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虽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中国世纪”已经到来，但，事实上许多情况下，他国把我国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视为世界重量级政治经济主体看待，他们不习惯这个的变化，所以，才有来自他国政治家和评论家们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说中国应这样、要哪样。我们中国人面对200年后再次成为“大国”，加上新中国在长期“独立自主”的思维模式，还真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人认为政治“冷战”结束了，经济“冷战”又来了。这种相互不适应，的确需要过程，需要双方调整心态，面对现实，收起霸权，承认新的国际秩序，展开国际竞争。
2、金融，是中国后发行业。一是广大农村地区与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个人消费者没有得到金融服务，中小银行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二是证券、保险、期货等新型金融服务业发展不足；三是为产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更没有想法，如上海港是世界{dy}大港，但港口金融服务基本没有起步；四是定位于世界金融业中心的上海陆家嘴地区，如人民币国际化一样，还在走一步看一步，没有一个详实的具体的运作方案；五是大中华地区（大陆与台、港、澳）金融合作还没共识等。我国的金融服务业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
3、技术，产业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中国近30年来，各类产业技术虽有进步，但核心技术没有掌握的总体格局基本没有大的改变。一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二是汽车发动机、电动汽车技术；三是大飞机发动机等系统技术；四是光机电应用技术；五是核能等新型能源利用技术；六是生物技术；七是医疗技术；八是航空航天技术等等，都是我们的弱项。中国如果在各个产业高新技术领域没有突破，经济实力再强大，永远只能是世界上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
4、竞争，企业竞争不充分，没有{sjj}企业。我国的企业中，数“央企”的块头{zd0}，有的还是世界500强。但125家“央企”中，并没有一家企业能在世界上“叫得响”，既没有响当当的品牌，也没有原创性技术与管理，更没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央企”致命的软肋就是“缺乏核心技术”，其根源就是竞争压力小。中国大而不强，主要是中国的企业大而不强；中国的国力不强，主要是中国的企业创造力不强；中国的“软实力”不强，其中也有企业文化实力不强的因素。因此，中国的改革，不能单个企业单打独斗，要以行业（自愿结成自主的行业协会）为主体，在行业内实行平等竞争性淘汰，这既是提高企业素质、品质的有效方法，也是铲除过剩产能的有效机制。
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道理在中国要管100年，许多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在社会生产力低下与物质短缺时期，发展的主要特征是量的发展，顾不上公平与正义。当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多美元，国家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三，国民吃饭穿衣再不是问题时，社会全面发展就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人们的诉求就会转向体面的劳动、活得有尊严上来，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成为新条件下的“吃饭穿衣”一样重要。这一规律，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43年发表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就有详实的证明，被奉为xx的需求律——“人类需求五层次论”。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事实上放开了城乡居民人口流动的限制，“农民工”大量涌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其根本原因，是城乡单位劳动报酬差别使然，城市劳动比较效益高于农村。经过30年的打工人口流动，使“农民工”成了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在制度上、名义上、户籍制度上仍然是农民身份。全国3亿工人有2.3亿是农民工，其中70%是“80后90后”的青壮年劳动力[1]。加上人事制度改革，大学生也加入到农民工当中，成为人户分离的新成员，城市对新增劳动力人口基本关上了进入和制度大门。
第二，中国社会具备全民追求幸福的基本条件。1978年以前，中国人从早到晚、从上到下，都在忙吃喝穿；1978年后，中国人从早到晚、从上到下，都在忙GDP。然而，GDP的确是上来了，吃穿不愁了，普通老百姓反而感到生活压力大了，心情还没有贫穷时期平静、舒畅，物质丰富了而幸福感却下降了。这是因为近30年来，我们几乎成了GDP的崇拜者，回头一看，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的不是物质极大丰富，而是人生幸福的感受。
幸福，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人类生存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幸福的生活，幸福是多样式、多层次的。而且，幸福它没有标准，无需别人认定；它是在比较中存在，并随着条件、环境变化而变化；而且永远得不到满足；不同经历的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其幸福需求不同。人类生存的意义更多的表现为对幸福的追求，而非物质享受。“GDP”的服务对象是人，“GDP”本身对人来说没有意义，只是一个数字，不代表质量，人满意的“GDP”的增长才有意义。
社会保障体系是指社会保障系统政策与运作的总和。它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四个方面。其中，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xxx老社会保险、医疗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重大疾病和医疗保险等。福利就是能使人们生活幸福的各种条件。它既包括人的身体应得到的保护和照顾，也包括影响人的智力和精神自由发展的各种因素。而作为“社会福利”就更超出了个人的范畴，要求人们在“社会”层面考虑和解决如何使人能够过上“好的生活”。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于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居民给予物质帮助或精神救助，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zd1}生活水平的各种措施。社会优抚，是针对军人及其家属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军人及其家属所提供的各种优待、抚恤、养老、就业安置等待遇和服务的保障制度。
第四，中国政府具备实行公共财政体制的财力。长期以来，我党我国始终在政府财力不足的条件搞建设，政府财政工作的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按照“生产建设财政”的模式来构建国家财政体系。公共财力状况现在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政府在21世纪前十年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府（从总量、受到的监督、政府实际支配的收入量和消费量上看），已经有实力和能力全面建立公共财政体系。
公共产品的边际，世界上已经有明确的规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其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如住房和生活用水，按产品类别划分，属私人产品。但居住城市化后，居民生活用水与住房则演变成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其标准是：“全部或部分私人无力与市场不能xx满足消费需求的必需品”就是公共产品。如香港回归前，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于1970年代所推出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原意是为一些收入不足以购买红湾半岛私人楼宇，又不合资格（或不愿意）入住公屋的市民提供另一种选择。中国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很有必要推出类似于“居者有其屋计划”，以适应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需要。
