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有点长，但是写的不错。我个人认为有思想、有观点、有自己的见解，希望朋友们能耐心看完，谢谢。
——晓闽转帖
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为美国人里亚-格林菲尔德所著。该书通过重点深入研究英、法、德、日、美五大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程，剖析了各大国士农工商四大阶层的变迁，探讨了经济自由（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格林菲尔德认为：定位于持续增长的经济活动，即赋予现代经济之现代性的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存在本身应归功于民族主义。细细读完《资本主义精神》，觉得有必要将一部分要点融合自己的想法，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习惯，整理出一份解读资本主义精神实质的材料来，于是便有了本文。
在英国，“将英国社会重新定义为民族国家就意味着所有的英国人本质上是平等的，从而将经济职业从传统的基督教思维所标定的烙印中解放出来，尤其是那些定位于追逐利润的职业。血统作为地位基础的重要性下降，职业声望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为民族共同利益提供所期待的服务的一种功能。......国家没有个人意志，而只有由其成员意志所构成的意志......共同利益就是{zd0}多数人的{zd0}利益......繁荣昌盛和充分就业成为爱国义务问题......”
资本主义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重视商业贸易则增强了民族实力。国家经济发展繁荣又反过来改造国家政治结构，并使得现代国民越来越具有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资本主义迫使个人与个人竞争，企业与企业竞争，城市与城市竞争，民族与民族竞争，谁贫弱谁落后，谁的生产效率低发展速度慢，那谁就被残酷的竞争所无情淘汰。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捍卫国家的经济安全，只有国家经济安全有保障，才能使一国民族经济在对外竞争中赢得更大胜算。
早期的荷兰是由西班牙一些叛乱省份（荷兰、泽兰、弗里斯兰、乌得勒支、格罗宁根、上艾瑟尔和格尔德兰）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很类似于蒙古早期松散的部落联合。一个个小小的经济属地之间彼此混战不休，时而又要卷入地区大国之间的明争暗斗，成为劫掠战争的牺牲品。熟读明史也可以发现，明朝人就曾经利用蒙古没有中央集权体制作为凝聚核心的特点，对他们采取又分化又制衡的策略，以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同样如此，早期荷兰全部实权为各个都市和省份所控制，中央政府缺乏有效的强制手段并xx依赖各地的善良意愿。面对西班牙侵略，荷兰人不能协调一致地采取抵抗行动。流血、死亡、财产受损，使人们找寻宗教的归宿和庇护。封建社会时代，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就是这个国家的宗教，神权和王权结合地非常紧密。对大部分人来说，他的基本身份是宗教身份。一个人首先是基督教徒，然后才是一个说荷兰话的人、一个女人、一个商人或者国王的一个子民。正是个人所信仰的宗教在原则上确定了他为之付出{zg}忠诚的团体的意义。荷兰特产乳酪和鲱鱼，造船业和远洋运输业很发达，一些富裕起来的商人还成就了世界上最早的金融中心雏形——阿姆斯特丹。民族总体的利益，特别是荷兰民族威望，被日益认为是{zj2}价值，它证明对与日俱增的财富的不懈追求是理所当然的。宗教认定荷兰人是上帝的选民，分散的各省渐渐融合为一个有着共同信仰和宗教身份的命运共同体。当忠诚于民族国家的情感具备宗教意识时，有效组织起来的民众可以抵御任何外敌入侵。雅各布斯*里迪司在评论第二次英荷战争荷兰大胜时说：“势单力薄的荷兰人何以能在陆上战胜敌人，在海上击溃对手，何以屡屡挽狂澜于既倒......我们只能说，只有通过上帝和尘世的孩子（荷兰人）之间的永恒默契，这种胜利才能得以实现”。民族主义和宗教观念凝聚起的精神力量创造了奇迹，它使荷兰走向强盛。
荷兰的经济史给我们的启示是：李登辉之流鼓吹中国“七块论”是分裂中华灭亡民族的奸险阴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加强中央集权，做到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协调发展，避免地方上不听号令各行其是。中华民族的强盛复兴事业需要国民拥有共同的坚定明确的民族复兴理想，甚至应当将这样的信念上升为全民族的精神信仰。
新经济意识——具有竞争性并定位于发展的集体性资本主义精神，无论在何处发展，总是紧紧尾随着初生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
-----------------
