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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755期

【冰点特稿】:何处是家园

实习生 林衍 照片:吴育琛摄

 

[转载]【冰点特稿】:何处是家园

    图书角借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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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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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小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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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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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场"内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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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超市

 

    每天,马小朵都要“从一个‘北京’,赶到另一个‘北京’”。

    起点是万寿路甲15号院,紧靠着一家五星级酒店和一个高级超市,周边的房子每平方米卖到3万多元。

    目的地叫刘娘府,一个聚拢了上万名打工者的城中村,房租最贵时也不过每月300元。院里也有一家超市,招牌上印着“兴隆连锁锁超市”,“锁”字多印了一个,怕花钱,老板便一直没把它换掉。

    “你不能指望北京的所有地方都建设得一样好。”马小朵站在由养猪场改造而成的民房边上说,“就像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能成为北京人一样。”

    在这片被官方文件称为“社区”的聚集地,流动人口数量是常住人口的10倍。“他们在这里生活了10多年,他们的孩子就在这里出生和长大,这里算不算他们的家?”

    从4年前来到这个社区开始,马小朵和她创办的民间组织“同心希望家园”,努力帮漂泊的外乡人找到家的感觉。她见证了这个农民工社区的成长,也见证了它的死亡。

 

    这个社区有温度,但不属于打工者

 

    马小朵很早就发现,在刘娘府,到处都可以找到“公共”的影子。

    3个厕所是社区里最“豪华”的公共建筑,它们和城里的公厕一模一样。但是,由于公厕数量是按照常住人口数量规划设计的,所以每天清晨,厕所门口都要排起长队,有些大人憋得急了就会随地解决,更莫提小孩儿。

    社区里{zd0}的公共住宅,是在过去猪圈的基础上砌上墙,再搭上一个大顶建成的,人们至今还以“猪场”来称呼这个上千人居住的地方。类似的住处还有“鸡场”,前年着过一次大火,但因为每月租金不到100元,今年又人满为患了。

    此外,因为多数人家都没有淋浴设施,社区里还开设了一个公共浴池。但是,一次7元的价格让很多打工者望而却步,在“可以接盆水冲凉”的夏天,这里多数时间没有生意。

    这一切让马小朵觉得,这种“公共”显得冰冷而物化。

    在社区居委会的大院里,流动人口、出租房屋服务站的办公室是面积{zd0}的。在许多打工者印象里,“流管站”办公室总是人最多,有些人磕着瓜子看报,有些人对着一大缸的金鱼喂食。而他们的主要工作“好像就是办暂住证”。

    马小朵不由感慨:在这里,打工者的处境就像这个打工者社区所处的位置一样,“很尴尬。”

    比如,她发现,在这个社区里,有北京户口的人可以去居民液化气服务站换气,40元一罐;而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则必须花上140元一罐的价格向私人开办的服务站购买,买来的气罐大多是早已淘汰的旧货,经常有人因为罐口着火而被吓到,或者被飞溅的火星烧掉刘海儿。

    “这个社区有温度,”马小朵说,“但不属于打工者。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还是被称为‘老外地’。”

    她甚至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松散的民工聚居地,而算不上一个“社区”。它缺少社区所应有的群体间的有机联系,也缺少一个社区应该有的文化、精神纽带。更要命的是,住在这里的打工者缺少归属感。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她一头扑在这里,并整整坚持了4年。

 

    城市永远都不是我的家

 

    没有人比马小朵更在乎归属感,因为这个44岁的女人曾被这3个字“折磨了整整28年”。

    翻开这个女人的奋斗史,城乡纠葛如影子一般,对她紧追不舍。

    这种纠葛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1982年,16岁的马小朵从江苏溧阳老家来到北京做保姆。从那一刻起,“外地人”的身份就一直困扰着她。她的{dy}次恋爱,因为男方的北京人身份而阻力重重。恰好听说深圳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马小朵带着600元去了深圳。当时,她告诉自己,“有户口,才有爱”。

    后来,她拥有了深圳户口,并嫁给了她的初恋。然而,当她想把孩子的户口随丈夫迁到北京时,派出所的xx大声告诉她:“那还了得,这北京的窗户一开,什么苍蝇,蚊子,不是都飞进来了?”

