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辽，又称喀喇契丹，是十二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北方的辽朝被金人翦灭后由皇室成员耶律大石率部分族人西迁别建的王朝，辗转七年，进入中亚后发展为强大帝国。　　 当耶律大石率部进入土耳其斯坦的广阔草原和肥沃绿洲后，契丹人遇到了自己已经比较熟悉的两种经济类型，即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这些骑马一族的新占领者，在与汉人的长期接触中早已摆脱了纯游牧状态，所以很快就适应了中亚的文化与社会，在继续保持游牧生活的同时，也从事农业经济。正如距大石西征将近一百年后随长春真人邱处机西行的弟子尹志平在其诗文中描述到：“辽因金破失家乡，西走番戎万里疆。十载经营无定址，却来此地务农桑。”①苏联学者也曾分析指出：“在十一至十二世纪，一部分突厥语部落转向从事农业，接受城市文化。游动和半游动的畜牧业同定居的农业扩大了联系。……。但是过去的牧民定居以后并没有xx割断同畜牧业的联系，他们牧养着一部分大、小牲畜。”②
    在游牧生活和农业定居生活中，契丹人仍然偏爱前者。伊宾·阿尔·阿西尔③记载：“他们（契丹人）按照自己早在统治（这一地区）之前的习惯，生活在帐逢里。”④
    契丹人又喜好打猎，打猎成为他们经济生活的一种补充形式，而且又是部族的普遍乐事。西辽还想代菊儿汗⑤直鲁古就是在外出游猎时被屈出律⑥抓获的。但是契丹人没有象许多入侵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那样大肆圈地占田，变耕为牧，这无疑对中亚的居民十分有利。我们在耶律大石征服中亚的过程中很少看到一般游牧民族对外征掠时常见的残酷屠城景象，这反映出契丹贵族在二百年治辽期间文明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伊宾·阿尔·阿西尔客观地记载了这种情况：“他们占领了整个突厥斯坦。在他们占据了城市后，没有对其居民作什么改变，只是向每户（包括农村）征收一个狄纳尔。至于农田耕地则仍留给原来的人使用。”⑦
    契丹统治集团对中亚广大绿洲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镇建设很重视，并把它们的发展与国家税收联系在一起。西辽将整个经济政策建立在不干涉其属国和地区内部事务的基础上，这样就使各地的经济发展基本能按自身的规律进行。结果，中亚地区从喀喇汗朝和高昌回鹘开始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象一般游牧民族侵入常常发生的那种经济倒退或中断，反而使十一至十二世纪成为中亚经济繁荣的阶段。
     （一）农业生产
    西辽时期的土地占有形式，在各个属国内有所不同，其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是封建采邑制，即阿拉伯语的伊克塔制。{dy}代菊儿汗耶律大石，可以在其契丹人组成的统治集团内部拒绝施行这种制度，他坚持不给属下分封土地。但在整个帝国的范围内，他没有必要与伊克塔制作斗争。他让属国继续保持正处于成熟阶段的伊克塔制，一方面不会触动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有利于保障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一方面精明的大石自然会想到，他为避免消弱其中央集权所拒绝采用的伊克塔制，正可以利用来削弱各属国统治者的力量。
    与伊克塔制同时存在的还有其它形式的土地所有制。首先是掌握在穆斯林或其他宗教僧侣们手中的寺院不动产。其次，还存在着日益缩小的各个属国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小农所有制和村社所有制。
    自喀喇汗朝以来，绿洲地区的农业经济就受到统治者们的高度重视。产生于喀喇汗朝十一世纪的杰出文艺作品——训戒诗《福乐智慧》曾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各个生产部门的情况。其作者，巴拉沙衮的玉素甫·哈思哈吉甫，是一个典型的贵族代表。他在诗中评价了处于社会不同地位的各个阶级。其中谈到农业生产者时说：“他们是必不可少的人。你要和他们交往，在生活中就不愁吃喝。……活着的人全靠他们。”⑧。