17世纪法国民族主义者安东尼*蒙特瑞廷认定：英国人是所有外国人当中最有害的对手，他们得益于使法国四分五裂并导致其工业止步不前的宗教战争。英格兰从法国移民那里获悉了全部的工艺秘密，比如制造各种各样的枪支、锁具、刀具等，一举取代法国成为欧洲最重要的金属制造商。然后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向法国兜售他们的劣质工业品，而法国工人却蒙受失业之苦并且不得不从事其他行当，或常常乞食面包。
蒙特瑞廷激烈地批判外国热钱投资（或投机）危害法国经济安全，说他们从来没有法国的利益，总是密谋怎样骗取法兰西与生俱来的权利，并致使法兰西依赖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他们不过是“寄生于伟大机体的水蛭，吸出法兰西的精华并灌饱了自己的肚子，然后离开肌肤脱身而去......不必拐弯抹角，他们积聚法国的金银并带到境外，有些到了塞尔维亚，有些去了里斯本，还有些到了伦敦、阿姆斯特丹......我们为他们的宴会和贪食买单，正是由我们出钱，他们才安居豪宅......”蒙特瑞廷还抨击外国观念有害（注：这里指的是文化思想上的入侵，即让法兰西浸淫在金钱交易和贪图享乐中的商业观念入侵），“我不怀疑，如果外文图书进口被禁止，印刷商和书商不久会发财致富。坦率地说，这种禁令只能有利于统治者和法国子民的安全。外国教义毒化我们的身心并腐化我们的礼仪，以此种方式寻求某种途径来导致我们多数人退化堕落，诱使他们偏离正统的顺从依附。邪恶的种子在柔弱的心灵内播撒，从中种植罪恶之地的藤蔓......”
因此，蒙特瑞廷开出了纯正的重商主义xx方案：效法英国先例，对外国产品的进口要予以禁止，从而保护国内产品抵御竞争的能力，并积极支持和鼓励出口；对原料出口课以重税；法国商人的利益应该受到保护，外国人在法国的贸易应予限制并征收特别税收使其举步维艰。他还倡议发展强大的远洋舰队，在美洲开发海外殖民地，通过攫取那里的原料，为法兰西的经济增长注入血液，还要拓展海外的新市场，为法国增加财富。
蒙特瑞廷的观念和主张对于我们今天看清某些经济学家的卖国嘴脸很有帮助。他们竭力附和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要求中国开放再开放，让步再让步，总之让外国资本自由进出大发横财，而国内中小有产者纷纷破产，工农民众被窘迫的生活逼到墙角，那就对了。一方面是他们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造成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因为开发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向城市，大学生就业困难，某些原料掌控权逐渐被外国资本抓住，某些商品物价失控，楼市和股市投机猖獗，本民族民企竞争力低下，薄利经营度日艰难......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是政治体制上的问题，是政治改革不配套不深化，是不民主（没有实行西方商业民主）和不自由（国际大狼还不能xx进出自由，没有肆意残食中国绵羊的自由）造成的。简单点说，中国的执政党顺应“民主自由教”党徒广泛呼吁，知趣一些早点谢罪下台，把权力交给商业民主竞选就对了。
再来看看普鲁士德国。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是在普法战争中萌生的。十八世纪晚期，德国封建的僵硬的社会结构与新启蒙精神产生了矛盾。在启蒙诺言的蛊惑下，来自社会低层的有才华的青年人，有资产阶级分子还有农民，纷纷涌入中学和数量众多的德国大学。在那里，他们忍受着巨大的物质痛苦和羞辱，获得了据说能为他们打开上层社会大门的学位——结果发现大门是锁着的。他们被夹在了他们所出身的社会阶层和他们意欲进入却被拒之门外的阶层之间，而在这个社会，阶层之间的任何存在都不会得到认可——成千上万才华出众、聪明绝顶的年轻人被xx边缘化、被剥夺了身份，并且经常饱受贫困潦倒之苦。
他们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启蒙的诺言，通过深刻反思形成了在德意志民族意识框架内的反启蒙世界观，其初始形态是浪漫主义。如果说启蒙哲学的核心价值观是理性，那么浪漫主义者所反对的正是这个价值观。他们认为“理性”的现代社会抑制了人性，将自然健全的人格分裂成单维的人影。浪漫主义者憧憬的“上帝的王国”社会理想是极权主义的社会理想。政治哲学家米勒认定，只有将自我融入国家的更高层次的个性，人类才能克服异化，变成整个的健全的自我，成为一个个体。米勒宣称：“国家不单单是个工厂、农场、保险机构或商业社会，它是所有物质和精神需求、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所有民族内部和外部生命的集合，从而构成了一个伟大、富有活力、生机无限的整体。”哲学家黑格尔也指出，一个人若想获得个性，只有作为一个具体社会阶层的成员才能够实现，这代表了一种“具体的特性”。也就是说，个体的价值必须要和国家整体的价值溶为一体，此时的个体生命才具备真正有鲜活意义的存在。至此，浪漫主义转化为了对民族国家的高度认同，使德国不仅完成了领土上的融合，公众观念上的统一，而且建构起了强悍的民族主义的复兴信仰。
