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田隆造 这是一趟漫长的旅程:在日本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里,岩田隆造已经走了整整15年,为了一场他没有参与的战争而谢罪。他年逾七旬,全身是病,一贫如洗,受人排斥,这个老僧常常觉得,自己“一步也走不动了”,但他却愿意继续走下去,直到他人生的终点—— 如果卢沟桥上空真有徘徊不去的战争亡灵,他们能感应到来自人间的呼唤与抚慰吗? 岩田隆造相信这一切。5月26日下午,这个74岁的日本僧人来到卢沟桥头,他双手合十、下跪、叩首,在这座曾经见证日本侵华战争的古老的灰色石桥上,这个动作重复了3次。然后,他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石板上盘膝而坐,击打太鼓,念经祈福。 在沉闷而有规律的鼓声中,他的右手不时地指向卢沟桥的上空。“这里有很多不幸福的亡灵,我希望他们升上天国。中国人和日本人,一起。”他说。 这是日本僧人在卢沟桥“谢罪”的第三天了。两天前,刚刚到达中国的他,从旅馆边上的一个小卖部里讨要了一个“康师傅绿茶”的纸箱子,他从上面裁下一块硬纸板,在上面用毛笔写上“谢罪,绝食三天,日本僧岩田隆造”。 在硬纸板的另一面,写着从他的住地到卢沟桥的路线——“624路,我到抗战博物馆(卢沟桥)下车”。这个走起路来总是弓着腰,步伐缓慢,手也不停发抖的老人,打算一路举着这块牌子,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依靠公共交通,来完成这次“谢罪”之旅。 现在,这块硬纸板就摆在他的面前,从他面前走过的游客,都能看到上面的字。不时有人驻足围观,并对这个来自日本的老和尚指指点点。 在卢沟桥{dy}小学读书的两个小女孩只敢远远地望着。“他为什么要谢罪?他杀了人吗?”小姑娘不解地问。 也有经过的中国游客觉得他可怜:“这么大岁数不吃饭,怎么受得了?这可不是一个老人该承担的事情。” 可一个带日本旅游团到此参观的年轻男导游则说:“就算来两千万个日本人谢罪也没有用,他们还是杀了人。” 岩田隆造并不懂这些中国人在说什么,除了简单的招呼“你好”,他几乎不会中文。在人群中,他披着的那件桔黄色的僧袍很显眼,而更显眼的是,僧袍的左右两侧,都斜背着一个褐色布袋,上面用白布写着大大的“谢罪”二字。 在中国的这些天,即便只是出门买四个苹果,他也要将袋子背在身上,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知道我来中国干什么”。 这已经是岩田隆造第三次来中国“谢罪”了。2005年和2006年,他已经来过中国两次,哈尔滨、长春、北京、天津、洛阳、青岛、南京、武汉、重庆……在这些当年日本xx犯下过累累罪行的城市里,他一次次重复着以上的仪式。 他不是来延续仇恨的。相反,这个日本僧人希望能凭借佛教的力量,来抚慰那些战争中逝去的亡灵,并用谢罪的方式,来填平横亘于两国之间的历史伤痕。 岩田隆造和那场残酷的战争并没有直接关系。1936年,他出生在中国台北,9岁回到日本。他长于战后的长崎,在那里读完大学,成为一名银行职员,像“所有的普通人一样生活”。 不过,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高中时,只比自己年长5岁的历史教师岸本很激动地告诉学生们,“日本的xx曾经发动过一场残忍的战争,我们必须向中国和韩国道歉。” 在那座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城市里,有很多残疾人。至今,岩田仍记得一个街头的残疾人告诉他,“年轻人,你要回报社会,帮助穷人、残疾人,祈祷和平,远离战争。”于是,29岁那一年,他辞去工作,致力公益。随后,他在日本的一家寺庙剃发为僧,并终身未婚。 在2005年{dy}次来中国之前,他已经前往韩国、菲律宾等地谢罪。但几乎没有人支持他到中国进行这样一场近似苦行僧式的旅程。从韩国出发来中国前,当地人也劝他,“不要这身打扮,小心挨揍”。 最初在中国的日子里,他晚上6点过后就不敢出门。但后来因为“能够捕捉对方的眼神”,他发现这个国家的人们,“竟然对我这么亲切”。 从上海至福冈的飞机上,空乘人员主动将他的座位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在公交车上,会有人给他让座;开水果店的上海大婶会送他一些水果。甚至有一次,他在一个饭店里吃饭,也有顾客对店主说,“他是从日本来华谢罪的,账我付。” 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友好的举动。当岩田在南京谢罪时,一个围观者往他身上“扔东西”。而他出行时,也常有一些中国人嘲笑这个打扮怪异的老头。 