    介绍西辽农业情况的资料不多，不过我们可从仅有的史料中了解到在西辽时期，不但河中地区绿洲定居点上农业在不间断地向前发展，而且锡尔河以北草原游牧地区农业也得到扩展。在爱尔米日达（即彼得堡国家美术博物馆）第八展厅，陈列着从门恰克城发掘出来的各种十一至十二世纪的农业生产用具。如不同于简陋铧犁的铁犁铧，镰刀以及用以磨碎谷物的石杵⑨。这说明当时中亚地区的农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中文资料对西辽首都巴拉沙衮的农业状况有所记载，特别注意到水利设施对中亚农业的重要。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所说：这里“惟经夏秋无雨，皆疏河灌溉，百谷用成。”而常德看到的是“土平、民伙、沟洫映带。”耶律楚材也注意到渠道对于国家福利的重要性，它每年能够稳定丰收，使当地没有饥荒。他还注意到蓄水塘池比比皆是，供给农田灌溉以及居民的饮用和洗涤用。
    中亚的农产品种类繁多，《北使记》特别提到这里“五谷”和“桑”颇似中国，还有棉花、葡萄、苹果、洋葱、西瓜和葫芦等。人们用风车磨麦、砻米，河流中有“碾”，以水为动力。耶律楚材说：这里“附郭皆林檎园圃……，附庸城邑八九，多蒲桃、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长春真人看到这里出产优质的秃鲁麻，“其毛类中国柳花，鲜洁细软，可为钱，为绳，为帛，为绵。”⑩
     （二）蓬勃发展的手工业
    就整个中亚地区来说，与封建制度发展相联系的生产力的普遍高涨属于十至十二世纪，即从喀喇汗朝经过西辽王朝的这一段时间。
    这一时期，大量因为封建剥削的加强日益贫困化的，以及在灌溉农业条件下因缺少土地而不得不流入城市的无地农民，使手工业的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同时，手工业生产进一步专业化，保证和提高了生产率，扩大了产品品种和增加了产品产量。职业分工的高度发展，无疑是生产技术高度发展的结果。手工业者中有不少汉人，其中大部分是跟随大石去到中亚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了中亚人对汉人的由衷赞美：“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即陶各司，是当时中亚对中国的称呼。
    1.陶器制造业
    手工业的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陶器制造业上。考古发现，在这一时期的城市里，有完整的制陶手工业者的街区，而釉陶的传播地域非常广阔，以至在荒僻的山区都能见到。在九至十世纪时，中亚地区的彩釉陶器还十分稀少，有的地方还根本见不到（11）。十一世纪以后，一些陶器经过匠人们的精细艺术加工，已成为大封建主和大商人才拥有的华丽的装饰品，其数量也不断增加。当然，更大量生产的是普通的日用陶器，如高颈瓶、锅、盘、碗等。还有大量的建筑材料，一般是用以装饰建筑物表面的带有雕刻的粗陶，烧制的砖、瓦、马赛克，以及地下水管等。（12）
    2.玻璃制造业
    玻璃窗此时获得极其广泛的采用。用吹制技术制造的平面窗玻璃残片，在谋夫古城、花剌子模、塔拉斯和费尔干纳的许多地点都可以见到。窗玻璃大多是无色的，说明安装它首先是为了采光。但也能遇到彩色平面玻璃，使用它显然是为着装饰。
    在许多古城址里都发现有玻璃制造作坊的遗迹。玻璃器皿的型制和种类较以前大有扩展，尤以罐、碗、盘、高脚酒杯、香水瓶、花瓶等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还有无数的玻璃和戒指镶嵌物。大量的玻璃器皿是不加装饰的，但也发现一些加以装饰的玻璃器皿，有吹制的，也有用玻璃丝粘合成凸起的花纹（13）。
    3.矿冶业和制铁业
    契丹人本尚冶铁，又以兵器精良著称，甚至以镔铁为国名。他们进入中亚后，仍然保持了这个传统特点，加上当地矿冶业本是相当的基础，这就为矿冶和铁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额尔齐斯河上游，哈萨克斯坦中部以及东北部，一度成为亚洲北部{zd0}的冶金业中心之一。
    当时的采矿分为露天和地下两种。露天矿有大小不等的规模，从小坑到长达几百米、宽达几十米、深达二十米的巨大采矿场。地下采矿坑道的方向有垂直的、倾斜的和水平的，河中地区的矿工甚至能将矿井开到距地面一百五十至一百六十米深（14）。在塔拉斯谷地奥尔洛夫古城发现的金属冶炼炉，一部分在地下，地上部分用生砖砌造，切面为长轴2.1米，短轴1.6米的椭圆。炉内层层填装燃料和矿石，高达四米。矿料则从顶部装入。一些其它金属也是在这样的冶炼炉里冶炼的。
    依靠丰富的原料，铁匠们用铁料制造出了多种劳动用具、生活用品和武器。考古发现的有铁犁头，镰刀、羊毛剪、马蹄铁、铁锅、秤、锁、钥匙、锁链、锤子、铁钳子、斧子、凿子、钻子、刨子、十字镐、鹤嘴锄、铁钉、头盔、铁甲、剑、xx、矛头、箭头、xx、马剌等。（15）这些物品的型制与东西文化交流的关系，还是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4.铜器制造业
