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6年3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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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幻想中的末日——关于小说《羚羊与秧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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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晓原 ■ 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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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技术滥用而导致灾难的图景，三种人有三种不同态度：科幻小说作者、科幻电影导演最喜欢，他们在其中恣意驰骋想象，编出许多警世的、自娱的、好玩的故事来；广大公众是将信将疑，但是对于比较遥远未来的事情，一时也顾不了太多；唯科学主义者则深恶痛绝，认为这种图景是“给科学抹黑”，甚至给人戴上“反科学”的帽子。

这部加拿大xx女作者的科幻小说《羚羊与秧鸡》有一个（可能是中译本加上去的）副标题“二十一世纪的反乌托邦”，这就将这部以生物技术为主题的科幻小说放到了由《美丽xxx》、《我们》、《1984》等小说构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了。这也许是中译本给读者的一个明显的暗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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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这是一种针对中国读者的暗示，但我却觉得，这个暗示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与那些纯粹为了商业目的的炒作有所不同（实际上这本书也不大可能成为那种商业意义上的畅销书）。另外一种感觉是，此书在写作上，文学的感觉很纯，文字很美，叙事的节奏也很从容，有深度，但又不像你曾举出的其他几本反乌托邦名作那样在表面上就体现出很强的刺激感。

此书虽是写对未来的想像，但无论那种想像如何，总是具有着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许在几百年前，看上去还不是很清晰，但在今天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在生物科学和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却应该是几率成倍增加的。我们，也许不应该像要求未来学那样要求一部小说，正如不能像对预测研究那样要求科幻一样，但像《1984》那样的小说，虽然没有像严格准确的预测学那像，更没有像算命先生那样把一切都说准，不过在近似、联想、意会的意义上，谁又能说它想像得没有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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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小说叙事的结构也很精致，是以一个悬念为主线：那场浩劫到底是什么？是如何发生的？小说有规律地交替变换叙事视角（人称）和时空，逐渐逼近那个答案。

“现在” ——21世纪下半叶的某年，那时人类经历了一场浩劫，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一个叫作“雪人”的人，是一个真实的人类。与他作伴的是一群用生物技术制造出来的、xx无缺的“秧鸡人”。此时总是用第三人称，叙述“雪人”和“秧鸡人”的生存活动。此时的生存环境对“雪人”来说已经变得极为险恶。

“过去”——这是动态的，从“雪人”和“秧鸡”（小说中的科学狂人，正是他制造了那些“秧鸡人”）的学生时xx始，每一次回到“过去”的场景，这两个男孩就长大一点。从童年、中学时代、大学时代，一直到大学毕业进入公司工作，最终到浩劫的发生，与“现在”衔接起来，形成全书的结尾。“过去”总是用“雪人”{dy}人称回忆的方式叙述，所有“过去”场景所构成的故事，也就是那个悬念逐渐被揭示的过程。

与许许多多西方的科幻小说和电影一样，《羚羊与秧鸡》中这一系列“过去”的场景，就是一幕人类社会因滥用生物技术而造成的“末世”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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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对于那些耐心稍差的读者，这样的叙述方式可能会让人有些着急，要几乎一直看到{zh1}，才能理解这个故事的缘起。不过，我觉得，这部作品恰恰是应该慢慢地、静下心来阅读的，作者正是在那种不紧不慢、一点一点展示背景的叙述中，充分表现出其文字的功力。

相比之下，几十年前的那本《美丽的xxx》，就要更为情节化，叙述得更为直接，但是，这两本书在最根本的立场上，却应该说是很一致的。如果说有差别，那也是时代的差别，因为，几十年过去后，就生物技术的发展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说一定要在准确的细节上），与赫胥黎当年的幻想是很有共通之处的。

正是在目前生物技术更为发达，而且科学家们为了各种利益而愈发不遗余力地使之达到了空前的研究热潮，对未来的发展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并在同时愈发表现出了对于人文精神的丧失的状况下，作者才因之具有了比赫胥黎当年更为激进和极端的幻想。从表面上看，这样的幻想甚至于有些耸人听闻、不可思议的感觉，但实际上作者正是以这样在逻辑上具有可能性的极端想像，来表现一种警世的意味。

当然，如果与像克莱顿那种更为通俗、也有更商业色彩（但仍不失其深刻的思想性）的小说相比，这部小说更有一种纯文学的特色，不过，讲述这种有意味的故事，提示人们未来的风险，多一些不同类型的小说，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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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中还有一点给我印象深刻。在小说所营造的忧郁的世界末日气氛中，作者着力刻画了未来世界人文遭到鄙薄轻视，而科学技术则享尽尊荣的夸张情景。例如，吉米和“秧鸡”从同一个中学毕业，但是理科成绩优异的“秧鸡”被“沃森·克里克学院”——以双螺旋模型的发现者命名的学院，一看就知道是搞生物学的——以优厚的奖学金挖走，而喜欢文学艺术的吉米则勉强被玛莎·格雷厄姆学院接受。这两个学院之间不啻天壤之别：沃森·克里克学院设施完善，待遇优厚，而玛莎·格雷厄姆学院一派破落光景。作者用这个情节来象征文学艺术已经遭到空前鄙视，科学技术（其实只有生物工程）则成为天之骄子。

当我们在此时此地为人文学术受到轻视而抱怨时，读到《羚羊与秧鸡》中这些夸张的情节，心里感到过瘾、悲哀、忧虑……，真是五味杂陈，极为复杂。我们经常将眼下的许多弊端归因于“社会转型时期”，可是玛格丽特·阿特武德在万里之外的加拿大，同样可以看到这样令人忧虑的趋势，人家那里可是早就“转型”完成许久许久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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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当我们经常谈论在我们这里人文传统不受重视，科学主义盛行的时候，看看人家发达国家那里，确实也有着类似的情形。或者说，我们这里当下的情形，也是试图学习人家，想要追赶、甚至赶超人家的结果。但如果再更仔细地比较一下，我们又会发现其实在我们和一些发达国家之间也还是有着某些差别的。例如，尽管一些发达国家也有重视科学、重视由科学带来的物质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但至少，还有相当多的人文学者、文学艺术家们（当然也包括一些有思想、有见识、有责任感）的科学家在反思，因而，也才会有那些在学术立场上批判性的研究之作，也才会有像《羚羊与秧鸡》这样思想深刻的小说。相比之下，我们无妨设想一下，像这样的与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对科学的看法上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会诞生在我们这里吗？退一步讲，倘若在我们这里真有这样的小说问世，那它的命运又会是什么样呢？在这样的比较下，我们不是又发现了差异，或者说差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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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羊与秧鸡——二十一世纪的反乌托邦》，（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武德著，韦清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定价：20.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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