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一  前往母校

    借北京矿业大学百年校庆的机会，毕业40年的我班同学将举行聚会，青春时代的同学们久别重逢，欢聚一堂，那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景，那该是人生中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机会难得，时不我待，期盼相会的欣喜，时时在激励和驱动着我这颗按耐不住的心。

    在特快列车上，我已经呆了15个钟点，离到达北京车站还有1个小时。铿锵有声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尽的思绪早已飞到了繁华的首都北京，飞到了度过我六年峥嵘岁月的北京矿业大学。曾记否，在天安门前的国庆十五周年焰火晚会上，我们曾一起放声地飞歌，纵情地跳舞；在学校的大餐厅里，我们曾一起观看世界{gj}庄则栋、林惠卿的乒乓球精彩表演；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我们曾一起参加北京春季四十华里马拉松比赛；在京郊的九原山上，我们曾一起进行地质填图实习、地形测量实习、电法勘探实习；颐和园里，曾有我们横渡昆明湖游泳比赛的身影；在校园里，系之间、班级间的体育比赛、文艺比赛、讲演比赛更是层出不穷，五彩斑斓的校园生活把我们紧紧地融在了一起。三十个人的班集体就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这些尘封的感人的画面我不会忘记。

    40年前，在我的人生旅程中遇到了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那乌云翻滚、恶浪滔天的风暴里，风华正茂的我们，先是热情奔放地放飞青春年华，后是品尝人世间的苦辣酸甜。有欢乐，也有悲愤，有激动，也有悔恨。历经40年的风雨沧桑之后，我们无一例外地步入了花甲之年，并向着古稀靠近。回忆青春往事，让我感慨万千，我越来越理性地认识到，那是一场人世间罕见的集体噩梦，那是一部青春时代的荒诞闹剧。

    正在遐思之际，我的手机电话响了：“我是张敏，水保，你现在到了哪里？”在飞驰的列车上，我手握电话，聆听着传来的清脆声音，眼前浮现出40年前团支部书记张敏青春靓丽的身姿。她从焦裕禄的家乡来到北京，与我们同窗共读，现如今是矿业大学已退休的博士生导师。她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对传统的地震探测仪进行了创造性地改革，极大地提高了仪器工作成果的分辨率和清晰度，为祖国的物探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享有国务院科学技术突出贡献特殊津贴。我为老同学取得的硕果而自豪，也为我自己的蹉跎岁月而汗颜。

    按照张敏电话中的引导，我从北京西客站乘地铁，顺利地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北京矿业大学。签到之时，居住在北京的四川籍同学何凯已在民族楼103会议室迎候。矿业大学彩旗飘舞、红灯高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校园飞歌、人潮如海，一百周年校庆隆重举行。

    学校把我们安排在亚欧桥大酒店住宿，虽然每天488元的消费对我来说是昂贵了些，但设施齐全、条件优越，昔日的同学们住在一起，心情畅快，有诉说不完的话题。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永恒的纪念。

                                二  满面春风的刘爽

    校庆后的第二天清晨，我班二十个同学会聚在民族楼前准备留影的时刻，满面春风的刘爽同学急匆匆地来到了我们面前。他是北京人，专为这次聚会从工作地香港赶来。同学相见，惊喜自心底油然而生。他高大的身躯，红润的脸庞，一个接一个地和先到的同学一边握手，一边回忆着每个人的名字。二十个老同学沧桑的脸上都挂着笑容，思绪却飞回到了四十年前。那奔腾着向眼前涌来的是尘封的年华和秋草，那低首剑眉徐徐退去的是往昔心头的怨恨和成见。分别时我们都还是毛孩子，而今日聚首，我们已是花甲老人。对我们这一年龄段的人来讲，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魂牵梦绕、挥之不去、无法回避的话题。

    曾记得，在校园里，每当星期天我们去拜访同学或给家人写信的时候，刘爽总是骑上他那辆自行车回自己的家。别看那是一辆没有后座的旧车，当时拥有它的优越感绝不亚于当今拥有一辆小汽车。平时，无论哪个同学向他借车，他都是慷慨地把车钥匙甩给你。往往是到了星期六下午他要回家了，连他自己都不记得车钥匙在谁手里。

    刘爽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但他和我们来自工农的同学一样衣着简朴、生活节俭。平日里，他和我们工农同学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玩在一起。那时，我是班上的生活委员，每到星期日，总有同学托我退掉星期天的餐劵，换得一斤粮票和0.55元人民币，为的是要用这餐劵钱购买自己喜欢的无线电零件。当我把这一现象无意识地透漏给刘爽之后，他很同情和理解同学们的处境，曾不止一次地交给我三元、五元的零用钱，让我转交给经济上需要帮助的同学。那一刻，我认识到了在高干家庭中长大的刘爽和来自农村的我们心连着心。

