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次是应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黄昌荣教授之邀，赴港做为期一周的社会工作专业考察。出了罗湖口岸已是傍晚，香港的晚上正是{yt}当中最繁忙热闹的时间，路上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但接送我们的大巴司机却能气定神闲，游刃有余，以连续不低于60迈的时速穿行于蜿蜒曲折的大街小巷之间，保证我们准时安全抵达目的地。大巴司机娴熟的技艺和热情周到的服务给我留下了美好的{dy}印象，想不到这还只是开始。
在香港期间，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组织者希望我们能看到更多的香港社会工作的发展和经验，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马不停蹄地穿梭于机构之间，大巴成了我们最重要的工具。因为要考察的机构遍布全港，组织者几乎每天甚至每半天都要更换大巴和司机，但所有的大巴司机都一律尽职敬业，服务到家，“没有{zh0}，只有更好”。你xx不用担心，今天用的这个司机服务很好，下一个会怎样。在这里，你看不到雇主和司机的对立和紧张，相反，他们像兄弟一样谈笑风生，互相为对方着想。看惯了商家的贪婪和欺诈，那种信任和温馨就像张爱玲的小说描写得那样，让人艳羡甚至嫉妒得心疼。
太平山之旅：离港前的{zh1}{yt}，确切地说是{zh1}一个晚上，我们才终于有一点时间游览香港的旅游胜地太平山。等到我们到达山脚下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钟，天已经xx黑下来了。右面是壁立千仞，刀刻斧削般的悬崖峭壁，左面是万丈深渊，而山路蜿蜒曲折且极为狭窄，不要说开车，看一眼都心惊肉跳。司机却一样游刃有余，应付自如，还不时谈笑风生，努力缓解着初来乍到的大陆游客的紧张情绪。我坐在{dy}排，仔细盯紧司机的里程表，一路下来，路况万千，情况瞬息万变，但我们的时速却几乎一直保持在60迈左右！你想不服都不行。
香港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发达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既是这种现代社会生活的结果，也是造就现代化和香港繁荣的原因。在香港，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差距：似乎香港人总是在赶点，而且老也赶不上。比如步行，我们是在名副其实地“走路”，香港人却总是以一种近似于小跑的速度“赶路”；又如乘电梯，我们大陆考察团总是“跟着感觉走”：上了电梯就一切交给电梯，甚至把乘电梯当成了一种休息，而且总是自由散漫地塞满整个电梯；而香港人总是在“跑”电梯：踏上电梯依然在小跑似的“赶路”，说得形象一点就像奔丧一样（绝无恶意），结果是我们总是挡了人家的路，成为名副其实的“绊脚石”。
到港的{dy}件事是购买电话卡，因为大陆的电话卡到了香港就没有信号了。在我们的楼下的小卖部就有电话卡代售，但不巧的是只有面值100元的。大家一致认为没必要再去找更小的，就买这个好了。但想不到服务员在仔细询问了我们的留港时间和用途后却坚持不肯卖给我们，而是一再向我们推荐购买她这里没有的更小面值的电话卡，并热情地为我们画出简易路线图，以便我们到最近的别的商家购买合适的电话卡。我们这些人受xxx主义熏陶了一辈子，熟悉的是资本家的金钱至上，尔虞我诈，想不到刚到香港就被小店主给上了一课。
其实在香港，受到社会工作者和慈善人士青睐的的不仅是主要来自大陆的性工作者，还有来港生产者：长期以来，一些大陆临产妇女由于受到香港良好的社会保险和医疗服务的吸引，选择到香港生产。这样做显然增加了香港政府和医疗机构的负担，也直接挤压了港人的医疗资源。为了抑制这一趋势，香港政府一直在试图通过提高费用的方式限制和减少来港生产者。但香港政府的这些做法却遭到来自包括香港社会工作者协会在内的许多社会团体和组织的激进批评和xx。他们认为政府这样做对那些来港生产者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是侵犯人权。
维护性工作者的权利，争取降低大陆来港生产者的费用，还有下文提到的街头露宿者的选择及其所受到的支持，这些行动按照一般的逻辑很难理解：比如街头露宿者，政府明明给你盖好了房子，你却不去住而偏偏非要露宿街头，这不仅是和政府过不去，也是给香港抹黑，按照一般的逻辑，这是纯粹的刁民；性工作者从事的本来就是道德和法律禁止的行为，何况一些人甚至连合法的居留资格都没有，还有什么权利可言？维护他们的权益岂不是没有底线？至于大陆来港生产者的权益更不值得维护：因为他们来到香港已经带来诸多问题，再去维护他们的权益、降低来港生产的费用会刺激大陆更多的妇女选择到香港生产，加剧医疗资源紧张，影响到港人的生活。
香港被称为购物天堂，加之本身人口密度就很大，理论上，社会治安应当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人们也总是能从那些影视作品中看到这一点。这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香港犯罪猖獗，到处都是黑社会，没有现代社会秩序可言。然而一旦置身香港真实的社会生活，感受xx相反。即使在地铁、时代广场这样人流如织、摩肩接踵，连移动都困难的地方，你也大可不必紧张，不用随时担心你的背包安全。甚至在一些传统上属于黑社会控制的地盘上，比如水果批发市场，货运码头等也一样秩序井然。你不能不佩服动不动就被议员和普通市民骂得狗血喷头、没有任何“威望”的香港政府和官员以及警方的治理水平和能力。