    西辽的铜器制造表现了高度的铸造技艺。在青铜器皿上广泛采用白银、红铜和黄金的薄叶镶嵌出各种花纹图案。在塔什干城附近的农田里，发现了一个铜文具盒，是用来保管芦苇笔尖的。上面有阿拉伯文题记，表明这个文具盒是在耶律大石去世后由其妻塔不烟皇后执政时期，即公元1148年4月12日，由一位叫做奥马尔·伊本·阿尔法兹尔的人制造的（16）。在爱尔米日达陈列着从布哈拉发现的，于大石之子夷列去世的1163年制作的肯拉特青铜锅，锅用红铜和白银镶嵌，画着在盘腿而坐的皇帝面前游戏、竞技、狩猎和跳舞的场面。这一杰出的艺术作品出自画匠马素德·伊本·阿合买德以及模压工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德·阿尔·瓦赫德之手（17）。考古证明，此时的首饰匠们已经掌握了花纹的铸造、压花、镂刻、镀金等技术。
    中亚地区多产葡萄，所以自古以来酿酒业就很发达。金朝元好问的《蒲桃酒赋》序中谈到西辽的葡萄酒及其酿造方法时说：“世无此酒久亦！予亦尝见还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绞蒲桃浆，封而埋之，未几成酒，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18）在七河地区发现过不少此时的酿造葡萄酒作坊遗址。
    自从八世纪中叶xx的塔拉斯战役后，造纸技术传入中亚，撒马尔罕很快就成为造纸中心。撒马尔罕纸远输西欧，西辽时期仍为重要的输出品。
    中亚地区很早就从中国学习到了桑蚕业，而植棉则早于中原，并盛产棉花，所以其织造业也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至西辽时期更是继喀喇汗朝之后发展到一个高峰。历代菊儿汗们身着华丽的丝织衣物就是很好的证明。
    手工业匠人在中亚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对社会的作用受到相当高的评价，这是中亚文化传统比之汉文化的优秀之处。巴拉沙衮的玉素甫在《福乐智慧》中说：“还有一种人就是工匠，他们用双手制造艺术品以赚钱谋生。工匠对你来说是必需的人，让他们来接近你吧。他们将给你带来好处。铁匠、织工、鞋匠、鞍匠、石匠、弓矢匠，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工匠，我不能一一列举，世界上的一切物品都是他们制造，人间的奇妙事物都是他们创造。”（19）看来，耶律大石率领的契丹人来到中亚以后很实际地尊从了中亚的这个传统，所以十二世纪中亚的手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相反，蒙古入侵以后，工匠的地位大大下降，那是整个中亚手工业发展严重受挫时期。契丹人和蒙古人的不同作法，正好构成鲜明的对比，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契丹人进入中亚之前的文化发展程度较高，而且善于吸引各种文化的精华所至。
     （三）建筑业的新成就
    考古工作者在中亚发现了大量十至十三世纪初的宫殿、寺院、浴室等宏伟建筑的遗址，这清楚地说明从喀喇汗朝到西辽帝国这一时期是建筑业蓬勃发展的时期。
    在建材方面，新的建筑材料——烧砖，在这里被更多地采用了，并常见与旧的材料——土砖相配合使用。使用烧砖才可能修建起高耸、匀称的清真寺塔，结果，原来城市的单调轮廓线被打破，城市形象变得生动起来。
    在西辽首都巴拉沙衮城的考古中，发掘出中国人熟知的暖墙，这是一种设于空心墙内的烟气通道，取暖时热气可从那里通过（20）。这样的暖墙至今还可以在我国的西北边疆和甘肃等地见到，它既不占房屋使用面积，又可以保持室内清洁，还可以充分利用余火的热量节约能源，很适合在严寒地区采用。
    虽然菊儿汗们大概遵从着辽朝的传统，不以宫居中重，但其大大小小的属国和封建领主的宫殿并没有在西辽的征服战争中受到损害，并随着西辽时期经济的繁荣有进一步的建筑综合体。其装饰富丽堂皇，而且设备完善，有取暖设备，还有排污设备（21）。
    在西辽帝国的疆域内有多种宗教的寺院并存，并成为多种文化交流的实例。
    原苏联考古学家在阿克别什姆古城发现有一座佛教寺庙，它座西向东，占地面积为76×22平方米。从大门首先进入一个露天院子，院子的面积是32×18平方米；穿过院子，进入面积为18×10平方米的大殿。大殿有平顶的天花板，中央空间是由数根大圆木支撑的木架结构，两侧山墙内壁还残存着大量的壁画残片。靠西面后墙的台座上尚存四尊泥塑佛像，其中一尊高达四米。后墙有三个门，中门对着塔院，而两个侧门则连接着“回廊”。佛塔是覆钵型的，“回廊”则从三四环绕着佛塔，塔是空心的，砖砌拱顶。“回廊”的顶也是砖砌拱顶，廊里分布有泥塑雕像，整个“回廊”都有暖炕，说明它是供修行用的。在中央大殿和“回廊”里都有大量的壁画，大多是几何图形和植物图案，也有以佛教故事为主题的图画（22）。