德国经济崛起所遭遇的{zd0}外部挑战是当时英法两国的世界霸权，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观念落到经济战场上，那是要将国家有效地组织起来，以便与英法展开激烈地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间竞争搏杀。1904年，卡尔*兰普雷希特明明白白说道：“我们的经济生活应该合为一体，全部力量以一个整体来运作，就像一支xx......海洋不再仅仅是我们商业的公路和国民经济的哺乳母亲，而且还是我们同各民族角斗的战场和新自由的摇篮。”
----------------------
兰普雷希特所提到的“新自由”，{jd1}不是当时世界霸权势力竭力鼓吹的斯密主义的“自由放任学说”。斯密主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是让人们相信：每个人都只做他xxx最强项的事情，然后将劳动成果拿到市场上去商品交换，那么社会将会获得{zg}的经济发展效率。比如面包师就是拼命多做面包，打铁匠就是拼命多打铁器，当面包师需要铁器的时候，打铁匠就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与他交换，这样双方都得到了{zd0}的满足。如果面包师需要铁器的时候，是自己去打造铁器，那么由于他技能生疏，生产效率非常低下，耗费成本高，不经济不划算。所以，放任每个人去做他最擅长做的事情，多多生产最拿手的商品，虽然没有统一的强制性的号令指挥者，但社会生产却可以获得{zg}的效率。至于某些商品生产的实在太多，超出了市场的实际需要，那么生产者就会根据价格反馈信息，主动地减少生产数量，以使社会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趋于平衡。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不需要人为地去下指令干预。这个经济原理放大到整个国际社会，那意味着农业国应该专事农业生产，工业国集中精力制造先进机械，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交换，各取所需共同发展。国际分工论所掩盖的真相是：初级农产品、原料矿产、简单加工品等价值含量低，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事实上成为了西方强权势力经济掠夺的殖民地。相对落后的民族在事实上成为了西方强权势力的金钱奴隶。
由于各国都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民主自由教”党徒，他们形形色色嘴脸不同，甚至以革命的左派面貌出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煽动一系列流氓性质的出卖自己民族核心利益的舆论活动，使得普通民众受国际强权势力掠夺、迫害、奴役的同时，思想意识上又浑浑噩噩无法搞清事实的真相。他们把类似陈水扁这样的“商业民主”竞选包装出来的高度商品化的西方代理人（经理人），错当成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在社会腐败溃烂的黑金漩涡中一步步滑向房奴、卡奴、性奴，却反过来嘲笑自己民族伟大的革命{lx}、自己民族的辉煌历史、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像一件件不如意的商品那样，满是缺陷质量不行信誉不好。
回到普鲁士的改革者那里，在他们心目中经济自由和民族主义是不可分离的。经济自由主义本质上有一方面意味着是个人主义的，但是另一方面人是社会存在，将人作为独立行为人，割裂他与社会的必然联系，等于异化了他的中心和构成，也就是造成他不再从属于人类社会的他物。同样道理，米勒声称：“私人财产只是受益权和暂时性的，只有个体消耗的物品才构成他的私人财产。其他的全部各类财产是公用的，或者是社团（家庭、村庄等等）的，或者是国家的，并且个人必须随时准备和他人分享财产，或者把财产移交给国家，即便这取决于他本人”。（注：中国人俗语称“金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还有其他类似的俗语暗示有钱人应明白：真正的财富具有社会属性。）米勒还说过，“任何排除在互利互惠的生产和消费以外的财产，均可以断定为僵死的财产。”这里“僵死的财产”好比深埋古墓中的金银珠宝，与真正人类社会生活并没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就经济生活而论，共产主义才是自然和合乎需要的状态。
个人的经济自由难道不从属于国家的经济自由吗？一个受着奴役欺凌的落后民族，个人的富裕发财梦是可信可靠的吗？什么是国民经济？雅各布认为：“国民经济即国民财富的获取、增加和享用；国民财富生产、分配、消费和再生产或保持的方式；以及国家内所有条件和事件对该方式的影响。”国家的富裕和民族的强盛，反过来也促进了个人经济自由的发展，只要整个社会生活水平是在提高的，个人会拥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机会，他也越可能从整个的经济大发展中受益。哪怕就是个捡破烂的吧，他也会比过去贫穷年代捡到更多值钱的东西。经济自由和民族主义是不可分离的一体，否定国家安全，无视民族利益，就不可能真正地做到维护每个人自身{zd0}的权益和自由。
