的人名也是蒙古语的。利格特的结论则认为拓跋的语言基本上也是蒙古语，那个建立了拓跋魏的后续国家西魏和北周的宇文也一定如此（蒲立本，印刷中b）。在参与拓跋联盟各部落的语言中，也可能有突厥语或别的非蒙古语成分，不过利格特的结论似乎只涉及它们的统治集团。
在东汉时代，更靠南边的东胡的分以乌桓在中国的文献里以鲜卑为名，但自东汉之后便基本消失了。然而有理由相信，他们也卷入了公元二世纪的扩张运动。这个运动把鲜卑人带到西部。根据汉代所用的对音原则，乌桓（早期中古音?O -γwan<*?á-γwán）是对*Awar（阿瓦尔）的很好的译写。中国和西方在叙述四、五世纪阿富汗的[口 厌]哒王国被突厥人xx之时，欧洲的阿丽尔（Avars）人曾成为难民（蒲立本，1962：258-259）。下述情况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拜占庭文献说从[口 厌]哒王国来的是假阿瓦尔人，而真阿瓦尔人则是另一个也败在突厥人手下的民族。可见这个真阿瓦尔人必定是柔然。虽然在中国文献里，柔然和乌桓并没有关系，但显而易见，他们的语言是原始蒙古语，其统治集团应是东胡分支之一乌桓人。很可能，真假乌桓都是被人用阿瓦尔来称呼的。
有一样东西可以把乌桓人、[口 厌]哒人和历史上的蒙古人联系起来，那就是“句决”（早期中古音kua-kwet）。《三国志》、《后汉书》据三世纪的《魏书》记载，这是一种已婚妇女戴的头巾，用黄金和宝石装饰。句决一词肯定是用来译写蒙古语Ko_ku_l的，在一个有关 哒人的中国文献里，也述及特徵相同的蒙古妇女用的头巾，即一种有斛状高顶的帽子；不过没有提到这种头巾的名称。后来因为成吉思汗的远征，这种帽子传遍了欧亚大陆，变成在欧洲和中国同样时髦的饰物——在欧洲称为henin，在中国称为“姑姑”（还有别的写法）。“姑姑”即是以蒙古语词为来源的(Schlege 1893;Egami 1951;蒲立本1962：259)。
公元三世纪的《魏书》在对鲜卑和乌桓进行描述的时候，还提到另外一些有意思的民族地理方面的内容。显而易见，虽然汉代的原始蒙古人使用骑马射箭的战术，但是他们却不像匈奴人那样有充分发达的游牧经济，农业的作用仍很重要。他们的政治组织也比较地不发达，没有世袭的首领，只有当需要时产生的临时性的战时{lx}。无疑，这正是公元二世纪、檀石槐去世之后，鲜卑王国立即解体的原因。几代之后，男系继承的鲜卑地方王朝才开始建立国家。
如果东胡是蒙古人，那么，中国文献里同时出现的其他“胡”（林胡、楼烦等）也可能是蒙古人。一般人都会倾向于得出这种看法。这可能是正确的。尽管事实上“胡”很快就变成草原游牧民族的总称，但在汉肛却是专用来称呼匈奴人的，即我们不认为是蒙古人的那些人。如果更靠西边的胡像东胡一样，没有充分的发达的游牧生活，因而是中国人和充分发达的游牧民族之间的缓冲地带，那么这有助于解释：在公元三世纪中期匈奴人出现之前，为什么中国北部达境缺少游牧民族的威力。

十一、原始突厥语：丁云（*T?GR?G）、坚昆（QYRQYZ）、薪犁（SYR）、呼揭（ORUZ）
突厥人（中国人的“突厥”等于Tu_rk，蒲立体（1965c）在六世纪中叶突然出现，谁也不清楚他们的近祖。有一个早期文献称他们为平凉（甘肃）“亲胡”，认为他们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族源出南匈奴残部。汉代的南匈奴生活在中国北部边境，与真匈奴一样，包括一些分散的族群。且勿论这一说法正确与否，众所周知的是，在唐代之后有几个别的突厥族群，其族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匈奴人统治的时代。那时候，他们住在南西伯利亚匈奴的北部和西部。这个地区似乎就是他们的原始家园。
匈奴帝国的{dzz}冒顿在他的两翼打败原始蒙古人东胡和欧印人月支之后，迁移到东部和西部，又征服了其身份；“屈射”的早期中古音khut-ziajk则暗示与Skujaka人、斯基泰人有关。在公元二世纪的东部草原上找到这个古老而xx的伊朗名称是有可能的，这也是很吸引人的工作；但是因为“屈射”在文献中不再重现，这种工作对我们的帮助不大。其余三个名称分别是三个突厥民族。