    这座寺院是西辽各种风格的建筑艺术交互影响的鲜明例证：座西朝东，是契丹人的传统；寺院的多进院落式的总体布局和其前半部分（从山门到大殿）的平面，以及大殿的结构和布置，是典型的汉族佛寺，可惜苏联的考古学者不懂中国古代建筑，不能从中考察出更多的可供我们分析的材料；塔院部分，反映出印度原始佛教寺院的型制；而寺院装修所采用的几何和植物图形为主的图案，则明显反映着西亚文化的影响。
    1956年编写的《吉尔吉斯地区史》（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所编）客观地描述了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特别是对西辽直辖地区的影响；在巴拉沙衮以及许多地区“发现了喀喇契丹的居民点遗迹。在建筑的装饰上，它们广泛地表现汉族艺术和文化的影响，并且表现出了同中亚文化的融合。汉族的匠人和当地的匠人都{sx}汉人的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如瓦、泥塑、暖炕等。”“喀喇契丹人的寺庙是以汉人风格的绘画装饰的，佛像是华丽的。”（23）
    此外，还有一些至今保存完好的穆斯林文化建筑。至今仍耸立在楚河流域的托克马克附近的“布兰塔”，是一座用烧砖砌造的很大的塔楼，底部直径九米，上部为六米，总高达二十一米。在乌兹根，也有一座尖塔。在这座古城里还保留了三座西辽时期的伊斯兰大型陵莫，其中的两个（北面和南面的），注明的日期是公元1152—1153年（大石子夷列“绍兴”年间）和1187年（夷列子直鲁古“天禧”年间）（24）
    中亚地区的园林在喀喇汗朝和西辽时期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主要反映在对园林艺术比较敏感的中国旅游家眼里。（同在元代初年到过中亚的卡尔宾尼和卢布鲁克在其著作中就很少反映中亚的园林情况。）耶律楚材和邱处机写过不少有关中亚园林的诗。耶律楚材在其《西游录》里说：撒马尔罕“环郭数十里皆园林也。家必有园，园必有趣。率飞渠走泉，方池园沼，柏柳相接，桃李连延，亦一时之胜概也。”耶律楚材的感觉比较敏锐，从他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中亚的园林与园艺生产结合的比较紧密；而在园林艺术上，“飞渠走泉，方池园沼，柏柳相接，桃李边连”，则明显受伊斯兰园林影响很大。
    但此时中亚园林不可能受中国园林很大影响，因为以满足物欲和感官的现实享受为主要设计思想的形式规整的中、西亚的园林，和以追求超然出世的精神境界为主要设计思想的形式散漫的中国文人园林根本走的不是一条路子，而且中国文人园不是一般匠人所能掌握的。实际上，直到现在中亚地区的许多园林还保持了其中世纪时期的独自风格，这也可以作为我们上述论断的佐证。但我们也不反对汉族匠人将中国园林的某些部件（如亭阁之类）移植到中亚的可能，只是现在已无法找到实证了。
     （四）商业贸易与城市的发展
    商人在中亚地区自古就受到赞扬和重视，巴拉沙衮的玉素甫在《福乐智慧》中说：“如果中国的商队削断了贸易之旗，那么你从哪儿能够得到成千上万的珍宝？如果商人们不走遍世界，那么你又怎能亲眼看到闪光的珍珠？……接待商人吧，把你的门敞开！”（25）西辽时期，由于封建内战减少，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再加上菊儿汗们不干涉属国的内政和人们的生活习惯，从而有利于国内外商业贸易的发展。
    在市场上交换和出售的商品种类很多。“盾牌出者”、“奴隶出售者”、“香料市场”等名称就说明商人的专业分工和商业经营的分门别类。女奴、古玩、丝、白毡等是来自东方金、宋的重要商品，而从中亚和西亚东运的是珠宝、玉器和香料。拥有六万狄纳尔以上货物的商人被认为是富翁，他们聚集这样多的财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法的。
    西辽政府曾按中国内地钱币的形式制造过自己的钱币。如西辽在耶律大石死后由感天皇后摄政时期就铸造过一种铜钱，其上有“感天元宝”四个汉字（26）。另外《古泉汇》还记录有一种“康国通宝”，显系耶律大石所铸造，因为中国历史上只有耶律大石采用过“康国”这个年号（27）。但西辽王朝始终未曾实行过货币统一。原喀喇汗朝的钱币被允许继续使用，甚至仍在继续冲制。这些地区性通货得到西辽政府的承认，只是要对其使用征收附加税（28）。附属国的税收和他们上交的贡赋尚用穆斯林钱币，并且由于十一到十二世纪时出现了“白银危机”（29），所以西辽政府的税收是采用金狄纳尔为计算单位。
