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现代化启动与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

孔祥智

新中国成立之初，万象更新，百废待兴。土地改革以后，虽然具备了农业现代化的初始条件，但由于经营规模狭小，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对于{dy}代领导人而言，{zd0}的任务是既要保证四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又要依靠农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开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而在当时，不仅农业科技人员极为匮乏，基本的实验条件都不具备，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一边倒”地依靠苏联的援助和合作，包括农业科技合作，就成为无奈之举，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余地。

山东理工大学宋超教授初期从事农业科技史和科技哲学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最近由中国三陕出版社出版的《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研究》（一下简称“宋著”），全面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方式和内容，并对这一阶段的合作进行了评价。我在这一领域素无研究，但就搜索的情况看，专门研究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专著，这还是{dy}本。因此，我愿意就其中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和讨论。

关于中苏农业合作的基础。“宋著”认为，中苏在农业科技合作的历史由来已久，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两国通过官方途经的合作逐步发展起来；而民间的合作，尤其是两国边境地区所进行的农业技术、农机具、良种等方面的交流，则更为广泛。进入20世纪30、40年代，两国在农业新技术和新式农业机械等方面的交流，畜牧、农作物、桑蚕等优良品种的交换和互易，同时也进行了农业科技人才方面的合作，当然主要是苏方为的高等院校为中方培养人才，这些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其中，当时边境地区的家畜人工受精技术、新疆的细毛羊品种就是从苏联引进的。

关于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途经。“宋著”把建国初期在中苏农业科技合作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从1948年8月我国农业部聘请{dy}批苏联顾问到1954年10月；中期：从1954年10月两国签署《中苏科技合作协定》到1958年1月；后期：从1958年1月两国签订“122协定”和《中苏农科院合作协议书》到1960年8月苏联撤回专家。这三个时期的划分是恰当的，不同时期由于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的差异，合作的途经也不一样。前期的合作主要采取外交和贸易途经，内容主要是交换种子、苗木，聘期专家，派遣留学生等，共同开展研究较少，偏重于互换型合作，双方也没有设立统一的组织协调机构。中期主要通过设立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统一组织协调开展全面合作，合作研究的项目逐渐增多，合作的模式也由互换型向互补型发展；在后期，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继续工作，同时以“122协定”为载体进行科研合作，并建立了对口机构进行直接合作，这一时期的合作偏重于深度互补型。“宋著”从外交、外贸、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122协定”和中苏相关农业科研机构等方面对两国的农业科技合作进行了深度挖掘。

关于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方式和内容。“宋著”主要从聘期苏联专家、中苏互派留学生、中苏专家互访于交流、相互引进和交换农业良种、中国从苏联引进农业机械等方面讨论了两国的农业科技合作。应该说，中苏农业科技资源各具优势，在合作中，中方较多的是输出农业种质资源，苏方则输出智力资源。通过合作，中方从苏方引进了农业急需的和关键的技术、新的研究成果和农业品种、新式农具与大型农业机械，以及管理方法与经验等；苏方则从中方引进了大量的农作物、果树、茶树和桑蚕等良种及其种植技术、产品加工技术、中兽医技术等。应该说，在合作中，双方都得到了预期的利益。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双方的农业科技合作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合作，我国有效实现了农作物病虫害和家畜疫病的及时防治、选育了一大批动植物新品种、消化和吸收了引进的机械技术并顺利实现了国产化、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农业科学技术教学和研究机构、培育了大批农业科学技术人才，这些成果，是我国农业进入“现代农业”门槛的入场券，大大缩短了我们自己探索的时间，对于此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路径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毋庸讳言，在当时的条件下，中苏之间的所有合作都不是xx对等的，农业科技合作也不例外。用现在的语言来总结，可以说是“用资源换技术”，包括农产品产品资源和农畜种质资源等，尤其是在合作中，我们向苏联输送了大批珍贵的农畜种质资源，其损失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此外，照搬苏联的高等农业教育模式，也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当然，无论正面、负面，积极、消极，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作为后辈学者，必须用科学的和辩证的眼光看待这段历史，认真挖掘史料，向现代的人们展现这段特殊时期历史的真相。无疑，宋超教授用他自己的努力做到了这一点。

在中国，农业科技史的研究不是“显学”，不仅很难申请到基金的资助，恐怕上课学生也不爱听，理由很简单，这种提高素质的课程对于找工作没有实际作用。学术界已经很少有人愿意钻进这个出力不讨好的“象牙塔”了，但这项研究又十分重要，绝不可废弃，否则，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生的知识结构也不全面，只会培养成为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等等一系列的实用的“师”，但不会出现大师。钱老在去世前提出的问题“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学术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被一些学者概括为“钱学森之谜”，原因当然很多，但在本科阶段主要是围绕着找工作来设计实用的课程，硕士和博士的知识面更窄了，大师何以出现？宋超教授急国家之所急，甘坐冷板凳，在农业科技史这个“象牙塔”里越钻越深，成果卓著，我愿意在这里祝贺他，也郑重向学界介绍他的这本新著《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研究》。

（宋超：《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研究》，中国三陕出版社，2009年12月{dy}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