    在民族楼聚会教室里，面对二十个同班同学，原团支部书记、现博士生导师张敏同学满怀深情地说，今天见到了分别多年的老同学，心里特别高兴。但是有一句话憋在我心里已几十年了，一直没机会诉说，不讲出来，心中总是难过。刘爽同学，过去我曾伤害过你，今天我要郑重地向你道歉。我对不起你，望你海量。她边说边站起身来向刘爽深深地鞠了一躬。张敏的话瞬间屏蔽了弥漫在我们中间的欢声笑语。

    相貌俊朗的刘爽急忙站起来，一边摆手一边说，别! 别! 那都是时代造成的，不是哪个个人能够左右得了的。我不怨同学们。接着，刘爽诉说了这些年来国家对他们一家的关爱和照顾，倾诉了他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以及他在香港的所见所闻。

    同学相会，文化大革命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任何一个人都不提及它，反倒显得虚伪，我们主动提及它，更显得聚会时愉快清爽心情的自然流露。

    刘爽的父辈是傅作义部下的一名少将军长。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令下，他们原本平静的家庭受到了冲击、践踏，在株连的魔杖下，原来和我们谈笑风生的刘爽眨眼之间就变成了对党和人民有刻骨仇恨的反动学生。刘爽是学校男排代表队主攻手，在一次比赛前他曾无意识地说过：“我是在为矿业大学卖命。”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构成了他反动思想的证据。“把反动学生刘爽揪出来!” “揭开反动学生刘爽的画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宿舍、教室的墙上。这还不算，班上还组织了左派队伍闯到刘爽家去造反，以便寻找反动学生的更充分的证据。从此，一向豪爽的刘爽像骤然遭受寒霜打击的茄子，再也抬不起头来。他再也不愿高声说话，被从同学圈中孤立出来。刘爽同学心灵上受到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面对张敏同学的道歉，他能说出那样宽容的话语，是需要有相当的大度来支撑。那样豁达的语言也只有从当年受害者口中道出，才显示出人间真情的美丽。而那些曾经明里、暗里伤害别人的人，永远不应该有说这番话的资格和权利。

    张敏的忏悔话语是迟到的，但此时此刻的她是真诚的。她的话一出口，原本喧嚣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普普通通的一句话竟然让经受了xx千滋百味的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xx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至今在xx中伤害过别人而有忏悔表示的人，我还是{dy}次遇到。其实，张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我为此久久地感到不安。我想，也许正是因为她也曾有过受伤害的感受，才有了今天这个觉醒和勇气。我真为老同学的一番表白高兴。此生北京聚会不白来。在欢歌笑语中，刘爽对国家火辣辣溢于言表的感激之情，对久别重逢的同学水滔滔奔涌于胸的真切思念让我品味无穷。

    xx这头政治怪兽，像一只吹响的魔笛，使成千上万的青少年顷刻间，似丢了魂、中了邪，原本是讲道德、懂礼貌的英俊小伙和青春靓丽的小姑娘，只要一走进xx的战场，转瞬之间，就变成了六亲不认的恶魔王。一个个张牙舞爪、穷凶极恶、面目狰狞，就像喝了狼奶长大的狼崽。在他们的批判、揭发、游斗中，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一个千真万确的好人塑造成一个阴险狡猾的阶级敌人，并且听不到任何有异议的呼声，那真叫高度集中。人类原本最善良的像金子一样袒露的品质——善良和同情，那时候必须用凶恶来掩盖，仿佛同情心、善良心是见不得人的龌龊东西，只有凶恶、奸猾才是{zss}的才华。

    四十年后的今朝，回想起当年黑风恶浪的政治风暴，除了老人家很少几个人外，绝大多数的各级领导人都在风浪的冲击下，似多米若骨牌一样纷纷倒下。各行各业的精英以及艺术界、文化界、教育界的明星、功臣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恐吓、羞辱、摧残、迫害。当时把这种行为称作经风雨、见世面。可在这风雨和世面中，不知有多少无辜者丢掉了年轻的性命。在革命的名义下，一些人丧失了理智、泯灭了良心，以相互攻击、厮杀为乐趣。动乱的时代，最能裸露人性的灵魂，动乱的舞台，最能展示命运的多变。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变成了阶下囚。在反戈一击的背叛中，囚徒摇身一变又能成为英雄。今天我整你，明天你斗我，整来斗去，好似一群神经病患者自己搧自己的耳光。最终大家从睡梦中醒来，才意识到彼此都是受害人、被骗者。在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政治环境中，当时的两报一刊社论一篇篇地愚弄、煽动我们奔向疯狂，想要不疯狂，也由不得自己。再之，我们年轻、幼稚、纯真，没有足够的理性思维和哲学思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得以活了下来。假如我们中的那一位当初能对这场运动及时地洞察其真伪，透析其本质，时代会毫不犹豫地将他就地正法。我希望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历史悲剧，永远不要在我们的后代身上重演。

