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第十二篇   收身毁誉

           （十）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zd0}的罪恶就是在党内使用了阴谋方法来夺取权力，这只能符合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份子的需要。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蓄谋xx中央的领导。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任何党员对于中央的领导同志有什么意见，尽可以经过党的组织提出来。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他们并不公开提出自己的路线政策来反对中央，而只是背着党的组织来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蓄谋xx以xxx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但是他们表面上装作拥护xxx同志，而背后却进行着反对刘少奇同志、xxx同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秘密活动。他们在这个人面前主张拥护这个、反对那个，而在那个人面前又主张用户那个、反对这个。到末了，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自己去的权力，只要有利于去的权力，他们的面貌是可以任意变化的。
党和人民决不能够信任阴谋家，因为阴谋家是毫无原则的。他们的行为只决定于他们夺取权力的利害打算。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自己装成为共产主义者，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有朝一日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必要了，认为xxxxxx是对他们有利的了，他们就可以站在共产主义的敌人、人民的敌人那一边去。高岗和饶漱石的行为就是这样的。
当然，阴谋家总会替自己吹嘘，说他们怎样正确，怎样有本领，怎样有功劳。但是首先，即令真的是这样，这对党和人民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暂时在表面上说的正确做得正确的阴谋家，不过是更善于掩护自己，因而对党和人民更加危险罢了。
其次，阴谋家这样的吹嘘照例都是说谎的。如果不说谎，不装出易于骗人的面孔，那算什么阴谋家呢？
让我们看看高岗和饶漱石在工作中的真相吧。他们找工作中，虽然力求掩饰自己的面貌，还不敢公开地有系统地提出资产阶级的路线和纲领来代替党的路线和纲领，但是他们反党的资产阶级尾巴毕竟是隐藏不住的。
高岗在工作中常常用“左”的面目来破坏党的路线。例如，他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参加东北地区的土改运动的时候，就曾提出了许多极“左”的主张，因此在当时高岗指导土地改革的冀热辽地区，“左”的错误十分严重突出。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春季东北局检查和纠正土改中的“左”倾偏向的时候，他却反咬一口，说“左”的错误出现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全国土地会议决议下达后的一个时期。这样既根本否认了自己在工作中的错误，又借此诬蔑了中央召集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
高岗在东北解放后的工作中用了许多“左”的词句来哗众取宠。例如，他曾经企图实行一下子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他又曾不顾实际条件地规定东北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对于中央的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和在证权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高岗都用“左”的借口来加以抵抗。
但高岗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左”的，在有些时候他也直接显出了他的资产阶级右的立场。例如，对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问题，高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借口多生产粮食，强调富农的作用，认为不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主张在农业互助组内可以采取工资制。不论形式上是“左”或是右，他的这些错误主张对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作用是一样的。
在抗美援朝问题上，高岗最初是反对出兵援朝的，而且当敌人在一九五○年十月初越过三八线北犯的时候，他简直仓皇失措起来，立即不顾一切地动员疏散。朝鲜战争发展中他的多次发言记录表明，他对战争实际上毫无定见。在朝中方面取得胜利战果的时候，他冲昏了头脑，吹嘘“立即解放全朝鲜”；而在战局僵持时，他又强调困难，做出悲观估计。这种情形正是他的机会主义思想突出的表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党的建设一贯地采取降低党员标准，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的做法。对于东北地区曾实行过的“自报公议、党组织批准”的接收党员的错误办法，中央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即提出纠正，但是高岗仍然支持这种办法。高岗造了许多谣言反对{dy}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关于整党建党问题的决定，就因为他本来不赞成向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高岗在党内不提倡集体领导制度，而夸大个人的作用。这对党的制度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由于受了这种影响，在东北的许多农村中甚至几乎看不到党组织的活动。而只有党员负责干部的个人活动。高岗对工矿企业片面强调一长制的行政领导的结果，也大大降低了企业中的党组织以及工会组织的作用，大大降低了有关的地方党组织的作用。高岗的这一切做法，表示他实质上是要取消党。
如果说高岗的错误表现为忽“左”、忽右，那么饶漱石在执行党政策上的错误基本形态就是右倾投降主义。他的这种错误，在城市工作、农村工作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饶恕石在华东长期拖延不认真进行城市中的各种社会改革；直到一九五二年初他快要离开华东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真正进行。饶漱石始终不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城市斗争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他经常强调上海工人复杂，借口“怕乱”，不敢进行斗争而发动和组织工人，不敢放手让群众起来检举和控诉反革命份子，使解放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而在另一方面，饶漱石对于资产阶级却极力让步，甚至在“五反”运动初期，他仍然召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会，亲自布置他们“自反”，并把解放日报摄乱终几处“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口号全部删掉，唯恐得罪了资产阶级。
