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没落于此。这些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诧风云，无限风光的人们，拼尽全力散发着自己身上{zh1}一点光芒。之后，就遁入闹市，再也无法窥见。

　　在他们年少的时候，生命的每一秒都是用许多金银堆砌而成的，一两一块的金元宝，整块翡翠雕刻成的鼻烟壶，都是他幼年的玩具，就算随手扔掉也不会遭人指责。他们要是早几年出生，一定会坐着八抬的轿子进紫禁城面见天子。他们家里有无数美丽的鸽子，每天按照固定的时间，放飞到天际。他们家里有无数在满是青苔的水缸中游曳的金鱼，无数冬天依然震翅鸣叫的蝈蝈，所有这些，卖到院墙以外，都够普通人家半年的吃食。

　　这些人，曾经被叫做贵族。

　　欧洲人崇拜“贵族”，世界闻名。这个“贵族”并不简单就是有权有势有钱有名望的人，关键是要有家世，必须是连续多少代都是高人一等的“人上人”，这才叫贵族。没有这个家世，即使你再威风八面，也只能叫“暴发户”了。对暴发户，英国人表面尊敬，心里是瞧不起的。贵族的值得崇拜之处就在于，连续多少代的养尊处优，得到的永远都是尊敬、羡慕和畏惧，才能让人形成一种脱尽平民习气的独特气质——所谓“高贵”。这个高贵气质是从金钱、权势、地位里来。但一时的显赫是不管用的，它需要时间和历史的沉淀。英雄不问出身，但贵族必从出身里来。贵族的形成条件十分苛刻，所以人们常说，养成一个真正的贵族至少要三代人的时间。

　　同样，贵族的生活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土壤。革命是贵族最害怕的变故。虽然有人这样评论英国的贵族：“贵族是社会秩序中一件优美的装饰品，是一个优雅社会的科林多式建筑的雕花柱顶。被英国世代所产生的法律、舆论和长期形成的习惯所赋予的荣耀乃至特权，绝没有可以激起任何人的恐惧和愤怒的东西。”但是这仅仅是出现在英国中的特例，从法国大革命到中国的辛亥革命，贵族们都失去了他们本来稳定优越的生活空间，从此开始了在茫茫人海中的漂流。

　　在中国的东部，黄浦江畔，他们找到了一个落脚点——上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有着很高的国际知名度。那时的上海是一座国际大都市，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国际文化的大熔炉，"东方的巴黎"就是那时赚来的声誉。汾阳路树高枝繁，环境幽雅，路边的小洋楼是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官邸、犹太人俱乐部……。当你不经意地踩晌这儿的落叶时，耳边还会响起一股流水般的钢琴或小提琴声，而在浓郁的悟桐树后的一座座幽静的花园里，一幢幢风格迥异、各呈奇姿的小洋楼正若隐若现……

　　躲进这些小楼中的就有曾经的贵族。他们在这孤岛中的生活，到底如何呢？

　　衣

　　衣装时髦是民国上海时尚的主要特征。近代上海，五方杂居，华洋并处。上海人虽受礼教传统的束缚，却比内地更多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日趋开放的商业社会习俗使他们在服饰上首先放弃简朴同一而崇尚奢华时髦。近代上海人是以时髦为美的消费者，而商人们也以制造时髦为经营要旨，不断鼓动人们投入到流行时尚中。衣着时髦成了当时上海人追求体面消费的风范之一并不断攀比竞赛，这不但推动了上海时髦服饰的新陈代谢，也促使西方服饰体系渐为世人接受，从而在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西装革履、中装绣鞋并存的奇妙旖旎的服饰现象。

　　时装的流行和传播，处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之外，和近代上海的风尚习俗及文化生活也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国内外通商交流的机会越来频繁，欧洲进口的布匹、羽纱、呢绒、蕾丝等纺织品大量涌入，使得人们选择的范围广了。着装的观念也改变了。加上当时上海的不少报刊杂志，都辟有专栏，及时传播服饰信息；各大百货公司、公司及纺织公司，不断举办服装展演；电影业的繁荣，更为服饰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时装界与文化界联袂合作，相得益彰，致使上海成为全国时装中心，有"东方巴黎"之美誉。

　　三十年代的上海上流社会名门闺秀追赶时髦、享受奢华的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她们崇尚西化的生活：游泳、骑马、跳舞、打高尔夫球，这也就要求服装更美观、合身。加上三十年代欧美流行收腰就更体现出女性美，这就注定服装会变得更修长而紧身，从而符合30年代精致玲珑、开放活泼的理想形象。也就是在此时，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典型代表。被称作Chinese dress的旗袍，和加入西式风格的海派旗袍，很快地从上海风靡全国各地。当时爱美女性旗袍穿着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局部西化，也有在旗袍外搭配西式外套。局部西化是指领和袖采用西式服装做法。如西式翻领、荷叶袖、开叉袖、还有下摆缀荷叶边，或缀不对称蕾丝等夸张的样子，这就是一些明星和贵妇的社交礼服。