李斯特是德国最为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斯密主义的学说同样抱有高度的怀疑和批判。李斯特坚持：个体的人和人类整体都依赖国家而存在，并且只能通过国家找到现实的存在。他认为斯密的自由贸易论服务于英国的工业利益，使其保持对市场的近乎垄断地位并使其他国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换句话说，斯密主义的经济自由放任学说被鼓动起来风行于世，这背后是个谋略，是英国有意向其他国家推行意识形态。{zd0}的受益者只能是处于相对{lx1}地位的英国。资本主义的精神不仅在于个人与个人竞争，企业与企业竞争，更在于国家与国家竞争，在国家这个层面上，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民族主义的精神高度融合，对民族利益的背弃，即是对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恶意阻碍和破坏。所以，各国的“民主自由教”党徒（包括腐败堕落的特权阶层）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精神的虔诚守护者，正相反，他们是不择不扣的各民族的叛徒败类。他们颠倒黑白搅乱人心的结果只能以毁灭自己民族国家的兴盛事业为开始，在社会动荡骚乱中葬送自己的切身利益为结束。
日本自由党创始人板垣退助曾经发表过“论自由”的演讲。他说道：“人民就像奴隶一样，因此他们感到自己远离民族国家，他们中间没有丝毫团体意识。即便是享有公民地位的武士也只认为自己的惟一职责就是服从领主的命令，而忽略了全部其他义务。每个人都怀着个性精神，但缺乏团体意识。他们只知道个人自由，但对公众自由却一无所知......为实现由我党组织一个立宪制政府并完善所有人的自由之目的，每个人必须抛弃自私并接受团体精神。人民必须习惯于通过彼此依赖以实现精诚团结......如果一个人希望通过政府保护而享有自由，他就必须为获得民族自由而奋斗。如果个人能在封闭状态下活得自在得意，而不关心公益，他尽可以随意自私放纵，而不牺牲他的任何个人自由。然而，人们只有通过与同伴交往和依赖团体才能享受生活，因此，他们的目的应该是通过互谅互让而保障公民自由。民族自由的扩展是个人自由得以完善的手段，也是社会组织的基础。”板垣退助所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白：日本自由党的宗旨不是投降献媚于西方，不是把西方资本自由进出日本（肆意掠夺日本）作为“民主自由”奋斗理想，不认为每个人自私自利漠视社会价值可以实现经济自由，人说到底是有社会属性的，个人的命运应当和国家的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对近代资本主义的日本崛起有过重大影响的伊藤博文，也深刻指出：“既然政府关注的是国家的整体管理，因此不能推论政府的举措总能迎合个人的愿望......处理国家事务的根据是民族目标、民族威望和民族荣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民有义务理解民族目标。”在伊藤博文看来，民族认同不是xx的，而是需要对人民进行教化和指导，以使所有的民众团结在共同的民族复兴理想之下，为了共同的命运改变奋斗不息。这也正是日本资本主义工商业迅猛发展所需要凭借的精神信仰。
民主自由教党徒就像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假冒伪劣商品一样，是全球“金钱-商贸”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把他们看成人 还不如 把他们看成一张张从印钞机里批量生产出来的越来越不值钱的美钞，他们的脑子也像压平的钞票一样，是“非黑既白”、“非左即右”、“非共即资”的二元对立（永远两个维度的平面）。党外的“民主自由教”党徒总是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啰嗦：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党（执政的CP）不好、党的政策制度不好、党的领导干部不好、党的历史不好；而混入CP的民主自由教党徒则庄重许多，他们把乱象归结为历史遗留问题，体制问题，改革必须经历的阵痛，还没有xx和国际接轨，改革还需要深入等等，等等，官话套话满天飞，还不允许网络上老百姓与之平等讨论。若是请他们正视民情民意，他们又变成了寺庙前的石头狮子，又臭又硬，搬不动，敲不了，煮不烂，装腔作势又绝口沉默。两类民主自由教党徒看似不同，实则xx一致，他们假意支持发展资本主义（或者挂名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却是充当西方资本强权的买办走狗，以损害民族的国家的利益来满足个人小集团的私欲。
愿天佑我中华，所有坚持民族复兴理想和社会主义信仰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为国家的健康发展和强盛崛起作出应有的努力。
文章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