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三聚氰胺”、“毒豇豆”等不断的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令国民谈食品安全色变的时候，国民似乎已经适应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媒体炒作，有人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准备“以毒攻毒”，有人则处于资本的控制下无时间顾及所吃之物为何，但大多数人也都明白“病从口入”的道理，也有人准备并开始租地准备自己种菜，觉得在这个信任缺失的时代，只有自己种菜才值得相信。

后三聚氰胺时代

“三聚氰胺”事件似乎已经被逐渐淡忘，我们在事件发生当时责怪政府监管不利、企业黑心追求利润、农民单纯追求收购量，可问题的根本却很少有人能涉及到。岂不知“{yt}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的口号不断被商业资本所强调的背后，忽视了违背中国乃至亚洲几千年来农业耕作系统与饮食传统的关联，忽视了违背奶牛自然生产规律不断产子产奶带来的问题，也许我们真是被“忽悠”了。“三聚氰胺”事件中的当事人受到了严厉的法律惩罚，可问题真的就解决了吗？现在的奶业背后就没有问题了吗？我们是否该更深刻的反思一下当今食品体系背后的大问题？

2010年初发布的《{dy}次中国污染源普查公报》表明，在水源污染方面，农业已经成为部分水污染物的{dy}大来源。农业本应该起到净化环境的作用，为何事实与常识相悖？

从世界范围来看，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食品不安全阶段。比如日本食物镉污染导致的痛痛病、欧洲爆发的疯牛病和二恶英鸡蛋、美国流行的肥胖和糖尿病。研究发现，美国人的预期寿命降低与美国的食品体系和医疗体系密切相关，美国人在食品上花费越来越少，仅有6%；在医疗上的花费越来越高，占到16%。食品安全成为世界问题与化学农业成为世界农业生产体系的主流、工业化食品生产体系成为百姓餐桌的主宰、钢筋水泥森林的城市成为人类主要寄居地高度相关。当所有这些体系积累的问题爆发时，那就是李昌平曾经说的：“三农问题如果爆发，那一定是在城市。”

化学农业和工业化食品体系都是为了满足城市居民日益扩大的物质需求，毫不客气的讲，就是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归根结底，城市过度膨胀而农村日趋衰败的城乡发展失衡，导致了食品安全问题。

2008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和城市化率都双双接近50%，同期农业GDP占比为11.3%，而从就业比重来看，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近40%，工业就业人口占比为27%。更多的人分享更少的收益，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可见一斑。从历史来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建立在不断从农村提取剩余，向农村转嫁发展代价的基础之上的。农村的三要素土地、资金和劳动力大量外流，而长期对农村的投入不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集中爆发，就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农问题。最近几年频发的食品安全重大事件，农业成为部分水污染物{zd0}来源，则是三农问题的一些外在表现。“城里人给乡下人造价，乡下人给城里人投毒”形象刻画了三农问题之下的城乡关系。虽然政府认识到了城市发展向三农索取资源所带来的种种问题，随之于2003年启动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2005年国家主席xxx提出了两个反哺的方针，2006年全国免除农业税，2007年全国推广新农村合作医疗，至今已向农村投入约2万亿财政资金，但是路径依赖之势仍是不可避免。

我们到底要什么？

有人开始反思现在食品体系中的问题，开始反问我们如果遵循美国的廉价的食品体系和高价的医疗支出的路径是否行得通？廉价食品的真实成本是什么，是否包括了我们消耗了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成本？我们餐桌上不断丰富起来的食物和每年浪费掉的足够三亿人口的粮食是什么关系？我们不断的朝土地要产出，朝动物要产出，过量施用农药、化肥、生长素，却忘记了我们吃进肚子里的食物只不过是幻象，就像吹起来的气球，一扎就破。人类这样的欲望还能维持多久!

大众无法获取正常的科普知识，虽然理解病是吃出来的道理，却不知道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该多吃、什么该少吃。而我们的科学体系却走向越来越精英化的道路，民众该如何获取常规的科学知识呢，专家们的话有多少是讲给平民听的，是否是如若大人教训孩童的“你不懂”而已？张悟本事件的发生，让我们看到被我们称之为公器的媒体，如何将一个人捧成明星，又狠狠的将他摔在地上砸死；也让我们知道大众强烈需要低成本医疗体系、需要结合传统智慧、简单、低成本的健康知识；当然，我们也了解会因此触碰到产业利益的根本。《食品政治》一书就告诉我们在美国，因为“食品金字塔”而产生的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博弈，谁输谁赢，这并不基于美国民众的健康。

在消费主义的大潮流之下，需要不断的生产、不断的消费，而这个过程中所有的负外部性全部转嫁给了环境，当然还有人类的身体健康。每{yt}，我们的耳朵都浸淫在广告的攻势之下，被接受着什么样的生活是高品质的生活，什么样的食品是好的食品，却不知沉迷于“消费者是上帝”的广告词中，人类和环境付出了多少代价。食品中的农产品尤其不能满足人类的消费主义需求，因为大自然有自身的规律不可改变，在中国的北方，冬季陆地不能种植蔬菜，如果想吃反季节蔬菜，可以用温室大棚种植，但在这种温室高温高湿条件下，植物极易生病，大量生产就需要控制病害，于是就需要用药控制，而且还要低成本控制；那好，我们不吃北方的大棚菜，我们吃南方空运过来的蔬菜，在南方应该是应季了吧，可你想想，植物从采摘到餐桌需要多长时间，这就需要还未xx成熟就采摘下来，运输过程中也需要用种种方法保险，到市场前也许还需要冷冻或者催熟。再进一步，想一想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胃口，这样的长途运输要消耗多少能源？