                             三  热情奔放的何强

    酒店里，大伙正在相互祝酒中，一个黑黑的胖墩闯进门来。一露脸，马上便满脸灿烂地连声喊：“我迟到了！” “我迟到了。”煞那间，喧嚣的会场立刻沸腾起来，大伙为又一个老同学的到来而狂欢。何强大学时代是学校学生会体育部部长，曾在许多次的体育竞技场上显露自己的体育技能和组织才华。毕业时，他被分配到了内蒙古黄金xx，现在是大校军衔。他黝黑的肤色无声地彰显了他这几十年来在荒山野岭中奔波的艰辛。分别四十年来，何强的面容变化不大，他一到，所有的同学都认出了他，并异口同声地喊出了他的名字。他满脸笑容地和一个一个的老同学握手、相认、问好：“你是老班长李学印。” “你是咱班体育委员任定远。” “你是宿舍长任蒲洲。” “你是太行山上来的景水保。”

    看到何强，我无法控制地又要想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初夏，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之后，我们整个北京矿业大学像炸开了锅，纷纷把大字报攻击的矛头投向了校系党委。极具政治敏感性的何强他们四个同学曾在一起，参照北京大学的状况，议论过我们学校、我们系、我们班存在的问题，并策划过一篇大字报的写作。按照xxx的意图，这本是无可厚非的革命举动，可经受过反右斗争的校系党委领导人，依照历史的经验，错把xxx亲自发动的这场革命当做共和国第二次反右斗争中的引蛇出洞，于是，对于出头露面的青年学生纷纷给以围剿、扼杀。工人xxx思想宣传队进驻我班之后，在我班挖出了一个以何强为主谋的四人反党小集团。在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会上，左派同学摩拳擦掌，慷慨激昂地对反党集团的主谋、高参、干将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进行无情的揭发、残酷的斗争。写一次检查不深刻，没有从思想深处挖掘与党离心离德的根源。做第二次检查还不行，为什么你还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你自己到底是什么目的，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如果你醒悟了，你就会竹筒倒豆子，干干净净地讲出来。第三次检查更是不行，这哪里是检查？这分明是抵赖！是反攻! 你不计划走从宽之路啊？你若执迷不悟，走抗拒从严之路，我们也无能为力，只好与你奉陪到底！在工宣队组织的一次次的批判斗争中，使我明白了，他们这四个人是有组织、有纲领、有策略的反党集团，他们的目的是篡夺我班党小组的权利。我心中暗暗地想，不久的将来，何强将会被捕、判刑。判十五年还是二十年，全由他自己的态度决定。他这一辈子算是彻底完了!我自己也为之心惊胆战！四十年后的今天想来，一个班级有什么权力值得去篡夺？既没有军权，也没有财权，至于政权，我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也对它不感兴趣，只知道上大学是为了学好知识，报效祖国。

    在揭批我班反党集团斗争的日日夜夜里，何强每时每刻都黑着脸、皱着眉、低着头。原来爱说爱笑的他，现如今被无言的愤懑和悲苦围困。他垂头丧气、心如寒灰，被彻底孤立。原来担任学生会体育部部长的棒小伙，每餐都能消费好几个馒头，而今一日三餐也难下咽二两粮。他不愿也不敢和任何一个同学说话，怕指责他搞地下串联，订立攻守同盟。班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同学敢和他搭腔，怕说阶级立场不坚定。xx的念头曾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脑海中萦绕。他那种痛苦的绝望心情，没有遭受过折磨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我当时得到的感悟，其一，阶级敌人并不都是从台湾派来的。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好端端的同学也会刹那间变成十恶不赦的反党分子，真是触目惊心。其二，我们平时说的听党的话，跟党走，那都是抽象的。具体地说，我们班的党员同学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化身。听党的话，就是要听从我班党员同学的吩咐。跟党走，就是要让自己的思维和我班党员同学的思维时刻保持一致。从小学到大学，无数次地说过、写过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只有在此时，我才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进驻我们班的工宣队队员，处处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似无线电零件装配的机器人一样，不懂情感、不讲情面、不顾及任何后果。在他们对我们班的状况及班内同学的内心世界并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把我班三十个同学分成左、中、右三部分，把我们这些比他小几岁的大学生当做没有思维的傻瓜，当做可任意宰杀的羔羊，当做生长在荒原上没有灵魂的白萝卜。他们批判同学的反党言行，可以戳碎他人的骨头。剖析同学的思想根源，能从坟墓中拉出安息在地下的八辈祖宗。他们口中吐出的政治逻辑一套又一套，简直是职业xx。他们不是也不会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而是用凶恶的气势和政治帽子来压服你。可笑的是即便如此，每次讲话完毕，总有人捧场：“说得对！” “讲得好！”