    她说,城乡之间,总有些问题是她永远也想不清楚的。

    她特别爱笑,但是右眼的眉毛却总是皱着,那是打工的时候,被勒货用的弹簧绳打到了眼睛,落下的毛病。

    走起路来,她总是低着头,步子又小又快,并被丈夫取笑为“日本女人”。但马小朵自己知道,“那种谨小慎微,是常在屋檐下的证明”。

    马小朵15岁入团,16岁进城,所以只交过一次团费,她说她做梦都想有人能来收她的团费,但一进城,“就再没人管我了”。

    如今,身份已经变成了城里人,但马小朵仍然觉得“城市永远都不是我的家”。因此,她尤其能体会在北京的农民工。这也成了她创办同心希望家园的直接原因,“我希望能真正回到这个群体里,去服务他们”。

    不过,这个想法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没有挂靠单位,在选定刘娘府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之前,她吃了很多闭门羹。

    4年来,她每天有10个小时在社区里,丈夫一边抱怨“家被你当成了旅馆”,一边被迫干起了家务;而读初中的女儿为了帮社区里的孩子募集旧书,“已经打入了校学生会”。

 

    超市里的家

 

    马小朵在刘娘府创造归属感的尝试,是从一家超市开始的。

    说是超市,其实只是一间出售旧衣服的路边小店。店里{wy}的“试衣间”是一个布帘子,没有镜子,但多数打工者并不介意,他们只希望试试“是否合身”。

    挂在衣架上的衣服整齐、干净,样式也多,只是有些衣服的袖口已经磨损,一些黑色T恤也褪了色。这些衣服都是从各个大学募集而来,再分类、整理,低价卖给社区的打工者。

    一张详实的价格参考表就贴在墙上:一般的衣服绝不会超过5块钱,碰到冬天的羽绒服,如果有6成新,又是“{zd0}的品牌”,“比如李宁牌”,负责整理衣服的蔡琴才会咬咬牙,标上“13元的超高价”。

    在这个名为“爱心超市”的地方出现前,离刘娘府最近的服装市场步行要40分钟才能到,衣服{zpy}也要20元一件。

    有人计算过,自从2006年开业以来,这里每年能卖出上万件的衣服,大概可以为社区里的打工者节省30万元。超市每天的流水账都会贴在门外,截至去年年底,这家超市连续3年盈利上千元。

    这些钱,捐助过一个社区里患白血病的孩子,孩子的父母都以卖煤为生;一个社区妇女患了子宫癌,死后却没钱火化,爱心超市替她出了这笔钱。

    这个超市在打工者里口口相传,最远甚至传到了山西。据说,一个建筑工人为了送礼,专程坐火车赶到超市,买了一大包的衣服,又匆匆忙忙地赶了回去。

    不过,这些值得称道的“业绩”,并不是马小朵开办爱心超市的主要目的。她的打算是,通过这个超市“创造家的感觉,让农民工拥有主人的心态”。

    出于这个考虑,超市很多管理都是集体决议。超市开业时,为了确定衣服价格,马小朵特地和六七个社区妇女一起进行了一场民主讨论。

    店长宋朝莲是河南人,在这个社区生活了10多年。在超市开业前,她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看电视。如今,她每天都坐在缝纫机旁,把卖不出去的衣服做成鞋垫,送给工地干活的小伙子,有时还会给他们缝缝衣服。3年来,她在这里结识了20多个同乡的姐妹,有的还是远亲。

    显然,聚集在超市里的打工者,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来。

    超市里摆放着十几把塑料板凳,用来给打工者们聊天,但却远不够用,一到晚上,很多人都只能站着。

    一些人从工地下班后,会相约在超市“扯淡”。每当这时候,他们会特意换上从超市买来的大学文化衫,有的印着中国人民大学,也有的印着中央民族大学,在超市里肆意地互相取笑:“你是大学生啊,冒牌的吧。”

    一个在国外做研究的华人学者来过爱心超市以后觉得:“在这间屋子里找不到歧视,只有打工者才会来,大家就会觉得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只属于我们的地方。”

    在这里,一个叫李金华的女孩觉得很放松。她来北京7年,从来不爱去城里的商场,因为售货员看她的眼神,总让她感觉自己“像一个小偷”。

    来自秦皇岛的张国最为放肆,他总是一进超市,就将手机里的歌曲声音调到{zd0},靠在墙上,等待接踵而至的工友们。张国喜欢买彩票。这一次,他买的彩票又没中,一边向宋朝莲大声抱怨,一边在衣架旁挑挑拣拣。最终,他选中了一件佳能相机的文化衫,背面印着“EOS3000万”的字样:“6个500万,这个好!”