在汉代文献里，丁云是作为匈奴北部的民族，亦即住在贝加尔湖地区的民族重新出现的。上文说到，作为后汉时代南匈奴的一部分，有些丁云人曾进入中国北部，晚至五世纪还保持了某些本来特徵，仍称为丁云人。然而丁云人的主体在匈奴帝国崩溃之后，迁入蒙古西部和阿尔泰地区，从四世经后以高车一名重新出现。我们也已经说过，当他们在一些后起文献中出现的时候，他们往往是以非汉语的本民族原始名称为标坊的，其中最xx的是铁勒。可以肯定，铁勒属突厥人，因为说突厥语的维吾尔族是在唐代由铁勒人演化而来的。在五世纪述及高车的汉语文献中记录了一些显然是突厥语的词汇（蒲立本，印刷中b）。
鬲昆（早期中古音kerjk-kw«n）是Qyrqyz（也许源于Qurqyr@）一名的最初译写。在别的汉代文献里这些人称为“坚昆”（早期中古音ken-kwKn）。跟丁云不同，坚昆在汉代之后仍住在较远的北方。九世纪当他们参与xx四鹘帝国的时候，他们还是住在大致相同的地方。
薪犁是比较不出名的民族，在汉代文献里未再次提起。不过这个名称（早期中古音sin-li）可以肯定是Syr的对译。Syr是一个突厥部落的名称，见於唐代鄂尔浑碑铭，在当时的中国文献中写成“薛”（早期中古音siat）。
匈奴以远的呼揭（早期中古音xO-giat）或乌揭（早期中古音?O -giat），其名不见于有关冒顿征报的文献，而是在后汉的文献中出现的。这两个名称可能代表*Hagar@这样的音，也许是突厥语Oγur-Oγuz的早期形式。在当时说突厥语的民族中，他们住在最西边。
这一段简短的概述关系到许多语文学问题，需要进一步详细讨论。不过大致的结论却必定是跟通常的假说相反的：在史前时代所有说阿尔泰语的人当中，突厥语民族迁离中国到达了最远的地方。

十二、印欧人

从十九世纪{zh1}十年到二十世纪开头十年，新疆有一批考古物出土。在此之前，人们曾假印度-伊朗人是印欧人在地理分布上极东的分支。后来考古发掘发现，在公元后{dy}个一千年，有一种已有的文字的佛教文化在塔里木盆地的北部边境地带，即从库车到吐鲁番一带，曾经相当繁荣。这一文化所用的语言是比前还不知道的印欧语系的分支。上述情况在公元前130年以后的中国文献中已经有所记载。当时中国人首次渗透到那个地区，即张骞试图找到的月支。他们住在那儿已经有多久？这在历史记载中没有反映，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也未提供答案。
接下来的事实是很自然的：一旦对所谓“吐火罗语”加以研究，人们很快就明确这些语言属于印欧语的西支（Centurm）而不是东支（Satem）。对印欧语的最基本的分类——东、西支的分类乃根据印欧语中硬颚塞音的分化。在拉丁语、希腊语、克尔特语（Celtic）和日尔曼语中最软颚音，但是在印度-伊朗语、波罗的-斯拉夫语（Balto-Slavic）和阿美尼亚语里变为咝擦音。例如“百”这个词是咝擦音：拉丁语的centum，希腊语的hekaton，英语的hundred(h<x<k)，古爱尔兰语的cēt；但是梵文是s@ata，阿吠斯陀（Avestan）玉器是satem，立陶宛语是szimtas，俄语是sto。在吐火罗语中，东部A种方言是kA_nt，西部B种方言是kante和ka_nte。
一直到发现吐火罗语之前，印欧语的西支和东支的分类还只是跟地理上的东西划分相对应。在此之后，人们自然会假设吐火罗语源出西方的某地，例如北欧，然后从波罗的往伊朗伸展，通过狭长的东支地带，{zh1}定居在新疆。没有考古学的或别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一次非凡的移民运动。吐火罗语跟西支印欧语言的相似，看起来很像是保留了原始印欧语的共同特徵。根据上述例子，可以假设印欧语的k在一些邻接的方言群里首先变为塞擦音，然后变为擦音，但是在其他东方或西方方言里仍然是塞音。
在许多方面，吐火罗语很不像其他的印欧语言。虽然动词的许多屈折变化是从印欧传承的，但名词的格的变化却不同。这也许是吐火罗语跟非印欧语长期接触的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强烈暗示吐火罗语曾长期在印度和伊朗的东部使用。直至公元二世纪佛教渗入该地区之前，他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很少跟印度-伊朗语有紧密的接触。遗憾的是，这仍然不能为我们提供他们到达新疆的年代。可以假设这个年代早于阿基梅尼德(Achaemenid)的统治者大流士（522-486B.C）。大流士曾同征里海(Caspian)东部的萨卡（Sakas）。不过也许比这个年代还要早得多，只有考古调查才能对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启发。
