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论（四）

十三、国际斗争与合作。

xxx晚年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得到了世界的广泛承认，虽然超级大国只剩下了一个，但这个理论依然适用。前面说过由于超级大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已经是靠掠夺世界资源过日子，所以对外经济合作就难免被经济侵略、被新殖民化，中国加入WTO，至少意味着中国经济被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所制约，丧失掉了部分经济自主权。用资本主义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最初改放派所鼓吹的理由，现在看吹牛的成分较大，但情有可原，毕竟是不了解资本主义实情嘛。最初关于“两头在外”做法，公平地说也是比较稳妥和恰当的，和后来成为世界加工车间的格局有关联，但性质不一样，开始是为了多赚取点外汇和增加就业，加入WTO后是接受了这样的地位，还要继续干下去。WTO所承诺的开放投资领域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外资已经把许多重要领域的市场垄断了，而我们能占领对方的仅仅还是低端的廉价商品加工商，真成了赔本赚吆喝，龙永图说最少还有继续二三十年，哥哥呀哥哥，你怎么不早说呀？

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没有错，错误在于没有认清国际形势，官僚集团在自由派这个王婆的挑唆下一心要勾搭西门大官人，去傍最有钱最有势的大款，岂料想这个大官人也是个吃软饭的，贴钱养汉子，有苦说不出，有心甩了他，好几万亿都扔进去了，怎么脱身呢？倒是叫王婆在一旁过了一把干瘾，这个王婆最可恨了，自己没傍大款的本钱，却喜欢撩拨良家妇女。在中美关系中，斗争大于合作，不论自由派再着急，经济关系再怎么紧密，中美间的政治对立是xx不了的，从美方来说始终把中国视为对手，从中方来说永远不可能向日本那样俯首帖耳，因为即使是软化成武大郎，也有急眼的时候，何况身后还站着武松呢？这个顶天立地敢提刀xx的亲兄弟的就是民族主义。如何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恐怕还要回到主席所说的“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路数上来，客人已经来了，只好让他先呆在院子，赶紧打扫屋子吧，为今之计，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是打扫屋子的{wy}办法，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糊涂和犹豫下去了，用公有制去xx新殖民经济侵略、缓和社会矛盾，这是官僚集团在经济政策上{wy}可行的途径。规则可以遵守，但对外经济合作的对象方式要有选择，更要珍惜用数亿计农民工血汗换来的外汇储备，最终用它来改善民生，扩大公共福利。

帝国主义的性质不会改变，李锐到了美国看到美国的社会福利，大叫社会主义原来在这里（即从国民享受到的福利证明其政治进步性）于是说出了自己搞不明白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了的话（即认为西方的科技进步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他没有看到新殖民主义对世界人民的剥削和掠夺，没有看到科技进步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下对落后国家的无情剥削，科技成果（包括战争能力）+帝国主义之间制定的规则=一具贪婪的吸血怪兽，没有霸权下的超额利润，他能搞公共福利吗？我们和美国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起码明白了两点：一是美国的政治霸权不容挑战，二是它的高科技产品绝不卖给你，这还不够清楚吗？

十四、社会分工、社会公平、幸福生活。

市场社会主义的格局已经形成（这里没有用“官僚资本主义”，因为市场+社会主义直观，同时前面说的“滑行”阶段还在继续，各种势力还在较力之中，官僚集团还不愿意放弃社会主义的标签），在“现阶段阶级状况”一节中所提到的问题虽然没有答案，但作为群体的阶层是明确的，2001年官方以前公布过一个“xx阶层”的东西，是比较客观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其划分标准。近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处于{zd2}层的是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其中的产业工人基本就是农民工。比产业工人状况稍好的是商业服务业员工，基本是在城市就业的无产者，比他们再好的是个体工商户、办事员、专业技术人员；位于“上三旗”的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

但是，这个划分刻意模糊的资本的地位和所有制性质，尤其是“上三旗”中的“经理人员”指国有、集体、私营和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太乱了，小白领能比大老板的地位高吗？并且这个划分明显漏掉了中高级知识分子。这里不妨重新调整一下：

1、官僚统治阶层，包括掌握较大行政职权的官员和国有企业的高层经营者；

2、资本家和买办阶层：包括大中型私营企业的拥有者和外资背景的代理人、经营者；

3、小型私营企业主和大中型私企的经营者；

4、中高级知识分子阶层，指在大学、科研医疗等机构从事教学研究的人员；

5、所谓的白领阶层：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垄断行业的一般工作人员，以专业技能服务社会的中介自由职业者，大中型私营企业的中下层管理人员。