第五，中国已经具备全民免费教育医疗的实力。我国政府因长期处于困难状态，一直轻视全民福利制度建设。中国政府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偏低，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长期低于20%，2003年以来提高到了30%，但与外国比差距还很大。例如，2003～2007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同期GDP的比重为2.6%，远低于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确定的2000年达到4%的目标，距离国际一般水准更有很大差距。据统计，国际平均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为5.1%，其中，发达国家为5.3%，发展中国家为4%。从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中国1996年这一比重达到17.84%，2006年下降为11.82%，与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比较属于较低水准。又如医疗卫生，2003～2007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为3.56%，比发达国家普遍低很多，如：美国(2000年)为20.5%，德国(1998年)为18.89%，英国(1999年)为15.41%，法国(1997年)为21.71%。而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78年为4.71%，2004年提高到19.38%，明显偏高。根据国际经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会不断下降，如，美国1902～1980年间财政支出结构中，一般行政支出由12%下降为3.5%。[3]
1、人的品质提高。现代社会的人，有三次生产过程。{dy}次是生育生产，即父母生产了生理上的人，例似于计算机的硬件。从三岁开始，就由学校开始了长达18—20几年（从幼儿园到大学）以上的第二次生产，它生产人的知识、劳动技能、态度和行为规范，例似于计算机的软件。第三次生产是生产人的健康体能和健全的思想，人的健康生产贯穿于人的终生，例似于计算机的软、硬件维护。卫生医疗就是对硬件的维护；学校、家庭与社会的道德教化和社会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就是给人安装了“杀毒工具”，适时地进行人的“软件维护与修复”。
其次，21世纪前30年要努力完成新工业化和信息化。中国经济现代化路径把21世纪前50年的经济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dy}阶段是新工业化阶段（2000～2010年），第二阶段是新信息化阶段（2011～2020年），第三阶段是服务经济阶段（2021～2050年）。相对于传统工业化，中国新工业化具有六个新特点。一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走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新工业化之路。二是工业化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走绿色工业化之路。三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协调发展，走数字化的工业化之路。四是高技术和适用技术协调发展，走高质量工业化之路。五是工业化和全球化协调发展，走面向全球市场的工业化之路。六是工业化和工业转移协调发展，促进从工业化向知识化的转型。
{zh1}，21世纪前30年要基本完成经济基础设施现代化。没有经济基础设施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面经济现代化。目前，中国经济基础设施仍然落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和知识基础设施等，距离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非常大。根据中国经济现代化总趋附势预测，中国经济基础设施将在2050年左右达到2000年左右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如果采用优先发展经济基础设施的做法，有可能加快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2000年，欧盟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签署的《欧洲社会质量宣言》提出了“社会质量”的概念。社会质量理论的价值导向是追求社会和谐、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的整体提高，是人们具有社会经济生活的保障，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所以社会质量指标体系是可以用来反映社会软环境、社会质量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主要有四个维度：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社会经济保障是最基本的一个维度，包括收入、住房、就业等方面；社会凝聚是指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包括社会信任、利益冲突和价值争斗等方面；社会包容是指社会不应有过多非主流人群，而是要让所有民众都参与到社会体系中；社会赋权是指民众要有社会参与的机会，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提供资本、信息、组织、渠道等。
生活质量，有别于生活水平的概念，生活水平回答的是为满足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消费的产品和劳务多与少，生活质量回答的是生活得“好不好”。生活质量须以生活水平为基础，但其内涵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它更侧重于对人的精神文化等高级需求满足程度和环境状况的评价。生活质量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思所著的《富裕社会》（1958）一书中。该书主要揭示美国居民较高的生活水平与满足社会的、精神的需求方面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现象。他在1960年发表的美国《总统委员会国民计划报告》和R·R·鲍尔主编的《社会指标》文集中，正式提出生活质量这个专门术语。此后，生活质量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环境品质的逐步提高，就是国家的魅力的增强，是现代国家魅力的产生过程。凭借国家创造力和综合竞争力产生强劲的影响力；国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优势及发展潜力增强国家的吸引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人文氛围营造浓郁的亲和力、和谐力；国家辉煌的未来发展前景深具发展想象力；而巨大的想象力又促进国家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提高国家的亲和力、和谐力，周而复始，良性循环，不断完善和增强国家的魅力。这种“魅力”，就是国家“软实力”发挥出来的无穷能量，吸引着全人类的优秀份子与精华的集聚，进而进一步提升国家发展与环境品质。
6、外在品质提高。“外在品质”是“内在品质”的对称，一个国家的外在品质是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指呈现在观察者面前的形象特征。其高品质表现在：环境友好——看不到污染；资源节约——看不到浪费；城市现代——豪华实用；乡村自然——和谐原生；运行流动——高效有序等。
但是，我国城市和大型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按{yj}性项目慎重筹谋。前30年的国家与城市建设投资量，是人类历史上罕有的，但所有新的设施与建设项目，许多是在急功近利的潜意识下进行的。除xxxx建设项目外，品质普遍低下。城市建筑寿命平均只有30年[4]，建了拆，拆了建，甚至新城区地下没有建设排水系统。未来的城市建设，要像上海外滩、武汉关、青岛德国建筑一样，力争建成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工程。而乡村地区，森林和植被破坏严重，县、乡、村各级组织都在努力发展工业经济，建工厂，似乎现代化就是每一寸土地上都要有现代建筑和工厂，否则，就是落后与贫穷。其实，在后工业时代，“青山绿水是财富，贫穷落后是资源”，甚至越原始、越落后，越是城市居民向往的“美好暂居地”。目前，没有发展工业条件的地方，保留原始生态、保持落后生活状态，就是保留历史与财富。
2010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