    我见过有朴实情感、靠做工过日子的工人师傅不计其数，但进驻我班的工宣队队员却是和他们格格不入的两类人。现在想来，他们一定都是从反右斗争或四清运动中锤炼出来的骨干和精英。虽然他们也是从工厂而来，但他们在厂子里并不做工，只是凭嘴巴上的功夫领薪水。他们不能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

    他们错把文化大革命当做第二次反右运动，把反右斗争中得心应手的分化、瓦解、羞辱的老办法用到了学校里，结果大错特错。xxx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指出了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是方向性的错误。于是工宣队立即受到批判，左派做了检讨。一夜之间，趾高气扬、只会打鸣不会产蛋的雄鸡变成了一堆乌鸦。被工宣队批判的反党小集团原来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队、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造反派、xxx的红卫兵。眨眼功夫，受批判、遭攻击的反党小集团成员的头颅猛然间扬了起来。他们就像从敌人死牢里救出，被戴上红花、捧为英雄的战士，那昂奋的场境怎能不让人激动？多少人在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失声痛哭、泣不成声。那迸发出的斗争热情能让泰山移动。

    让人尴尬的是刚从反党小集团里反戈一击、冲杀出来的有的成员，曾在悔过自新的会议上百般忏悔地流着热泪，表示对党给予自己的挽救感激不尽，同时也对自己受反党集团主谋的蒙蔽而万般悔恨。当看清了反党小集团主谋的反党本质之后，也表示了千般愤慨，划清界限、一刀两断。那现在又该怎么办？只好把认识和立场再颠倒过来。原先的一通检查、交代、揭发、表白都是出于动物求生本能而做出的无奈选择。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政治舞台上的牵线木偶。像这样频繁反戈一击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是司空见惯。这就是我有生之年亲眼目睹的和数学、物理公式大不相同的政治现象。

    文化大革命中，本该在课桌前学习知识，或本该在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的千万炎黄子孙，像集体吃了疯牛肉一样，因观点、派别的不同，夫妻反目、父子成仇、背信弃义、落井下石、栽脏陷害。在革命的名义下，一些人搞阴谋、耍诡计、玩权术，整个中华大地被搅得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在那怪异的气候中，许多人泯灭了良知、忘掉了廉耻，他们随波逐流，肆无忌惮地宣泄自己被压抑的疯狂情绪。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终于从那场迷雾中醒来。历史事实昭然若揭，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什么革命，更体味不到一丝一毫的文化味道，它是一场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内部纷争。让我们这一代人参与，是历史的过失，命运的倒霉邂逅。它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我们个人造成的损失和伤害都是空前绝后、难以估量的，并且这种伤痛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淡忘。当今社会风气低下、人文道德缺失的现象，都和文化大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  多才多艺的冯翠

    面对离别四十年从香港回京的刘爽同学，张敏的一番道歉话语让所有的人感动。她的话刚结束，冯翠便从提包里拿出一件赠给刘爽的礼物，那是她用肺腑之言创作在宣纸上的一首诗 ：

                    同学会

                  半世风雨变迁，

                  难抹昔日汗颜。

                  今日同窗相聚，

                  抛却心扉一片。

                  沧海浪迹眼界，

                  桑田更托心田。

                  只愿吾侪吾辈，

                  夕阳风光无限。

    无论文学才华还是书法艺术都让大伙赞叹不己。收到赠品的刘爽，连声称赞：“了不得!” “谢谢！” 此时此刻，大伙流露出的情感都是真切的，毕竟在人生的征途中，我们曾在xx的波涛中共同搏击了六年的青春时光。我们曾经受到了伤害，也曾伤害别人。我们曾激情澎湃，也忏悔悲伤。那是我们尘封的大学时光。