6、个体经营者等阶层，包括以少量资金加家庭劳动为特征的个体户、不参加社会劳动靠股息分红租金等为生的人员；

7、城市基层劳动者阶层；

8、产业工人阶层（农民工）、城市失业、半失业者；

9、农民阶层包括从事农林牧副渔生产的劳动者；

10、无社会保障和服务的老弱病残群体。

这里把官僚集团的有效成员划为{dy}位，符合其强势地位和官本位文化；中高级知识分子紧随剥削者之后，是因为他们拥有较多的话语权和较优越的社会地位；白领阶层的成员比较复杂，主要依据劳动强度和收入层次归类；城市基层劳动者高于农民工体现劳动强度不同和城乡差别；城市失业半失业者与农民工同一个阶层，是因为城市普遍实行的失业保障和在享受公共福利上的差别。

从以上社会阶层的差别可以看出，在市场化作用下的社会分工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各阶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差距悬殊，贫富差距不仅是在生活品质上的区别，根本的问题是后四类人群已经丧失了应有的政治地位，就更谈不到体面和尊严了。处于中间的5、6两类在疲于奔命，有幻想但机会很小。除去官僚集团的口号外，前三个阶层会带动后三四个结成共同富裕吗？社会分工不变这种阶层的布局就不会变，差距也永远不会缩小。

社会的公平是从{zd2}层的角度看是否公平，这才是真正的公平，才是符合公平的道德标准的（记得一个美国的思想家提出来的，很有进步性，忘了是谁？）所以官僚集团治理行政措施应该以此来验证，而不是笼统地说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不够的，不公平的。只有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感觉到公平了才是真正的公平。现在官僚集团提出两条措施，认为可以改善产业工人和农民的恶劣状况，一是产业升级，二是城镇化建设，这种设想最不放心的是实施主体的趋利动机。不论是产业化升级还是城镇化建设，都是前三类阶层为主体，产业工人和农民处于被动的地位，很难说产业升级了，工人的状况就一定能改善到什么程度。城镇化建设农民的入住成本是什么？富裕的住进来了，大量的人还得在破败的农村里煎熬。这些都不是发展社会公平的好办法，其主导思想依然是追求经济总量加贫困救济的套路，所维护的依然是前三类集团的利益。

政党官僚化，是因为理想丧失，官僚集团要想自我解放出来，促进社会公平，有所作为，必须打破追求GDP惯性思维，更不要提什么共同富裕，重新回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立场、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权基础上来。由劳务输出的省首先在农村重新平均地权，走合作化道路，再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2.5亿的产业大军组织起来，理直气壮地去给资本家打工，把资本家招工自主权收回来，这样才能促使其产业升级，不然低端产业链永远不会自动消失，劳动者的尊严也永远找不回来。

中国农民的劳动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尊重，用传统方式生产出来的五谷杂粮至少应该比转基因产品更有价值，以前是十亿人口八亿在农村，农民种的粮食大部分要自己吃掉，现在种地农民减少了，粮食交换的比例增大了，加上种粮补贴，要让农民拿到与工业劳动大致相等的报酬，在农村走合作化道路后，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我们对比一下物价就知道了，精神食粮的书籍，上涨了100倍，原来几毛钱的书卖到了几十块，工资上涨了80倍，从三三四十元到两三千元，而粮食从市民供应粮价格的不到两毛钱，只涨了十倍多点。城市居民感觉到的生活提高，很大程度依赖于低粮价，使得其他支出的比例提高。粮价上不去是因为大量进口粮食的原因，大量进口粮食一方面是农业发达国家的低价出口策略，一方面是取消粮食统一供应以后，始终不敢提高城市居民的粮价，原因在于城市的低收人人群比重也很大。依靠进口大量的低价粮食转化成了肉蛋，供应市场，美国为什么鼓励中国养猪呢，就是看到猪要消耗掉大量的粮食，中国人既然喜欢吃猪肉，就必须从美国进口大量的粮食，不仅粮食市场连副食品供应都受人制约了。

总之，官僚集团应从解决社会公平入手，提高底层劳动者的政治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把因社会分工不同导致的社会阶层差别逐步缩小。差别缩小如果用阶级分析只能是指缓和矛盾（不是缩小对立阶级的阶级差别），但从个体的人的角度，差别是可以缩小的，一是限制资本法权，上面说过取消资本家的自主招工权，还应当限制其对企业财产的任意处分权。二是争取工人阶级的更多权利，首先应当改组工会，取得工资集体协商权、劳动保护等权利，逐步取得劳动组织权利和部分管理权，条件成熟后争取劳动分红，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罢工，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影响力。三是扩大社会公共福利的覆盖面和社会保障程度，官僚集团需要用“幸福生活”来代替“共同富裕”作为执政理想的具体化目标。“幸福生活”本身就包含了较高物质保障程度，更主要是缩小阶层差距，搬到压在大多数人民身上的新四座大山教育、住房、医疗、养老。这几条做到了，普通劳动者的幸福感才会增强，社会矛盾才会缓和（对穷人最需要保护的是他们子孙后代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是{zd0}的人权，现在的教育制度已经成了吃人的制度），四座大山的压迫，使得对金钱财富的追求成了全社会的自觉共识，强势阶层地位的不断加强和财富的不断集中，又将本来有限的公共福利、社会保障资源无情占有，如此船长水高式的恶性循最终会激化社会矛盾，将改革开放仅有的一点正面形象瞬时冲刷干净。只有让大众减轻了对个人财富的依赖程度，社会才会趋于公平，才会有真正的幸福生活可言。