这个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自己：我们到底要什么？

我们维持现有的消费主义导向，是否能吃到真正健康的食品？这需要我们从根本上做出生活方式的调整。当然，这种选择排除“犬儒主义”。

城乡互助是根本

治理农业污染，缓解食品安全问题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发达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之一就是给予农户高额补贴，日本的农民收入高于国民平均收入，其中60%左右来自与政府的补贴。农民的收入高了，自然就放弃了不计代价从农业生产中获利的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模式。但欧美的巨额补贴模式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而言是无法执行的。

中科院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学者1986年的研究就指出，明清时代小农生产单位产量的能耗只有现代机械化农业的1%-2%，而单位面积的产量与现代化农业相当。迄今才有四十年历史、被当作主流方向的“化学农业”、“石油农业”等随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与几千年农业耕作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而中国几千年的农业耕作xx是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美国农业土地管理局长King考察了中国农业，于1911年写成了《四千年的农民》（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该书日后成为指导欧美有机农业发展的经典著作之一，英国和美国的有机农业创始人都深受该书影响。因此，解决问题还需要参考中国的传统农业，发挥传统小农的智慧，低成本地打造中国的可持续农业和食品体系。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如何帮助农村创新，低成本地打造可持续农业体系，同时又保障自我食品安全呢？日、韩、欧盟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提出限制农场规模，并确立以生态农业治理农业污染的指导思想。伴随着农业政策的调整，这些国家和地区涌现了一系列体现城乡互助内涵的农业营运模式，如社区支持农业（CSA）、农夫市场、消费者合作社等。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也是因为生态农业政策改善了农村环境而吸引了城市人定居。

社区支持农业（CSA）的兴起

社区支持农业（CSA）是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缩写，在英文里的这个表达具有社区与农业互助的含义，是生态型都市农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人群结合、互动的典型模式。它的基本理念是：消费者预付生产者费用，与生产者共担生产过程中的风险，由此确保生产者的收益，从而最终收获健康的农产品。生产者也因此获得了维系在土地上健康生产、维持生计的收入。这一概念的出现是由于城市人距离土地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少的人了解食品的来源和生产者，所以市民逐渐开始关注土地的健康和城乡之间的关系。它最早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德国、瑞士和日本出现，八十年xx始在美国兴起。

1965年的日本，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而相应地，本地农产品却越来越少，因为有着环境方面惨痛的代价，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于是，她们就主动下乡去寻找愿意改变种植方式的生产者，并与生产者达成了一个维持他们生计的健康生产的协议。这种方式叫做提携（Teikei），意即共识或一起合作，强调“在蔬菜上可以看到农夫的脸”。据调查，日本有80%的人认为“使用农药、化肥是致癌的主要原因”，75%左右的人注意“买没使用过农药、化肥的水果和蔬菜”。在市场需求转变情况下，日本的农户生产模式也开始转变。截至1997年3月，有机农业注册农户达到全部农户的70%，注册农地约占全部农地的50%。由于生态环保理念的传递，1986年，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美国{dy}个CSA农场，如今的美国据说已经有约5000多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约覆盖30万家庭，影响人群近百万。据统计，1990年，消费者购买了10亿美元的有机食品，200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10亿。1997年，美国有120万英亩有机耕作的农田，2001年，这个数字达到230万英亩。在美国，一个频繁有机购买者年收入是43280美元，其中31%的频繁购买者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他们强调“吃在当地，吃在当季”的理念。现在CSA 在欧洲、美洲、澳洲及亚洲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渐被大众所接纳。

“小毛驴市民农园”试验项目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建立了以“合作型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产学研基地，2008年借鉴“农业三产化、社会化”的国际经验，在凤凰岭脚下的苏家坨镇后沙涧村创建了社区支持农业——“小毛驴市民农园”试验项目。

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运作模式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生态农业种植、养殖模式，不施用化肥，不喷洒农药，不使用添加剂；二是社区支持农业营运模式（CSA）。CSA实行成员制，一方面成员可选择在季节之初预付20周的蔬菜费用约2500元，成为普通份额成员，农场每周为成员配送约20斤有机蔬菜；另一方面，成员可选择支付1000元租用农场规划好的30平方米的地块，成为劳动份额成员。农场提供农资，成员投入劳动，收获有机蔬菜，做一回都市农夫。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农园还尝试开发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自然教育项目，这也正体现了农业连接城市市民的多功能性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农场还开展多种活动，引导消费者了解农业的生产过程，了解农场的运行情况，认识农场的生产者。并且每周还有一份CSA简报发给成员，让不能来农场的成员了解农场的情况。

小毛驴市民农园2009年{dy}期试验获得了丰硕成果，不仅得到政府支持，还得到了近百家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北京市民的首肯，2009年有57户市民成为份额成员，2010年增长到300户。但是{dy}年的运作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市民刚开始不习惯有机蔬菜的口感，由于有机蔬菜纤维素含量高，口感不如普通蔬菜一样“入口即化”；每周配送二十斤蔬菜也考验成员的储藏条件和能力；份额成员有的不经常在家里做饭，带来了有机蔬菜的浪费；由于小毛驴配送应季蔬菜，因此市民难以获得反季节蔬菜，而且在一段时期内配送的蔬菜品种类似，成员的口味需要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调整。这些问题在小毛驴生产者和成员之间的互动中得到较好的解决，60%以上的成员都继续签订协议成为第二年份额成员。

美好的城市生活需要健康的空气、水、绿色植物和健康的食品，更需要健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健康的土地=健康的食品=健康的人生。

CSA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化的农业与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一个社会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农民生产者和市民消费者一起工作来实现食品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CSA是目前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途径之一，也是市民消费者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独立决策去寻找健康的食品的方式。CSA是城市人重新连接土地的希望，是农民健康生产维系生计的希望，也是城乡之间的互救与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