    关于西辽的贸易形式和货币，巴托尔德曾说：“贸易是以物易物形式进行的，似乎未受到河中地区货币制度混乱的影响。十一和十三世纪之间，河中地区的银币迪尔赫姆是用铜铸成的，也即实行某种铜币制。”（30）巴托尔德所说的这种情况，显然是指由于中亚地区在西辽以前长期分裂条件下的货币混乱所造成的。西辽统一虽是松散型的，但肯定只能改善这种情况，不会更加重它。
    西辽时期，中亚地区的城市发展比以前加快了，表现在城市不断扩展，居民人数显著增加上。这时的中亚城市型制是从九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中亚封建城市模式，其最古老、最坚固的部分是卫城，或曰城堡，它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附近一带地区的统治者和他的士兵居住的地方。围有城墙的旧城叫做沙赫利斯坦，地主、商人、僧侣们住在这里，内有公共建筑、宗教建筑、贵族宅院等，其中不少是在阿拉伯征服以前就建成了，表明这些旧城已存在很久。以后在旧城外面逐渐发展起拉巴特，即手工业和商业集中的城厢地带，它是整个城市经济生活的中心。手工业者的街区内分布有相当规模的市场，作为他们出售产品的集市。
    由于活跃的商业贸易需要大量的房屋作交易场所、商人的住房、货品的仓库等，这就使城市地价猛涨。当时一个技术工人的一年工资大约可买一百平方米的地皮，这在当时社会生产力远不够发达，恩格尔指数很高的封建社会情况下已是很贵的了。
    但是巨大的商业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毕竟给城市带来了金钱和发展，特别是使拉巴特的占地面积越来越大。城市经济生活的中心已从老城（沙赫利斯坦）转移到老城墙以外的城厢（拉巴特）。这个过程虽然从九世纪已经开始出现，但中亚中古城市的发育成熟，还是在十二世纪前后。这从当时城市公用设施的发展和完善可以看出来：城市拥有公用上水系统和足够的公共浴室，所有的房屋都有渗井式的排污设备，垃圾集中在垃圾坑而不得随意乱倒（31）。
    原苏联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中亚在十一至十二世纪时城市和居民点的数量急剧增大，而在呼罗珊北部、花剌子模、河中地区和七河地区这些西辽帝国辖区中的经济发达地区内，出现了城市的迅猛增长。已知的这时楚河和中部天山地区的居民点总数达六十个以上，伊塞克湖地区则达三十个，而塔拉斯地区超过了五十个（32）。
    在西辽帝国里，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是首都巴拉沙衮和“河中府”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座落在索格底斯河南岸，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它由城堡、旧城和外城三部分组成。并有四座城门。十一世纪以后，撒马尔罕的拉巴特明显地扩大，整个城市占地面积不小于630公顷（33）。城市生活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住在拉巴特的人之手，连贵族们也纷纷迁居到新的地区。
    巴拉沙衮在西辽时期作为帝国的首都，名为虎思斡耳朵，其意义是“坚固的宫城”。根据汉文史料，虎思斡耳朵占地面积很大，《金史》记载回鹘商人移习览的报告说，骑马绕该城一周需要从早晨到中午半天时间。但这显然是有些夸大了。《长春真人西游记》概括地叙述了该城的环境形势，但对城本身，几乎未加以表述，这大概是由于此时该城已严重颓败。刘郁的《西使记》记载常德经过此城时所见已是“多故垒坏垣”，可以证之。
    这座古城当在今天何地，前苏联xx的中亚史专家巴托尔德，考古学家伯恩斯坦以及其后的许多学者都认为是今托克马克城以南八公里的阿克别失姆镇。但根据苏联考古学家的新近发现，虎思斡耳朵的今址似应在距托克马克城南十五公里布拉纳镇（34），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无论如何，虎思斡耳朵在托克马克附近则是大家公认的。
    至于大石进入中亚后所建造的叶密立城和此前他休养生息过的由圣宗朝王太后所建的可敦城，应是按汉制所建设的城市。《旧五代史·契丹传》载：契丹人“得燕人（即今河北省北部一带的汉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从五代起，契丹人就大量地学习汉人的建筑学（包括城市规划）方面的知识，并一直应用下来。在大石的队伍里本来就有不少汉人和汉族工匠，所以作为契丹人{lx}的王太后和耶律大石会很自然地运用这些知识来建造他们的城镇。
     （五）宗教与文化
