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美术史家阮璞（1918-2000）先生，曾经将“画学”概括为是画理（学理类）、画史（史传类）、画品（品评类）、画鉴（鉴赏类）、画录（著录类）、画法（技法类）等一系列学科和分支的总称。它其中涵盖了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具有“精微”深度的“理”；另一是具有“博大”广度的“学”。“画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人郭熙、郭思的《林泉高致序》中，主要是指绘画的技能和知识两个部分。阮璞先生将“画学”一词予以了学术上的明确界定，并为之进行了毕生的研究，所以后人将阮璞先生称誉为当代“中国画学研究的集大成者”。

阮璞先生是湖北红安人，1939年毕业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后杭州国立艺专与北平国立艺专合并）西画系。他后来受到了xx的美术史学家滕固和xx美学家邓以蛰影响，弃绘画而从事中国美术史研究。建国后曾经担任多家艺术院校的美术史教授，1965年起开始专攻画学研究，后长期担任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史和美学教授。阮璞先生的学术专长是美术史、美术美学和中国画论研究。曾经先后出版有《论画绝句自注》（漓江出版社1987年8月）、《中国画史论辩》（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7月）、《画学丛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7月）、《画学续证》（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2月）。阮璞先生是国内仅有的、终身坚持以文言文写作为主的美术史学者。仅就这一点而言，有些近似于陈寅恪先生和钱锺书先生的学术风格。

《画学续证》一书未在国内出版过。2009年12月，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皮道坚、黄专、彭莱主编的《中国画学研究论文集、纪念阮璞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探赜索隐》一书，《画学续证》收入在该书的上编（144-187页），共有关于画学研究方面的考证文章十九篇。但无法确定是否是香港天马版《画学续证》的全部文章。撰写体例和文章风格与《画学丛证》xx相同，考伪订误，解疑存真。在现存的书画史文献典籍和其他有关史料中，有许多的各种谬误或后人的误读误解之处，这就造成了后人在研究这些文献时常常产生理解上的严重偏差，甚至以讹传讹，谬之千里。对于这一现象，清代乾嘉年间的学术界就曾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质疑，并以朴学的方法予以了学术上的“拨乱反正”。近代学者如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人，都对朴学的学术价值有过许多精辟的评价，故在此不予赘述。

阮璞先生在画学研究过程中，尤其是对文献解读的过程中，他采用的基本学术方法就是乾嘉学派的朴学方法。他曾经说过，对于古人文献或今人的误读：“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订讹辨惑，拾遗补阙，正本清源。但在画学上的考证和勘误，它涉及了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和考订学等诸多学科，不仅需要阅读连屋充栋的书籍，更需要有独立的思考和严谨的辨析能力。阮先生在近三四十年的画学研究中，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不盲崇古人和今人之说，不轻信无证无据之论”的学术理念，质疑和批判皆独特精深。《画学丛证》一书是阮先生的代表作，所以他被人称誉是当代画学研究领域里的“清道夫”。我曾经将阮璞先生与汪世清先生（1916-2003）并称为研究传统美术史领域里的“双子星座”，都有筚路蓝缕之功，嘉惠后学良多。两先生那种将画学当作“国学”来研究的殉道精神，震动我心。

在《画学续证》中有《吴问卿何时讹作“吴冏卿”考》一文，我们从中可以略窥一点阮璞先生的画学研究风格。元代黄公望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卷》，在清初时为宜兴大收藏家吴洪裕（字问卿）收藏，吴氏临终前命家人将《富春山居图卷》投炉焚毁殉葬。后家人趁其闭眼之前将画卷从炉火抢出，遂分为前后两段，长的一段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小的一段今藏浙江省博物馆，名曰《剩山图卷》。在清初人的有关此图卷的文字记载中，均为“吴问卿”的名字，但是到了清代道光以后，“吴问卿”在许多的著作里均变为了“吴冏卿”，而且至今犹在沿袭此名。当我在阅读有关此画的文献时，也常常为“吴问卿”和“吴冏卿”两名所困惑，窃疑“问”与“冏”既非异体字，又非通借字，虽是一字之差，却令我多年难解其义。

阮先生在文章里，首先引证了清人诸多著述，表明均系“吴问卿”。又考证“冏卿”乃明清时人对太仆寺卿（掌管宫廷车马和马政）的一种别称或通称，但是古人绝无将官职用于自己表字的可能性，大多是自称或他人谀称。比如董其昌曾在天启年间修《神宗实录》，而修撰史书之事专属翰林院，时人以“太史”之名称翰林院诸官，所以董其昌常被时人或后人称为“董太史”，但董其昌自己则绝不可能将“太史”作为自己的字号。而吴问卿仅是一名孝廉（举人），也从未担任过明清两朝的太仆寺卿之职，故尤不可能以“冏卿”称其官号。

那么，道光以后的“吴冏卿”之说又是从何而来？原来是出自清初大画家恽寿平的《南田画跋》卷上。而《南田画跋》并非是恽寿平生前所著，而是道光、咸丰年间藏书家蒋光煦（1813-1860）收集恽寿平画跋文字编撰而成，并刊刻于《瓯香馆集》中而流传于世。但蒋光煦却想当然地将“问卿”改为“冏卿”，以为“问”字乃是恽氏笔误所致。所以后来诸多的《南田画跋》本，比如借月山房本、画学丛书本，啸园丛书本、翠琅玕馆丛书本等，均沿袭蒋氏之误，直至朱季海先生校勘的《南田画跋》一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亦是如此。阮璞先生在经过了考证辨误后说道：“尝谓古迹讹谬，其出自手民无心传刻之误者，明眼人当不至泥其乌焉成马之字迹，而强为郢书燕说之曲解，其出自浅人有意妄改之误者，读者每易受其似是而非之改本所愚而毫不察觉，甚至亦有抱好奇心理，翻觉改本胜过原本者。”书画鉴藏史上的“吴问卿“和”吴冏卿“之谜，经过阮先生详尽而又有理有据的考订，终于真相大白。

我读阮璞先生的《画学丛证》和《画学续证》二书，不禁令我想起顾炎武那句关于著述立说的名言：“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废铜以充铸而已。”阮璞先生之书，{jd1}是属于“古人采铜于山”之书，他数十年如一日，笃学覃思，厚积博达，思辨精微，真可谓咳吐皆成珠玉。所以有学者曾为之感叹道：“在传统美术史研究方面，我们今后恐怕很难再有像阮先生那样治学精深的人物了。”阅读阮璞先生的著作，浅薄如我，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也。

阮璞先生三本著作《画学丛证》、《中国画史论辨》、《论画绝句自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