    交了两块钱,张国心满意足地出门了。

 

    他们长大后,就是这个家的建设者

 

    女儿很小的时候,马小朵经常把她带到社区里,让她和社区里孩子一块玩。她常提醒女儿:“长大后要记住,你的妈妈和他们的妈妈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因为爸爸,你和他们也是一样的。”

    她的女儿在市区一所重点中学读书。住在刘娘府的孩子则大多没那么幸运,因户籍限制,他们很难进入北京市的任何一所公立学校。

    4年前,马小朵就发现,在这里,教育通常是从小就缺失的。许多家庭没有钱送孩子上幼儿园,“就关在家里,关到上小学”。

    很多孩子从小就出生在这里,甚至从来没回过老家。但如何让他们在北京获得家的感觉?

    马小朵觉得,“最需要帮助的就是这些孩子,他们长大后,就是这个家的建设者”。为此,她把租来的房子变成了“儿童中心”,并鼓励孩子们用自己的创意把这里填满。

    如今,儿童中心两扇写满歪歪扭扭粉笔字的砖红色铁门里,是这些打工者孩子们专属的乐园。墙上贴满他们拿油画棒涂抹的“风景画”:有胡萝卜、大白菜,还有挂着苹果的大树。这些孩子几乎从来不去公园,他们的创意都是从附近的菜市场得来的。

    每周六的下午是很多孩子最期待的,因为下午一点半是图书角开放的时间。4年来,借书证已经办了300多张。屋里的图书连同书柜都是捐赠来的,有些书已经陈旧得不像样子,但对一些“只看过语文书”的孩子们来说,这里非常美好,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很多很美好的童话故事”。

    刚进这所免费幼儿园时,许多孩子不习惯拍照,甚至连话都不爱说,碰见生人“就把头扭到一边去”。

    现在,他们已经习惯在课间的时候,伴着那首《红丝带》的歌声结伴玩耍:“我们也有一双聪慧的眼睛,我们长大也能把世界推转……”

    现在,这些小贩、建筑工人或者拾荒人的孩子,有了拼图、积木,中午的时候还有一张舒服的小床可以睡觉。尽管通常要两个人挤一张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酣然入睡。

    他们的床头,都印着一些英文名字, Hans、Wilson、Maggie......这些名字来自金苹果幼儿园,这里的很多东西都是那所幼儿园捐赠的,它离这个城中村很近,却属于城市。

    马小朵竭力缩短这种距离。圣诞节的时候,她教孩子们排演话剧,去参加城里幼儿园的联欢会。孩子们的表演很精彩,但她总是不敢招呼家长一同前往:“我们的孩子比他们的孩子瘦小很多,怕妈妈们看了难受。”

    她还常常去北海公园内的一所贵族幼儿园“化缘”,因为那里装废旧玩具的仓库比整个同心希望家园还要大上几倍。

 

    {zd0}的改变,是人的改变

 

    4年中,刘娘府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比如,这里的农民工们甚至拥有了一份自己的“报纸”:《同心社区通讯》。这张只有4个版的社区报已出了12期,印数也从100份增加到了1000份。

    刚发行的时候,有的打工者捧着报纸左看右看,“这是报纸么?咱也能上报?”

    孩子们是投稿最踊跃的群体。有人在文章里表示,自己那个只能躺在市场货架上睡觉的爸爸“是世界上最最伟大的爸爸”。有人则写:每天放学回家如果家里找不到妈妈,那准是在废品堆里。辛苦的妈妈,我爱您。

    不过,更大的变化发生在打工者身上。一个经常参与公益活动的社区妇女曾经问过马小朵这样一个问题:“是爱心超市对这个社区帮助更大,还是儿童中心对这个社区帮助更大?”

    “是你们。”马小朵脱口而出。

    来到刘娘府后不久,马小朵就发现,很多随丈夫来打工的妇女,每天除了带孩子没别的事做,很孤独,邻里之间也没什么来往。因此,她决定从这个群体中培养“社区服务者”,因为“她们对新事物有热情,也渴望通过帮助别人去证明自己”。

    “你和她们一聊,就知道哪些妇女热心肠,她们不知道什么叫公益,但她们一听社区里的大事小事,眼睛会亮起来的啊!”

