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九六秘史。作者：梁东元

之一一五 

    1959年9月，禄福延从苏联学习回来以后就到了铀矿冶所，先在第四冶金研究室当主任，后来到所里生产科当科长。

    他刚来的时候还有一批苏联专家，可以跟着专家学习，什么都按着专家说的办。知道苏联靠不住的信息后，突然告诉所里，大家紧张起来，抓紧学习。

    禄福延说，当时我感觉大家最主要的还是想争一口气。因为我们也听说了，苏联人讲，嘿，你们只能站在我们肩膀头干。意思是我们一撤你们就掉下来了。所以，大家狠下一条心，自力更生，大力协同，什么个人名利都不考虑了。真要全靠苏联的话，可能我们的进度还没这么快。我当时在院里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干部，但是很关心国家这个事儿。部里的方针是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我感觉这个方针非常好。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你没有这个三结合也不行。当时部里抓得很紧，我们就倒排进度，一环扣一环地组织落实。首先搞二氧化铀，生产出来以后，就着手搞四氟化铀。当时最难最担心的活是两个炉子，我们提出要求，部里六局就负责了。他们该找钢铁研究院研究，该找上海什么电炉厂，都不用我们管了。他会给你按进度、按要求解决。

    我们也想了一些土办法，比如搞萃取，当时搅拌问题没解决，我们就搞了好多木头棒子，人也排好了次序，做好人工搅拌的准备。有些事情自己做不了就请外面协作。

    当时衡阳矿院来了一批学生和老师，本来人家在这儿是实习的，没有任务。2号厂一弄，正好他们赶上了，就连老师带学生都留下来了。工人也是这样，你指到哪，大家就干到哪，不讲什么条件，我不能干的我也想办法干。有些问题工人他能解决，哪漏啊，哪冒啊，跑、冒、滴、漏，这些问题{zh1}都是他们自行解决的。那时兰州铀浓缩厂的一批工人，也过来支援。可以说是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一路绿灯。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怕出事故，怕伤人。幸好这一段没有什么大的事故，虽然产品质量中间出现一些问题，但我们从分析化验入手，{zh1}从工艺上解决了。

    苏联断绝援助以后，许多技术资料也同样断绝了来源，铀矿冶所的人只好转向英文资料。

    郑群英说，这一段时间，整个国家配合得比较好，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每天晚上拼命看英文书。部里得到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出版的一系列文件，也给我们好多帮助。因为，我们对铀标准不是那么清楚，看看美国标准和有关资料受到启发。当时有本书，叫《铀生产工艺学》，写得非常好，把美国原子弹生产、核原料生产解释得非常清楚，我把它看得滚瓜烂熟。当然这就要靠个人的发奋图强了。因为你要克服英文关啊，当时好多人已经把英文放弃了，像我就得重新捡起来。很快大批大批的英文文献需要看，看了以后，自己要去调研，再加上大家凑在一起讨论，一起摸索，就会有点儿创意吧。比如有一个设备，设计图纸就是我们自己弄的，是在摸索中设计出来的，加上不断地改进，结果挺成功。

    1960年11月，铀矿冶研究所用全民办铀矿时土法生产的重铀酸铵做原料，超额完成了两吨二氧化铀的生产任务。

    紧接着4号厂又用2号厂生产的二氧化铀做原料，于当年12月生产出了80公斤四氟化铀。几十年后，刘杰对他们的评价是，用简法生产搞出了二氧化铀，使国家研制{dy}颗原子弹至少提前了一年。

    先建铀浓缩厂生产铀-235，后建生产堆和六氟化铀厂，在六氟化铀厂未建成投产之前，铀浓缩厂所需的原料六氟化铀由苏联供应——这一点是当年聂荣臻率领中国代表团与苏联谈判时就明确了的。但过了两年，等到宋任穷和刘杰于1960年3月前往莫斯科，要求苏联原子能工业部长斯拉夫斯基按照协定提供六氟化铀时，斯拉夫斯基却改口说，六氟化铀现在苏联都不够用，难以供应中国。

    xxx听了宋任穷的汇报，即于1960年5月23日给赫鲁晓夫写信，请求苏联为中国供应一部分六氟化铀，以保证兰州铀浓缩厂初期投产所用。随后宋任穷也给斯拉夫斯基写信，希望苏联能按照协定供应六氟化铀。但这两封信发出后，都石沉大海，苏联始终没有答复。