除了那些城市国家用吐火罗语撰写文件外，很可能这个地区别的民簇也使用相关的语言，不过没有发现类似遗物。罗布泊地区的楼兰（Krorayina，也称作鄯善），公元三世纪曾使用印度的俗语作为官方语言。不过它的土著语言可能是一种吐火罗方言（Burron 1935）。以上所述最重要的一点是：某些游牧民族，包括月支和乌孙，也很可能使用跟吐火罗语有关的语言。
月支的家园据说在甘肃走廊南部的祁连山。在公元前二世纪，月支是主要的游牧国家。月支人被匈奴击败之后，其中被称为大月支的一部分往西迁移，{zh1}先是占领了Sogdiana（今乌兹别克），然后越过阿姆河（Oxus）进入了Bactria（阿富汗北部），消灭了那儿的希腊王国。月支的另一支是小月支，他们仍住在甘肃，据称此后几世纪都住在那儿。
我不想在这里重提所有语言学上的论点，从而得出月支和乌孙可能使用吐火罗语的结论（蒲立本1966）。虽然证据不充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由反映内在关系诸事实所构成的网络，使这个假说显得很有可能。就可能性来说，这个假说比别的已经提出的可以替换的理论无疑要好得多。
我们又一次迫切需要考古学的帮助，以认识甘肃的月支，就他们到达的时间问题得出结论。甘肃的考古发现比新疆多。根据张光直的论文（1977），仰韶文化大约是在公元前5000年的中期从中原传播到甘肃东部的。接著是1000年之后的马家窑时期和公元前3000年的马厂和半山时期。仰韶文化之后的龙山新石器文化和龙山文化在较远的东方，并没有渗透到本地区。渗透本地区的却是“一些起源未详的新文化，但似乎跟半新石器文化有某种关系，也可能跟北方和西方新石器时代的人民有某种关系”（见张光直论文194-195）。这些文化中的{dy}种是齐家文化，其年代现在已定于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末期。从中国文化起源的观点看，这种文化很重要，因为其铜器是“在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金属器物之一”。接踵而来的许多种文化既有共性又能个性。正如张光直所指出的，个性和民族如何联系还有待研究。有一个猜测是洮河河谷的文化可能跟羌族有关。从羌族在汉代所处的地区来看，这一猜测不无道理，但是大致在同一个地区也有小月支人。也许有关甘肃内部的发展及其跟临近的西方、北方、东方文化的关系的更全面的知识，将有助于解决此类问题。
公元前两千多年前，当有文字的文明刚刚在中国诞生的时候，西方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中国的？如果要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公元前二世纪印欧人在新疆和甘肃的出现，以及他们此前长期住在那儿的可能性，显然是很重要的。其中有一个因素看来不会有人否认，那就是马拉战车；虽然常有一种倾向贬低它的意义，尽可能推迟它产生的年代。在此后的一千年中马和战车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非常明显，所以不能轻率地不予考虑。战车听出现也许意味著类似的有轮子的交通工具的出现，尽管尚缺少商代别类车辆的考古证据。如果如此重要的先进技术是从西方传入的，那么其他技术也很可能从西方传入。我在别的出版物（蒲立本1965a;1965b;1975）中曾提出，如果印欧语和汉藏语有发生学上的关系，那么上述情况可以把这两种语系间的接触推向更遥远的古代。不过这还是一个必须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

十三、结 论

两千多年前中国文明尚处于文字诞生阶段，试图研究那时候的中国及其邻近的语言，这或多或少是一种轻举妄动；随著新知识的产生，许多细节必须要遭到修正。不过本文作为一种常尝试，希望能为某种假说提供研究的框架。这种假说，即关于迅速积累的考古资料及其所反映的社会之间关系的切实的假说。
这项研究所提出的假说可能概述如下：