在每次持续数日的“谢罪”仪式中,岩田隆造近乎断食,每天只吃少量的水果和糖,对于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这是相当危险的举动。但在日本的文化中,满腹饱食的人,是无法与天国的亡灵沟通的。 “所以,绝食代表着我的诚意。”他说。 但在自己的祖国,这种诚意极少被人理解。对于岩田的“谢罪”,家人是坚决反对的,他的7个兄弟姐妹,都不理解他的理想。在他的寺庙里,几乎没有人愿意和他讲话。老人叹了一口气,说:“很寂寞,我在寺庙里非常不开心,不开心得快要死了。” 尽管“不开心”,这儿毕竟是他{wy}的容身之所。但因为他的存在,一些日本右翼团体常常去他所在的寺庙捣乱,甚至放火焚烧。在网络上也充斥着有关这个老人的流言,“他们说我来中国就是住高级宾馆,拿中国政府的钱。”右翼分子甚至将谣言印成传单,分发给寺庙周围的居民。 最终,他被寺庙赶了出来,老人就和许多乞丐挤在一起,在火车站附近露宿,或是蜷缩在咖啡厅外面的长椅上。 就在他上一次来到卢沟桥谢罪时,曾经碰到日本右翼分子旅行团,几个人一边殴打这个老人,一边怒骂道:“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给日本人丢脸?” 似乎只有他在银行任职时的老板佐佐木夫妇支持这种行为。现在已经年逾90的佐佐木,二战时曾在中国经商,日本战败后,他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回到家乡。“我们的文化是从中国发展而来的,日本人应该懂得感恩。”佐佐木曾这么和岩田说。 为了这对支持他的朋友,岩田在自己的背包上又写上“感谢”二字。“谢罪”与“感谢”,这是他在中国的关键词。 可是在中国谢罪的12天时间,他的生活仍然贫穷而拮据。除了两个钉有“谢罪”的布袋,他的全副家当只有一个蓝色的双肩书包。他没有手表或手机,甚至只戴了一套换洗的内衣。他选择最廉价的机票,住在经济型酒店里,每天只吃很少的食物。 在三天的绝食谢罪后,他十分焦急地向中日友好协会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邮去了两封信。“我不需要中国政府给我钱或者任何物质上的东西,我写信给他们,只希望他们能给我颁发一张"中日和平奖状"。”他说。 每碰到一个与他交谈的人,岩田隆造都会提到这张“想象中的奖状”,这是他“整个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希望中国人能接受我的道歉,如果授予我一个奖,就代表着对我这种行为的肯定,这样,也许日本也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做谢罪这样的事情。” 为了等待回信,他几乎很少走出那间狭小的酒店房间。因为没有手机,他只能一直守在酒店房间的固定电话旁边。 在这个酒店的小房间等待时,岩田总是盘腿枯坐在铺着白色床单的大床上,出神地望着窗外。一分一秒缓慢流走的时间,正逐渐带走这个老人的生命与精力,从窗外透进的阳光,打在老人干涸的脸上,就像是风干后的橘子皮,折射不出一丝的光线。 同时也正在被消耗的,是岩田隆造所剩无几的存款。 在日本,僧人靠做法事超度逝者,通常能获得不菲的收入。但岩田从来不做这种法事,他的生活和行走,xx来自他此前工作的存款,以及一些亲戚朋友的接济。 上次回日本,老人在深夜偷偷地去寺庙附近的小邮电局里查看自己的存款,尽管节衣缩食,但存款的余额,“也只够未来5年的生活费了”。他的前途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一片灰暗。这次“谢罪”结束后,老人想不出自己数年后该怎样生活,甚至也想不出回到日本后,可以住在哪里。 从1995年开始,在日本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里,岩田隆造已经走了整整15年,为了一场他没有参与的战争而谢罪,他并不知道这趟旅程将终于何处。老人的腰部和腿部都有严重的疾病,他常常觉得,自己“一步也走不动了”。 “我已经老了,没有气力了,但只要我还活着,这仍是我必须做的事情。即使人人都反对,被大家讨厌,但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会拼命到{zh1}。这样我的生命才有意义。”老和尚絮絮叨叨地来回念着这些。 有时,他的脑海里也会响起另一个稚嫩的声音,那是2006年他在卢沟桥“谢罪”时,一个中国小孩摸着这个7旬老人的背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他说自己能从中得到安慰,就像那些亡灵从他的祈祷中得到的一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