    有个叫李晓静的女人来自河北,因为长得漂亮,丈夫不放心她出去工作,在社区住了近10年,大部分时间都和床上的二手电视相伴。

    为了说服她参加社区服务,马小朵一遍遍地上门去与她沟通。在这个过程中,马小朵被她家的狗咬过,也被她一岁大的女儿推过,到{zh1},全家上下都觉得这个女人惹人烦,反倒是李晓静终于决定试一试。

    在一次培训中,辅导教师让李晓静画画,画自己想要的东西。她画了很多,画了给父母的大房子,还画了给丈夫孩子的礼物。画完后,老师问她:“你自己在哪里呢?”

    这个女人愣了一会儿,“哇”的一声,哭了。

    李晓静试着当上了幼儿园的妈妈老师,白天,她跑到城里的幼儿园去旁听,半夜,她在床上背教案,早上,她对着镜子练习。

    很快,她成了幼儿园里{zshy}的妈妈老师,孩子们总围着她转,以至于她自己的女儿都吃醋,不时用手拦着别的孩子。

    现在,李晓静已经考取了成人自考的幼教专业,开始脱产学习。在最近的一次社会工作初级证书考试中,临近几个社区的居委会主任纷纷落马,她得了80分。

    在刘娘府,这种与成长有关的故事并不难找。

    一个叫石国平的女人,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去放牛。她从没想过,在参加了社区工作以后,自己还能走进南开大学,去参加慈善交流会。

    负责为爱心超市整理物资的谢琴,现在经常把丈夫拉来一起工作。最近,她还为自己挑了一件新的工作服——城市志愿者的短袖T恤,尽管她从来不是一名正式的“城市志愿者”。

    有的人,参与了社区工作后,不喜欢别人叫自己店长或是其他称呼,而是更喜欢“社工”这个对他们来说很新鲜的称呼。

    还有一个年轻打工妹,在同心希望家园帮助社区妇女们联系的一次免费体检后,主动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了下来。她告诉马小朵,如果谁需要献血,她愿意,献骨髓,她也愿意。

    这些都让马小朵欣慰不已。“他们对这个社区有了感情,进而对社区的成长产生了xx的责任感。和给他们一个家相比,更重要的,是培育一份家人意识,所以说,4年来,{zd0}的改变,是人的改变。”

 

    只有家里人才能管好这个家

 

    现在,逢年过节,妇女骨干们会自发组织社区里的打工者搞联欢,最多一次去了上千人。居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曾私下问过马小朵,“我们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们不来,怎么你们一搞活动,他们就来?”

    马小朵给出了她的答案:“因为你们想出来的节目是扭秧歌,我们想出来的节目是打工者唱歌。”

    在刘娘府的4年社区建设经验,让马小朵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真的只有家里人,才能真正管好这个家。”

    刚闯进来的时候,马小朵曾启用过专业的社会工作人员,也请过满腔热血的大学生。但呆了一年后,因为和社区的流动人口“实在没有共同语言”,这些人纷纷抱拳告辞。她也请来过城里幼儿园退休的职业教师,结果老师因为嫌社区餐馆里食物太不干净,愤然离去,临走还抛下一句“你们这里是旧社会”。

    曾经有个打工者告诉她:“没有人比我们更加了解这个群体,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管理社区,往往比政府自上而下的统筹模式更有效率。”

    同样的经验,马小朵在到美国进行“社区建设”考察时,也体会过。

    2003年年初,她接受一个组织的邀请,到美国纽约的唐人街,用3个月时间亲自感受移民社区的建设。为了让她能看到最真实的移民社区,组织者没有派人招待她,而是把她“直接扔了进去”。

    她先是住在一个打工者的家里,那家的女人做保姆,男人卖豆腐,每天,马小朵还没起床,他就开工,马小朵睡觉时,他还没回来,所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她竟没见过男主人几次。

    “你不要以为他们条件多么好,他们和我们的打工者一样,要拼命地赚钱,才能勉强糊口。”她说。

    但3个月过去了,马小朵发现,那里的社区看起来无序、混乱,但和国内的民工社区比起来,却有着强烈的群体参与意识。

    无论是一场社区里的文艺晚会编演,还是一次声势浩大的上街游行,很多人都会亲自参与讨论,“他们习惯了参与社区建设的决议,而不仅仅是参加社区活动”。

    在一次交流会上,一个人类学教授告诉马小朵,在美国的阿拉伯人社区,社区构建的模式叫做大哥哥制度,即由政府购买阿拉伯人社会组织的服务,{zd0}程度地发动社区内居民的自组织力量,结果发现,“一个阿拉伯大哥哥可比一个白人管理员厉害多了”。