重庆在xxx主政以后，让人眼前一亮，除了震惊全国的打黑，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民生的理解，在前面所举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上得主体讲话中，已经用“幸福”代替了“富裕”，思路非常清晰：“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一个城市在人均GDP和GDP总量比较低的情况下，也可能有更高的居民幸福指数。”这都是可喜的一面

（就在本文即将完成之际，看到薄的这篇讲话，欣然将其部分内容插了进来）。

十五、道德理想的回归 ，重新占领道德高地。

官僚集团有没有这种回归的自觉呢？信仰、理想、宗旨教育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甚至不仅是中国人，最近离世的美国老人寒春，和他的老伴杨早就是抱定信仰，为了心中的崇高理想，在中国养了一辈子奶牛。我相信不论是在官僚集团内部还是普通党员，通过前后三十年的对比，能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至少是良心的评判。更重要的是在广大人民群众那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他们的切身体会，面对四座大山，面对日益败落的田园，他们会有强烈的回归诉求，执政者虽然有摇摆有动摇，但对于日益严峻的国际局势和日益加剧的国内社会矛盾，起码他们是不敢公开放弃旗帜，在涉及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还能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这都是好的一面。但要他们自觉地回归社会主义道路，在内政外交肃清自由派的蛊毒，拿起xxx思想的理论武器，发动群众监督，勇敢面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尚有很大的难度。这种难度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对由官僚集团自己主导改放存在着美好幻想，对回归存在顾虑，也就是对经济总量的盲目崇拜，对所谓“大好局面”的留恋；二是怕局面失控，对人民的力量估计不足，对自由派及其支持者的能量估计过高。三对WTO秩序的担忧，恐怕对经济造成冲击。

无产阶级革命是一场道义革命，共产主义理想是最崇高的政治理想，不论中外反动派如何污蔑，也掩盖不了它的光芒，也正因为它的崇高，注定了这条道路绝不会平坦，必定是曲折的、艰难的，对于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就必须坚定这个理想，站立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没有这个制高点就失去了号召力，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也无不标明自己是要为全体国民服务的，没有一个政党说自己是为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道路的回归首先是理想的回归，对宗旨的践行，必须重新占领道德高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其辞，我们的政权性质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基础就是工农联盟，我们的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不仅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朋友和敌人也很清楚，你模糊它，人家也明白，这上面没有可操作的空间，更不应该耍小聪明。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就是公有制，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一点不可含糊。

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很大程度是对公有制资源掠夺造成的，这不仅是一个主观的判断，不论是从国家的总体经济数据上还是个别案例上都可以得到印证。全国城乡商业流通企业轰然倒塌，是最明显的例证，我们不说这些企业财产值多少钱，就是这样一个这个遍布全国的商业体系资源，按现在市场经济的标准代表多少财富？国营企业为私企的提供了多少技术工人和现成的产品？更不要说在国企改制中的巧取豪夺了。在国有银行上市时，对国企不良资产的剥离有多少？“拨改贷”后加上各大银行后来的xx大部分被剥离，而这些负债形成的资产却大部分被贱卖，私有资本对国有资产的吞噬是双重的，同时将改制后职工福利保障系统推给了市场，最终也时财政买单、人民买单，代价是空前！

现在存活下来的公有制企业就是剩下自由派所谓的垄断行业，这部分公有制经济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是自由派正在觊觎的下一个目标，一是借助WTO开放投资领域的承诺，进行参股、控股，二是对垄断利润进行攻击。由于官僚集团失去了道德的高度及自身利益羁绊，使得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步步退让，同时面对对自由派的步步紧逼，矛盾也在不断加深。这种妥协与斗争也使得我们更加看清了一点：自由派所推行的市场经济秩序并不是代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生土长的私营企业主们，他们所代表的是WTO秩序下的殖民资本利益，是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利益的瓜分，他们对垄断行业的抨击是阶级利益的驱使，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集中国内外的一切反动力量，攻克国有垄断行业这{zh1}一道堡垒，然后掌控政权，再收拾这些“土财主”们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一点一定要认清！

由此也得出结论，官僚集团的解放或振作的途径首先就是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依靠政权基础的强大力量，利用政权优势，与本土民营资本结盟，对自由派开展一场不对等的经济竞争，打退新殖民资本势力进攻。有了公有制和本土私有制的协调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才会稳固，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