    中亚地区位处陆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东西各种文化和宗教都在这里汇集，本身的地理条件又使它长期分裂为许多小型的“绿洲国家”，直到伊斯兰教彻底征服中亚以前，许多宗教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立足之地。耶律大石率部进入中亚地区的时候，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
    至于耶律大石信奉何教，史无记载，一般推测可能还是信奉佛教。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进入穆斯林地区后，喀喇契丹人没有接受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始终执行着最宽容的宗教政策，各种宗教都得到平等的待遇。就是在契丹统治阶级内部，也并不强求一致。笔者认为文化程度很高，又能摆脱世俗束缚而自行其事的耶律大石，可能本身对宗教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以致任何宗教在他面前的说教，都令他能作出洗耳恭听，友好的姿态。这也许就是伊宾·阿尔·阿西尔说大石是摩尼教徒（35），而朱兹贾尼又听说大石是秘密的穆斯林（36）的原因。若从《辽史》上所记大石某些只言片语来看，例如“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赖祖宗之福”，“皇天弗顺，数也”等，不如说耶律大石是个儒家。
    伊斯兰教虽然在西辽帝国大多数境域中离开了显赫的宗教统治地位，但并未受到排斥打击，相反，其宗教文化人士在西辽宫廷中受到优待。西辽时期，伊斯兰教实际上一直向着东方扩散，到十三世纪初，已经推进到过去中亚在宗教上一直与伊斯兰教对立的高昌回鹘王国的都城别失八里和和州一线，《长春真人西游记》客观地记载下了这个事实。但在西辽末年，开始了对伊斯兰教徒的迫害，特别是西辽的篡权者屈出律的作为几乎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这也是西辽末年迅速败亡的原因之一。
    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教派，整个中世纪时，聂斯托里教徒一直时起时伏地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小贡献。西辽时期，在喀喇汗朝受到严重迫害的景教又复兴起来，特别是在非伊斯兰教统治区发展得更局面，乃蛮部就接受了景教。喀什噶尔在十二世纪下半叶甚至得以建立起总主教区。而从西方盛传耶律大石是长老王约翰，率领一支信奉基督教大军的说法来看，景教在西辽的实力的确很大。
    佛教，本在中亚非常流行，中国的佛教亦是通过中亚传入的。在唐代天宝十载（公元751年）的塔拉斯战役中，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大败，从此，伊斯兰教在中亚逐渐排斥了佛教。到西辽之前，只剩下高昌回鹘王国还是佛教的天下。辽朝时期，契丹统治阶级的大多数逐渐从信奉较原始的萨满教而改从佛教，以致达到“辽人佞佛尤甚”（36）的程度。所以西辽的建立，又给佛教在中亚的复兴带来了一次机会。这点从前述的早已伊斯兰化了的喀喇汗国腹心地区（今吉尔吉斯境内）考古发掘出的十二世纪佛教寺院即可见一斑。屈出律是乃蛮人，原为景教徒，十三世纪初，他顺从妻子（一位笃信佛教的西辽公主）的意见改从佛教后，曾强迫属于东部喀喇汗国的斡端地区的穆斯林改从佛教，遭到人民的极大厌恶，随之西辽败亡，这为佛教{zh1}退出中亚提供了契机。
    萨满都是我国东北地区和漠北的许多游牧民族信奉的原始宗教，类似内地民间的巫教。萨满教或其影响在彗丹人中长期存在。《辽史·礼志》上所记载的许多仪礼，如祭山仪、柴册仪、拜日仪、丧葬仪、再生仪、“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的皇帝亲征仪等，都可以反映出这个现象。不过，西辽地域内，萨满教的流行大概xx于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它终究难以和其它完善和精致化了的宗教竞争。
    摩尼教，又称明教，源出波斯，八世纪时，原来信奉萨满教的漠北回鹘人改奉摩尼教。回鹘西迁后，高昌回鹘这一支仍然信奉摩尼教，以后逐渐转向信奉佛教，但摩尼教在高昌保有很大势力，拥有许多寺院庄园，吐鲁番出土的许多文书可以作为证明。阿西尔说耶律大石信奉摩尼教，不太可信，因为不论从契丹人的历史还是从大石一生的表现来说，都不具备他信奉摩尼教的基础。然而这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摩尼教在西辽帝国再度兴盛的情况。