香港全港一共有60名议员，而自由竞选的议员更只有30名，其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不言而喻；香港律师的尊严和地位你只要看香港的电视剧就知道了，他们的收入也足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少大律师收入以小时计，动辄几万甚至十几万元；香港的富豪像李嘉诚、霍英东等不仅不是小富即安、小富即傲的土财主，在福布斯富豪榜上也xxxx。但是这些所谓的精英却行为内敛，平易近人。在港期间我也接触到不少议员、法官和资深大律师，没有咄咄逼人、居高临下，更多的是谦逊、和善和平易，举手投足透着教养和文化，没有大陆那种一看就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压迫感，更看不到“我可不是一般人”的官员。
更让人感动的是，包括演艺明星、政府高官、资深大律师、亿万富豪等在内的那些香港社会的{jd1}的上层，经常轻车简从甚至化妆深入社区、养老院、福利院等慈善和公益机构默默无闻地去实际帮助那些底层群体——为他们做一餐饭，打扫一下卫生，剪剪指甲，洗洗衣服……，并不仅仅只是如大陆一些精英那样施舍钱物，而是身体力行去做义工，干最脏最苦的活，实实在在伺候别人。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甚至连我这样一个从事所谓社会工作教育的专业教师都未必做得好。
香港的许多公共设施，比如建筑，道路，公园，绿地，甚至城市的下水道等，很多是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设计和建造的，有些甚至更早。但这些设施除了少数经过有限的维修，大多数依然完好地运转着。许多街道两边的护栏已经斑驳陆离，饱经风霜，但却依然顽强地站立在历史的记忆中，忠于职守，顽固地透射出历史和文化的光泽，与整洁的街道和时髦的红男绿女交相辉映，一幅xx和谐的风景画跃然纸上，让人流连忘返。街道的斑马线近看弯弯曲曲，犹如锯齿一般，远不像大陆很多城市道路那样笔直规范，但却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依然坚固耐用，丝毫没有因为陈旧影响市容。由这些设施造就的城市依然秩序井然，浓厚隽永的文化气息历久弥新，东方明珠魅力依旧。
早晨，繁华的主要干道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观：身穿红马甲的工作人员[2]热情洋溢地塞给你一沓类似于英国的太阳报那样的小报，多数都是议员们的竞选资料或不同政见论纲。议员们与三级艳星使用同样的工具宣传和推销自己，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严肃甚至不妥当。在香港，除了法官在法庭上让人觉得神圣崇高，凛然不可侵犯，其他政府官员、议员给人的印象都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甚至他们要千方百计想尽办法接近底层公众，获得认可，与公众接近和交流或者说平民化是他们的一项专业能力和基本素养，他们获得选民支持的手段与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推销保险别无二致。除了正在开会的立法会议员和大法官，你看不到一出来就“像官员”的人，比起内地某官员那样“我可不是一般人”的“社会精英”，香港的官员显得太没有风度和威严，甚至香港特首曾荫权也时常被以小丑的形象悬挂在任何可能的角落供人消遣和戏弄。在香港见“曾荫权”很容易：但多是以类似于漫画那样的夸张的反面形象，且大都在很不起眼的地方。
司法独立是普遍追求，也只有司法真正独立了，它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才会有尊严。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在{zg}法院，专门建造两部电梯，分别归法官和律师使用，并且明确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法官和律师不能使用同一座电梯；在案件审结以前，任何情况下，律师不得与法官有任何接触，否则就要坐牢。而在我们基层的一些地方，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律师沦落为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掮客和经纪人，律师不见法官他的当事人才可能坐牢，神圣的法律沦为娼妓，又怎么会有尊严和神圣！老百姓有了问题宁愿自己解决也不肯“麻烦”尊贵的法官和昂贵的律师，社会怎么能和谐？