    学生时代，冯翠是学生会文艺部部长、班上的入党积极分子。我想那次到刘爽家去抄家的行动她可能也参与了。毫无疑问，冯翠的表白是发自内心的，我为她四十年后的坦诚和勇敢而钦佩。冯翠的草书潇洒大方、刚健有力，给欣赏者以艺术享受的欣喜，真让人羡慕。

    大学期间，我和冯翠是同桌，又是老乡，彼此间接触颇多。冯翠曾从学习上、生活上给过我许多关照。曾记得，寒假我回家期间，冯翠她们几个女同学主动帮我拆洗被褥。等回校以后，不懂事的我竟然连一声“谢谢”都不曾有过。课余时间，我俩经常在喧嚣的操场上托排球；从教室到宿舍的小道上，冯翠曾一句一句、不厌其烦地教我学唱“人说山西好风光”歌曲；午餐时，她不止一次地把自己饭盆里的肉丸子分给我一半，以表达对我的关心；我们曾一起离开北京，到江西去进行红卫兵革命串联。这些尘封的美好往事让我至今不舍得忘记。

    我们曾经就读的教室，现在已经是北京语言大学411多媒体教室，这是世界友好国家的少男少女们深造的殿堂。在这次聚会期间，我和蒲洲、冯翠、治国几个同学兴致勃勃地攀上了四楼，坐在四十年前教室里的课桌前，这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青年学生时代的件件往事。{yt}晚自习后，同学们都走了，教室里剩下了我和冯翠两个人。冯翠在黑板上教我写粉笔字，她很随意、轻松地写出的字，我却怎样也学不来。我请求她把着我的手教我，她却说了“我不敢”三个字，使我顿觉尴尬，让年龄不到二十岁的我，突然间意识到我们已经不再是天真烂漫的小孩。多年来，练习钢笔字我也曾投入了不少精力，至今收效甚微。

    当年的冯翠是我们学校少有的才女，她性格开朗，学习认真，工作积极，对自己要求严格，党小组对她加倍培养。每次开会，总让她斗私批修，介绍学习xxx著作的心得体会。她也真不遗余力，每次发言，都是狠斗私字一闪念。但不知为什么，她的美好追求迟迟没能实现。我都暗暗地为她打抱不平。在我看来，她的善于独立思考、不轻易盲从的性格是她迈进这道门槛的障碍。

    二十五年前，冯翠遇到了人生中的一次坎坷，百般无奈，到侯马投奔于我。当时，单身职工的我，在侯马并没有个家，并且，我妈妈也从农村到侯马来做癌症病灶切除手术。生活原本拮据的我，更是雪上加霜。我到附近农村帮冯找了一间平房，竟然连一条棉被都不能为她筹措。看着她在这里凄风苦雨的时日，我却爱莫能助。一个月后，她乘火车离开侯马，在火车上我替她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一直送他俩到达目的地。告别时的那种窘迫场景，至今想起来都让我心寒、愧疚。

    现在她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已是驾驶银鹰在蓝天上翱翔的飞行员，真让我为他们一家人高兴。在北京聚会中，和久别重逢的同学谈到冯翠在侯马的那段不堪回首的时光，我依然和过去一样忍不住地掉泪，也说不清是愧疚还是心酸。

    冯翠在侯马的日子里，虽然四人帮已被铲除，但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往事，我们彼此间只字不提。那时，我们各自的人生之路都充满了艰辛，我们的日子里到处是煎熬和心酸，彼此都在为自己的生计疲于奔命、自顾不暇。。侯马分别后，我曾到她就职的单位去看过她，结果，杳无音讯。二十五年后，在祖国的改革巨变中，很高兴地再次与冯翠取得了联系，浓浓的同学友情在电话两头肆意地弥漫、缭绕。要说的话越说越多，总也说不完。说到在侯马的那段凄凉时段，我被奔腾的情感巨浪淹没又托起，泪水在脸颊恣肆地流淌。说着说着，我情不自禁地哽咽变成嚎啕。在嚎啕中体会着友情的温馨和珍贵。

        在北京聚会分别的时刻，冯翠久久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电话中讲，同学六年我俩不曾握过手。此时此刻，我们再一次握手，再见。祝你生活愉快。

        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含泪分离。不必难过，不必伤悲。今天的离别也是为了明天的再一次相聚。聚会散了，生活依旧，但友谊的芳香定会给我们平淡的日子增添一页温馨的回忆。今天的同学聚会，将永远定格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记忆里。让我们永远记住在中华大地上经过的十年xx带给我们的苦难，让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

                                                                             景  水  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