    不过,马小朵发现,在国外很普遍的观念,国内并没有太多人认可。去年年底,街道计生办的干部曾经邀请马小朵去某个度假村开会。席上,一个主任似醉非醉地建议,可以在附近给马小朵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把爱心超市搬过去。

    “但那是个楼区啊,也没有流动人口,我去那里干什么?”马小朵问。那位主任则当即表示,可以用车把流动人口接过去买东西。

    这次对话让马小朵感慨,“要真的对这些打工者有感情,才能真正给他们家的感觉。”

 

    被扼杀的成长

 

    在刘娘府,打工者们已经开始琢磨怎么建设自己的“家园”。替爱心超市运货的司机黄师傅告诉马小朵,他想把爱心超市开到他的老家河北永清,一个贫困的县城;幼儿园的几位小朋友已经上了小学,正在向马小朵申请,要回到儿童中心做小志愿者;社区妇女吴国平开始在《同心社区通讯》上开了小专栏,写起了打油诗。

    马小朵也在心里畅想着一些宏大的计划。比如,她曾想将爱心超市开到10个,这就意味着能多给打工者们提供一些工作机会,也能让更多人买到便宜衣服;她还幻想过申请资金,把整个猪场都承包下来,让住在社区里的那些建筑工人,像搭积木一般盖起漂亮的合作住房。

    和4年前相比,刘娘府更像马小朵心目中的“社区”了。在爱心超市,在儿童乐园,以及在其他社区服务活动的场所,某种比地域联系更紧密的社区关系正在建立起来。许多专家闻讯前来考察这个社区的成长,并把它当成罕见的成功案例。

    马小朵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的梦想眼看着就要在刘娘府实现了。但最近,贴在墙上的《拆迁公告》让这个梦想一下子又逃得很远。

    和北京许多曾经的农民工聚集区一样,刘娘府如今面临拆迁。房子的主人们开始盘算自己能拿到多少补偿,而那些租住在这里的打工者,却开始为找一个新的住处发愁。

    这些打工者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纸质文件里,也并不在居委会主任与拆迁公司负责人的窃窃私语中。“那些外地人挺可怜的,这下没地方住了,石景山的空楼房多了,他们租不起啊。”80岁的当地老人王通戴着红袖章在社区里巡逻,他说,社区里每天都有人被房东轰走。

    和房子相比,打工者更关心的是孩子读书的场所。这里的3所小学也将随着拆迁消失,他们要为孩子找到读书的地方。

    这个逐渐成型的社区一下子烟消云散:有的打工者已经搬走了,里面包括两个社区服务的妇女骨干;剩下的人们则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交换着{zx1}的信息,还有没有不拆的地方,或是哪里有便宜的住处;幼儿园里的孩子已经走了十几个,剩下的依旧在“讲礼貌、讲秩序、讲卫生——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的红色条幅下面蹦跳。

    马小朵一直相信,当打工者与自己所在地方一草一木都产生稳定联系时,他们就会想建设好这个社区。但现在,她只能看着这种辛苦建立起来的稳定联系被拆毁。

    她正在为这个曾经存在的群体做{zh1}努力:记录下居民们的口述历史,并编进一本社区故事集。

    这是马小朵留给社区的{zh1}一份礼物,故事集的主要撰写者是社区里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志愿者们,故事中的30位主人公都是这个社区里最普通的居民。

    这里面,有人在刘娘府生活过十几年,靠一家名为“自强”的五金店养活两个偏瘫的孩子;有个人一只眼睛失明,但每天凌晨三点就会起来,经营自己的煎饼摊。

    30个受采者聚在一起时,马小朵发现,这个群体远比她想象中的更加坚强。有个刚搬走的小伙子兴奋地告诉她,他租了个15平方米的大房子,比原来的大三倍。

    故事集的名字叫《我们,一起走过》。马小朵说:“总应该有人去记录这些曾经顽强生长过的生命,还有,我们即将消失的家园。”

    据说再过一个月,这片城中村就要消失了,规划中,它将变成一片别墅区,名叫“加州小镇”。而马小朵还不知道,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会不会在别的地方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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