在香港，打开电视，翻开报纸，不是事故就是骚乱，人们街谈巷议的也离不开对政府的抨击，初来乍到，似乎香港一片混乱，不可救药。但真正生活在这里，你却发现，这里不仅没有你想象的混乱，反而秩序井然，生活舒适，至少比起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要理想得多。比如，至少你走在大街上不会到处都是“拉开拉链”的下水道；尽管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又秩序井然，一切都按部就班，简单高效；尽管媒体到处是凶杀、抢劫的报道，甚至大陆最熟悉的就是成龙的电影中的黑社会、凶杀、暴力，但真正走在香港的大街上，你才发现，治安状况出奇地好，即使身处摩肩接踵的时代广场，你也xx不必担心背后的包裹或者身上的钱包。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人困惑。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更清楚。社会学与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如果说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通常是扮演政治权力和当前统治的卫道士，社会学则是医生。就如郑杭生所说，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学说，[1]P3是通过探讨和研究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发现问题，及时修正，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为社会和谐发展保驾护航。除非你是一个伪社会学家，你才可能总是歌功颂德，一味媚上。正如诗人艾青所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社会学家更多看到的是社会的另一面，“用社会学思考的方法给我们大家提供的{zd0}帮助就是使我们更加敏感”，[2]P16社会学需要爱德华·泰勒所说的“批判性思维”。所以，直接地看，社会学家通常是不受权力欢迎的，特别是那些僵化、保守和短视的统治者。但实际上，社会学家的“敏感”和“批判性”并不意味着与政府和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冲突，甚至恰好相反，他们不过是殊途同归。一方面，政府不等于制度，现实的政府和官员与根本的制度总是有距离，甚至最能反映制度要求的不一定是具体的政府和官员，普通社会公众也可能更适合和需要维护制度的尊严；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本身xx对立，至于地方政府就更不可靠，权力注定需要制约。一味的正面歌颂不见得就是政治立场坚定，更不等于政治正确或正当性。正如文学上有“棒杀”和“捧杀”一样，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中“温水煮青蛙”或者“xxx”可能更危险，也更阴险。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香港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的奉献精神、社会良知值得我们学习。主要是两点：一是知识分子要有道义承担；二是制度和政府要营造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清风不识面，何故乱翻书”就没有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没有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所以，“举报教授为反革命”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接受的，[3]这即是社会的悲哀，也暴露了我们教育体制中的问题。人人自危，不敢说话也许可以造成暂时的稳定，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和根本的稳定。我们是人民政权，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应该、也不需要那样做。少数人那样做，实际上是别有用心，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一样，是在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极为阴险的“罪恶的企图”。
在香港，除了{zg}法院和立法会，几乎看不到象样的政府机构；除了法庭上的法官和议会讲坛上的议员，看不到趾高气扬、威风八面的政府官员；除了大公司的职员，甚至很少看到西装革履，仪表堂堂，更没有威风凛凛，君临天下……表面上，香港人每天都在骂政府，电视、报纸、网络到处充斥着对政府和政策的不满和诅咒。但在社会生活中，香港社会秩序井然，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东方明珠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熠熠生辉。从根本上说，香港的发展和繁荣，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好，而是公民觉醒和长期斗争的结果，其中包括大量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工作者的奉献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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