　　食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讲到她交往过的一个真正的名媛，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康同璧英文好，诗词好，绘画好，是康有为最疼爱的女儿。当年她千里寻父，19岁只身翻越大吉岭去寻流亡在印度的父亲，因此被xxx赞叹为“支那{dy}人”。在困难时期，康同璧有一次许诺请章诒和吃一顿西餐，可是为了这顿西餐，康同璧的女儿准备了一个星期，且不说那个时代菜肴难得，只说康家西餐餐桌上的礼仪，即使是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也要一丝不苟地讲规矩。穿着正式的晚宴服装，每吃一道菜就换一个盘子。在一场中规中矩的西餐中体现了她正统的西式教育背景，也是家学渊源的表现。

　　当时中国的贵族们，以吃西餐为荣耀。19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西餐馆越开越多，名称上越来越中国化，如“一品香”、“一家春”、“海天香”、“一枝香”、“醇和村”等等，这些看上去像是中国餐馆，实际经营的是西餐。上海的外国酒店以法租界内最多。

　　洋食品种类更是繁多，在中国的一些外国洋行生产的汽水、冰淇淋、糖果、罐头、点心和从国外运来的葡萄酒、香槟、啤酒、威士忌等在一些城市中渐渐流行。上海在民国时期成为东方{dy}大都市，咖啡店、洋酒店，如雨后春笋。在1928年，《申报》在报上的一角刊登了一篇短文，署名“慎之”的作者在文中向读者介绍了位于虹口区北四川路一家名为上海咖啡的咖啡店。作者在店内遇到 了许多文艺界名人，当中包括鲁迅、郁达夫、龚冰卢、孟超和叶灵凤；他们在店内不是高谈各自的主张，就是默默沉思哲学问题。慎之沉醉于这种气氛里，并撰文向读者介绍这个他心目中的“文化乐园”。由此可见，当时在上海的上流社会中，西餐占据了相当的位置。

　　交际

　　两名戴着白手套的服务生缓缓拉开百乐门黄铜把手的大门，交际花们优雅的身姿如期出现于大理石的台阶，铺着猩红色地毯的弧形转角楼梯，展开在她们眼前。她们风姿绰约、雍容大雅，如一群美丽的蝴蝶精灵，在舞池中穿梭。众多目光交织中，优雅有节地、华而不妖地转身，标致而又香艳。

　　有一位名叫陈定山的文史作家，曾写过一本《春申旧闻》，其中讲到当年上海的“交际名媛”：“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继之者为周叔苹、陈皓明。其门阀高华，风度端凝，盖尤胜于唐、陆。”

　　唐瑛1910年生于上海，出身名门。她的父亲唐乃安曾留学德国，也是中国{dy}个留洋的西医；唐乃安回国以后，成为上海市xx的开业医生。唐瑛的哥哥唐腴庐，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最亲信的秘书。唐瑛身材苗条，嗓音甜美，衣着前卫。她毕业于上海教会学校——中西女塾。中文、英文的水平都很杰出，艺术造诣也很高。

　　陆小曼也出生于上海，父亲陆建三不仅是晚清举人，而且还留学日本，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与曹汝霖、袁观澜、穆湘瑶等民国同班毕业。又在财政部门供职二十多年，先后任过参事、司长等职。还办过银行，任经理。陆 小曼是她那个时代受到{zh0}教育的女子。从小在上海进幼稚园，6岁那年随母亲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同年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附属小学读书，13岁转入 法国人办的贵族学校北京圣心学堂。小曼精通英、法两国文字，还能弹钢琴，擅长绘制油画，是一个聪明伶俐、漂亮可爱、多才多艺的女子。

　　民国初年始的上海，因为西风盛行女学鼎盛，自由的空气、清劲的西风，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吹入众名媛圈中。要论正牌名媛，其行为其思想，必定是在当时社会中起推动和前卫的作用。有人说名媛必须出身名门世家，一个女人即使再才华出众，如果背后没有一个深门大院的家世做背景，也顶多是一个美女、才女、或者名女人，名门世家之女身上的贵族气质是学不来，也伪装不来的。

　　以唐氏姐妹和陆小曼为代表的这群交际花，虽曾“群芳吐艳”，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却如昙花一现。她们大多生长于乱世中的上海，名门豪族殷实家境让她们对华丽习以为常；她们经历过罕有的大富大贵，但也经历过战乱时期跟平民一起颠沛流离，常人难以忍受的凄凉孤独……然而交际花的骨子里永远蕴涵着今日难以探究的高贵、天真、梦幻和坚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