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饶漱石片面地强调宽大，并且不认真执行党的依靠和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的正确方针，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公安机关的搜捕和“以特制特”。他曾经主张“便大批反革命干部为我们的干部”。在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后，饶漱石虽经中央一再批评督促，在上海主持了一次对反革命份子的大逮捕，但又借口“人心恐慌”、“妨碍生产”，很快停止了群众控诉、检举反革命份子的斗争。
饶恕石在农村工作中也是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彻底摧毁封建秩序，多方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上，饶漱石强调鼓励富农经济的发展，对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却很冷淡。他认为土改后党在农村中，不应再依靠贫雇农，以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大家不敢向富农方向发展。饶漱石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对山东省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是因为前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是饶漱石反党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饶漱石右倾错误的忠实合作者。向明也制造“山东特殊”的谬论，在许多方面抗拒中央，抗拒在饶漱石离开以后的中央华东局的领导，故意标新立异，把山东造成独立王国。向明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同饶漱石一样奉行投降主义路线。向明对于城市的改革工作一贯采取消极态度，并主张对私营企业不要加以限制，他在农村工作上一贯地违反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反对互助合作的方针，而认为应当依靠富农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积极性来发展农业生产，应当“坚决允许富农经济发展”。向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在整党和统购粮食的工作中表现得尤其严重，并招致了显著的恶果。他用“反对孤立整党”的名义抵抗中央的整党方针，拒绝向党员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教育，听任农村党组织中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发展，这在实际上就是让资本主义思想侵蚀我们的党。他在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中所采取的方针，是对富农强xx育协商，而用强制办法来迫使农村基本群众卖粮。这很明显地保护富农利益而打击基本群众的政策，结果就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秩序，损坏了党同群众的联系。
当然，应当指出，在东北地区和华东地区，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高度的威信，由于中央的指示直接下达到省市，由于广大干部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政策，一切工作总的说来还是沿着正确的方针前进的，还是又很大成绩的。高岗、饶漱石等人在工作中的错误或迟或早地都要受到中央纠正的。他们用走私方式进行反党活动，虽然在不少工作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但终究不能抵消掉绝大多数对党忠诚同志的努力。但是高岗、饶漱石等人不但把自己工作中的错误说成是正确，而且贪天之功，企图把这些地区的全部工作成绩都归于自己，要别人相信他们是“一贯正确”、“能力很强”的。这就是漫天大荒了。
必须认识，任何共产党员都不应当把在自己主持下的某一地区过某一部门的工作成绩看作他们个人的成绩，因为无论他多么聪明能干，如果不依靠党中央和党的上级领导，不依靠党组织的集体智慧，不依靠其他地区和其他部门的工作配合，不依靠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就必然会一事无成。因此，把个人作用白哉集体之上的这种错误观点，是同xxx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不能相容的。但是高岗、饶漱石还不仅是对于个人的作用表现了反xxx主义的观点，而且是用阴谋家的惯技故意制造他们本领高强的神话，尽力掩盖他们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拿东北的工作来说。东北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对全国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东北地区所以能处于这样的地位，当然不是因为高岗“能力强”、“领导的好”的缘故。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中央派了十几个中央委员管理东北的工作，而且那时候领导东北地区工作的主要是林彪同志，并不是高岗。在东北全境解放，林彪同志入关后，中央确定了首先稳定和恢复东北经济的方针，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保证东北经济不受关内战争的影响，并动员全国力量来支援东北的经济恢复。由于中央的领导和全党的援助，由于苏联的援助，又由于东北在经济上的优越条件，东北的经济建设工作比全国其他地区更早地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这是xx自然的。事实上，如果不是高岗的宗派活动对于东北地区的工作起了许多破坏作用，并妨害了中央某些政策在东北的贯彻施行，那么东北地区的成绩还应当比现在更大些。但是高岗却把东北地区的工作成绩一概看作自己的功劳和资本。同样，饶漱石也善于自我吹嘘，冒充本领高强。例如，一九四七年在山东的反对黎玉同志的错误是当时在山东的许多负责同志一起领导进行斗争的，但在问题解决后，饶漱石向中央作报告的时候，却把功劳全部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
不懂装懂，不能装能，冒充有学问，有本领，冒别人的功劳为自己的功劳———这就是阴谋家高岗、饶漱石所吹嘘的“能力强”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