    契丹人在中亚的表现不像是文化毁灭者。再从西辽建国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过屠城毁城之类的事件，以及后来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西辽时期并没有发生中断来看，西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应该有很好的成绩。耶律楚材就说过大石“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37）可惜在蒙古大军横扫中亚和以后中亚不断的战乱中，喀喇汗朝和西辽帝国时期的繁荣毁于一旦，造成今天我们对西辽的文化教育情况所知甚少。因此这一问题只能作一般性的简述。
    西辽的官方语言，巴托尔德说“看来是汉语”（38），这从，《辽史·天柞帝纪四》的“西辽始末”所用文字的熟练顺畅可以反映出来。其实人们也找不出其它理由认为耶律大石不以汉语为官方语言。契丹人使用汉语的历史颇为久远，西辽在发行铜币时，并不按中亚的传统刻上统治者的名字，而是按照中国传统刻上皇帝的年号“康国通宝”、“感天元宝”，显然采用的是汉字。但契丹人民熟悉的契丹语和契丹文肯定还会在契丹人内部继续流行，元初耶律楚材曾向西辽末年的一个郡王李世昌学习契丹文（39），便可以证明，同时也证明那时尚有不少契丹文献留下，以致引起好学的耶律楚材的兴趣。可惜的是，西辽的契丹文献至今已全部亡佚。
    生活在多民族杂居的中亚，耶律大石没有去强力推行某一种语言文字，就象他的宗教政策一样，他对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一律采取了宽容和尊重的态度。撒马尔罕的尼兹木·依·阿鲁迪在其〈恰哈尔·马格拉〉（《四篇谈话》）中讲到，耶律大石曾写信给他派驻布哈拉的代表阿尔普的斤，这信是用波斯文写的（40）。魏特夫、冯家升认为回鹘文在西辽的东部和中部也很通行（41）。西辽时期最xx的诗人阿合买提所写的伊斯兰教劝诫在西辽的东部和中部也很通行（42）。西辽时期最xx的诗人阿合买提所写的伊斯兰教劝诫长诗《真理的入门》就是用回鹘文写的（43）。
    此时期中亚地区釉陶器皿上的装饰图案有植物图案、几何图案、阿拉伯题记、鸟兽图画等。值得注意的是常常可以遇到许多动物题材，如在南哈萨克斯坦，发现有鸽子、孔雀、狮子、雪豹、鹿、狐狸等；在七河地区，有野鸡、蛙”熊等；在撒马尔罕，有鸽子、鹰、鸭、公山羊、马以及“幻想中的动物”等（44）。这是各种文化在西辽交汇的绝好例证。此处“幻想中的动物”，因不见图片，不知何物。但一般阿拉伯艺术中不见这类题材，笔者怀疑是中国的龙、麒麟之类。甚至“蛙”亦可能为中国的玉蟾，因为从印度到西欧传统上皆不见以蛙为艺术题材者。鸽子、狮子、狐狸等是地中海艺术的对象，孔雀、鹰等是南亚艺术的对象，鹿、熊马等则应是当地渔猎和游牧民族的艺术对象。所有、这些，在西辽帝国已融为一体了。
    　结束语
    西辽是中国历史上极富特色的一个环节，它对广为传播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沟通东西方的经济文化联系，起了积极的作用。它维护了中亚地区半个多世纪的基本和平与安定，促进了中亚地区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使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西辽王朝的创建者耶律大石，具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他思维敏捷，眼光阔大，判断准确。他的治国经济政策，文化政策是成功的，促成了帝国经济文化的一度繁荣发展，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总结，并给中亚史上的西辽帝国以应有的肯定与赞扬。
    注释
    ①《葆光集》卷上，“过大食林牙契丹”。
    ②《哈萨克共和国史》第二卷，莫斯科1979年，22—24页。
    ③伊宾·阿尔·阿西尔（公元1160—123年），xx的穆斯林历史学家。
    ④阿西尔《金史》，多伦堡本，第十一卷，转引自《吉尔吉斯人及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dy}辑，73页。
    ⑤菊儿汗，或译葛儿汗，西辽皇帝的突厥语称号，意为汗之汗。
    ⑥屈出律，乃蛮部王子。乃蛮亡于蒙古后，投奔西辽，后篡权。
    ⑦阿西尔《金史》，多伦堡本，第十一卷，转引自《吉尔吉斯人及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dy}辑，66页。
    ⑧《吉尔吉斯地区史》，{dy}卷，119页。