    一个月之后，二机部党组开会研究，认为必须抛弃依赖思想，彻底实行自力更生，抢时间把自己的一线工程建设起来。

    不久，苏联于1960年8月撤走全部专家之后，二机部考虑到原子能所内设有气体扩散试验室（代号615），拥有氟气电解槽，于是决定在那里简法生产六氟化铀。

    黄昌庆说，当时非常紧急，条件也很差。我们也没做过这个工作，领导上征求意见，说你们能不能承担这个任务？我考虑了一下，因为以前对于这个问题有所了解，觉得国家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承担这个任务。局里面有个王世盛，后来当局长了，他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了615的总支书记常勇，说黄工程师说可以承担这个任务。常勇很高兴，接着就向所党委去汇报，所党委接着向部里汇报。那时候刘杰是部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原子能研究所承担，所里就宣布由黄昌庆同志具体组织技术工作。那时候，吴征铠还没有来，组织决定一个月内要把实验室建成，出产品，这个任务很艰巨。我把工艺提出来，其中遇到了一个困难，就是别的设备可以借用，原来有的东西拿来也能用，但反应炉这个东西，原来没有，非做不可。这个反应炉温度比较高，又要耐腐蚀，又要密封性好，不能漏水，漏出来不得了，当时，把研究所所有的仓库都找了，找来找去就找到一根铜管，别的耐腐蚀材料怎么都找不着。

    原先苏联设计的生产装置是两层炉子，可以控制三段温度，但615的人费了很大劲，翻箱倒柜才找到一根两米长的无缝铜管，只能根据这仅有的一根管子来设计，所以他们因陋就简，只能设计成一层炉子，控制两段温度。

    随后从复旦大学调来负责六氟化铀简法生产的吴征铠教授说，这个简法生产装置，是黄昌庆、李仲芳他们根据初步设计简化了的。本来应该是上下两层炉子，它有三段温度不同，现在简化成两段了。这个设计虽然简单，但想法很好，水平不低，是一个成功的设计。

    当时一般工厂只能电镀小的零件，没法在这根长2米、粗30厘米的铜管上镀镍。后来他们打听到山东有个仪器厂，能做这件事，就把铜管送去。那个厂非常重视，想尽办法，解决了镀镍的问题。

    黄昌庆说，只要铜管有了，反应炉这个主要材料基本上就有了，就可以具体设计。大机修的老李李仲芳是设计组组长，设备要在他们那里加工，于是就请他做结构上的设计。要求由我来提，具体制图由他们去做，做好了以后，耐腐蚀性还不够，铜还不行，当时也没更好的合金。要的合金那钢铁部门还没有呢，要花10万块钱试制费，得一年以后，可我一个月就要进车间，就要出产品啊，来不及。所以，后来大家商议，盯住镍，镍是很耐腐蚀的。当时参加讨论的人多了，二局的文处长，王世盛，都到我们那儿去，因为这是重中之重啊，都在一起做这个工作，铜管在山东镀镍以后要往回运，但是铁路上规定不允许，后来铁道部部长亲自下令，叫沿途铁路放行，放到客车里运，因为这东西是新的，没放射性也没危害，就下令从客车带回。带回以后，拉到我们实验室，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做了一个大罩，把它罩起来。再把原来615的一些能够用上的容器，全拉来。筹备阶段用了一个月时间。在{dy}次试用前，钱三强亲自到研究室去，给我们鼓励。我们没有干过，他怕我们没信心，就说，{dy}次啊，能出一克产品，就算胜利。

    那时候部长每个星期都找我们去汇报，只要有问题，立刻支持解决。生产24小时不能停，我们提出要人，部长立刻就指示工厂，把将来生产的全套人，总工程师、车间主任、工段长、老工人调来615参加工作。所里又从别的研究室抽调骨干技术人员参加。

    刘允斌是十室主任，他说你们需要什么人，我把{zh0}的同志叫去支援。这些骨干力量业务上非常强，政治上也表现挺好。喂料工作有毒，有放射性，搞不好要死人的，他们不在乎。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力完成这个任务，为国争光。有的同志，这一班工作完了，见下一班缺人，又连着工作。苏联专家曾经说过，搞这个工作，几年下来人就报销了。所以，工厂来的同志心中没底。{dy}次装料的时候，操作员把料送到设备里去，心里害怕得手发抖。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看这次实验行不行，副部长也亲自到实验室来了。管这个产品增加重量的老工人一看，装置底下的大磅称上反映出来了：3.3公斤！这说明有产品。赶快去实验室啊，化验一部分，证明是六氟化铀。这是1960年的10月11日。