1、当仰韶新石器时代，汉藏人在中国的西北部可能在自己的共同家园。语言学派义上的Chinese诞生於至今仍是半传说中的夏朝。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自我认同。
2、夏受到了东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正如傅斯年（1935）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把东方文化联系于史前时代的东夷。东夷在语言学上可能跟南亚（孟-高棉）语言有亲缘关系。东夷文化是一种通过吴越（今江苏、浙江）向北方海岸延伸的综合性文化的一部分，它对商的影响明显超过了对夏的影响；虽然商继承了中国的文字，并且也许使用来自夏的语言。
3、羌和戎这样的“野蛮”民族住在汉藏人的极西部，是中国西部边界地区晚期藏缅部落的先民。他们跟文化较发达的中国邻居有所不同。周朝的先民更可能是这些“野蛮人”，而非直接出自夏民族的 “中国”一系。
4、长江河谷和四川东部的史前文明属于“蛮”。也许可以认定蛮人是说苗瑶语的，其语言可能跟沿海的南亚语有较为疏远的亲属关系。春秋时期，当楚从“蛮”分出之时，它已处于汉化状态。
5、较远的南方有台语系（包括关系较远的黎、獠和仡佬）。台语的使用者用云南的滇系铜器文化可以对应。
6、居住在台湾的南岛语使用者接受了邻近的大陆文化的影响。本文提出：南岛语跟南亚语或台语之间在语言学上是否有联系？这些联系对史前的民族迁移意味著什么？这些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7、在北方，可以确指的跟阿尔泰有关的民族有：（A）中国人在公元前四世经以后才认识的原始蒙古人东胡，以及别的住在更远的西方的胡部族；（B）原始突厥部落丁云、坚昆等等，居住在西伯利亚南部，汉代以后才被中国人认识；（C）满州东部原始通古斯人（？）挹娄，也在汉代以后才被认识。此外有周代居于河北北部的貊，他们后来跟夫余、高句丽、百济、日本有关，可能也属阿尔泰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汉语跟阿尔泰语的接触可以提前到史前时代。山西的狄也可能属阿尔泰或藏缅，但是缺乏证据。
8、属古西伯利亚语（？）的匈奴语，只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才和汉语有所接触。
9、公元前二世纪在新疆北部和东部的绿洲上，有的城市国家是使用吐火罗语的。在甘肃和天山则有使用相近语言的游牧民族（月支和乌孙）。他们何时到达还不能确定，不过本文提出最迟应在公元前2000年。他们是西方文化影响于新生的中国文明的中介。

注释：
[1] 洋河郡置於汉代，其地大致相当于今贵州省。《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说兴古郡（其地在今贵州贵安县西一百里）“晋置”。这是错误的。兴古郡由三国蜀在225年所置（参见《华阳国志》卷四）。芮逸夫将《华阳国志》中的“洋河、兴古獠种反”一句错误地标点成“兴，古獠种反”，因此误认为獠在此前已为人所知。《华阳国志》接著说：兴古“多鸠獠”。
[2] 马长寿曾引用《管子》称狄为“骑寇”的一段，但是由于《管子》的年代不能确定，所以这条材料作为证据价值不大。作者可能把年代搞错了，那时候中国的北方敌人是很xx的骑马民族。马长寿又曾引晋杜预和隋刘炫的《春秋左传》注作为证据，认为狄是以帐篷为居处的游牧民，这更加可疑。原文未作任何进一步的说明。马长寿承认，根据《春秋》和《左传》的其他部分，至少有一部狄明显拥有像中国人的那样的城市。
马长寿把狄与后来的草原游牧民族联系起来的另一个条线索是彩的名称，即用不同的彩表示不同的社群。后来的草原游牧民族从匈奴开始则以不同的彩表示不同的方向，红表示南方，白表示西方，黑表示北方，蓝表示东方，黄表示中央。他说，其中只有南狄（红）和西狄（白）为中国人所认知，因为他们曾经迁出草原，并且使他们的部分生活方式适应新的环境。这似乎有点道理，不过并无证据来证实。不管怎么说，象徵方向的彩似乎与五行说相对应。五行说源出中国，后来借入匈奴，再由匈奴传到别的民族，如突厥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