    ⑨《苏联东部、中亚和外高加索各民族的文化与艺术》，列宁格勒1963年，45页。
    ⑩《长春真人西游记》，收入《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候仁之、于希贤审校，旅游出版社，1988年，76、80、112页。
    （11）《塔吉克，远古、古代和中世纪史》，419页。
    （12）《塔吉克民族史》，257页。
    （13）《塔吉克远古、古代和中世纪史》，420—422页。
    （14）《塔吉克民族史》，258。
    （15）《吉尔吉斯地区史》，{dy}卷，147—148页。
    （16）《苏联东部、中亚和外高加索各民族的文化与艺术》，列宁格勒1963年，43页。
    （17）《中亚的文化与艺术》{dy}卷，莫斯科1962年，37页。
    （18）《遗山先生文集》{dy}卷，转引自魏良韬《西辽史稿》。
    （19）《吉渔产吉斯地区史》，{dy}卷，119页。
    （20）《七河地区考古调查队论文集——楚河河谷》第十四辑，29页
    （21）《塔吉克，远古、古代和中世纪史》，425页。
    （22）《吉斯地区史》，{dy}卷，154—155页
    （23）《吉尔吉斯地区史》，{dy}卷，141—142页
    （24）《塔吉克民族史》，276页
    （25）《吉尔吉斯地区史》，{dy}卷，119页
    （26）《辽代金石录》，黄作恒，卷一，金编，21页
    （27）魏特夫、冯家升合著《中国社会史——辽》，1944年费城版，664页
    （29）《吉尔吉斯地区史》，{dy}卷，124页
    （30）被称作“白银危机”是整个中、近东地区，包括外高加索在十一至十二世纪货币流通中出现的现象。当时足值的银币消失，铜银合金的迪尔赫姆取代了它，而且含银量不断降低。十一世纪下半叶，白银的含量从原来的百分之六十五到八十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而到十二世纪初则开始生产表面镀银的迪尔赫姆了。成色不足的迪尔赫姆此时不能再输入欧洲，它的流通领域在不断缩小，仅仅在本国使用。关于“白银危机”出现的原因，存在着各种看法。一种认为是由于矿床消耗以及大量的银迪尔赫姆流入东欧市场实际上，白银本身的减少并不能导致银币的消失，它仅仅是成色降低的前提条件。所以找。在这种银的成色不能保证情况下，促使西辽疆域内黄金的使用活跃起来。显然，巴托尔德所说的以物换物的交易是用来代替币值不稳定的劣质银币，仅xx于小额贸易的集市上，并不可能影响中亚大规模的转口贸易的发展。
    （31）《中亚简史》，耿世民，新疆人民出版社，34页
    （32）《塔吉克民族名》，256页
    （33）《哈萨克共和国史》第二卷，69页；《吉尔吉斯共和国史》{dy}卷，311—313页
    （34）《塔吉克民族史》，第二卷，256。
    （35）科热克米雅《楚河流域的中世纪早期城镇》，伏龙芝，1959年，126—130页。
    （36）阿西尔《金史》，多伦堡本，第十一卷，转引自《吉尔吉斯人及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dy}辑，65页。
    （37）朱兹贾尼《卫道者列传》，英译本第二卷，911页，转引自魏良韬《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年，75页。
    （38）《金史·食货志》。
    （39）《湛然居士文集》，《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自注。
    （40）《马托尔德文集》第五卷，544页。
    （41）《湛然居士文集》，《醉义歌序》。
    （42）王治来《公元第十到十五世纪中国同中亚的关系》，见《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动态》第二期。
    （43）魏特夫、冯家升合著《中国社会史——辽》，1944年费城版，670页。
    （44）见《真理的入门》，魏萃一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45）参见Т·Л·谢里果娃《中世纪的塔拉斯》，阿拉木图，1972年，159—161页；А·Л·伯恩斯坦《七河地区考古调查队论文集——楚河河谷》第14辑，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136页；Г·А·布勒吉拉《费尔干纳中世纪陶瓷上的兽形画像》莫斯科，1972年，97—99页；Щ·С·塔什霍扎耶夫《九一十三世纪初的撒马乐罕艺术的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