    黄昌庆说，这次实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还有问题，但证明我们的路线可行。但是，有人怀疑它的根据和可靠性，说我都不这么干，你干行吗？有不少人，包括有相当地位的负责人，看不起我们的工作。这是中国人自己搞的，你没有抄人家的这个那个就变成了没有根据，阻力相当大啊。一直到{zh1}，生产任务完成了，产品要往兰州运了。一检查，质量不行，说615的产品不合格，不能用。这个事就大了。大家那样的努力，干了这么长时间，出了一个研制原子弹要用的产品，{zh1}却说是质量不合格不能用。部党组对这事很重视，立刻下令，让原子能所检查质量。这一次找到我了，我了解了一下情况，什么不合格？原来做检查的人说镉化合物不合格。那不可能啊，你这样品是怎么取得的?一检查，所取的样品不能代表产品。一个容器几百公斤产品，要讲质量合不合格，就要说这几百公斤的产品合不合格。取样怎么取呢，他就取一点，因为这瓶子不能装满，装满不安全，所以，中间有点儿空气，空气里有六氟化铀、氟化氢、氟气等杂质，它们的挥发性整体比六氟化铀高。尤其他在这个空气里取样，一检查就说不合格。很明显，这个取样方法不对。我们商量的结果是要以几百公斤样品做标准，不能以瓶子上面就像汽水瓶上面那点儿汽水作样品。然后就每10公斤取个样，总的一平均，显示产品的杂质比规定的杂质含量低得多，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部里批准，运到铀浓缩厂去，进入下一道工序。

    对于这一阶段的试验性生产，刘杰认为，原来习惯讲简法生产，实际上并不简单。我们所从事的并非一般的，而是{jd0}事业的简法生产。因此，简法生产的困难不但在于没有经验，而且还在于有许多特殊要求，如耐高温、耐低温、耐腐蚀，高真空度、高清洁度以及安全防护和产品质量等都有严格特殊的要求，这些特殊要求尤其是涉及产品质量的特殊要求，并不因简法而降低。所以，说起来是简法，其实里边有特别复杂的问题，都不简单。在当初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对产品质量标准要求从严，就必须加强化学分析工作。试验性生产产品质量不稳定，有生产工艺和操作问题，而没有成熟稳定的分析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白文治说，当时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高一点的长于分析检验的专家型领导干部，钱三强推荐了两位。我看了这两位专家的档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选中了陈国珍，因为他有教学经验，是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又有在一个新的领域勇于探索的精神。

    1962年5月，陈国珍动身到了福州，却碰上当地发大水，闽江水位大涨，铁路桥断，水淹福州，汽车几乎无法开行。刚到省交际处，还没有住下，碰上厦门市长，叫他赶紧一起回厦门，他只好又回去了。

到8月份，他赶到了二机部。陈国珍到部里不几天，刘杰约见了他，在座的还有几位副部长和局长。刘杰对他说，我们争取1963年至1964两年内搞出原子弹，请你来负责杂质元素分析检验。原子弹一定要响，如果不响，首先检查设计有无错误，如果设计有错误，打设计者屁股。如果设计没错，而是杂质元素检验错误，就要打你的屁股。陈国珍说，我一定尽力做好，但指标你要定下来。刘杰告诉他说，指标已经有了，共有二十几个项目。

    陈国珍是分析化学总工程师，局里也想让他兼原子能研究所化学分析室的主任，使他有个实际的工作，更方便一些。白文治说，当时是一个星期六天工作日，他在原子能研究所三天，在通县矿冶研究所两天，在部机关{yt}，所以他到处跑，{yt}换一个地方睡觉。我们招待所的房子还没有盖起来，他家属又在厦门，所以住在外面。我听说后，马上找到他的助手侯卓，到西郊一个饭店去找他，他那时正在科学院开会，和化学家杨承宗住一个房间，杨承宗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个高级流浪汉，坐汽车到处跑，{yt}换一个地方睡觉，一觉睡起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确实是这样，三个地方轮着睡，睡醒了一时弄不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陈国珍自己也说有一次他到铀矿冶研究所，中午到食堂吃饭，饭后有人领他到一个地方休息，他睡醒之后，怎么都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只好等人来接。

    其后，试验阶段暴露出的工艺技术和设备上存在的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并陆续开始了正式生产。

    在615乙取得初步成功后，1960年9月，二机部又在原子能所建了一个六氟化铀科研生产装置，命名为615丙，基本上完成了六氟化铀生产厂试车前的过关任务。这之后，六氟化铀大工厂也试车投产，满足了{dy}颗原子弹所用原料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