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富士康“加薪”“回迁”与政府作为

据信息数字显示，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区域的员工约近80万人，依照富士康公开宣布先为全体员工自7月1日起加薪30%，之后于10月1日起再为所有一线员工（班组长）经考核后加薪上浮到66%，其基准工薪达到2000元/月。

众所周知，作为全球{zd0}的代加工工厂，世界500强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之前几乎一直是建立在较低廉的人力成本基础上。富士康加薪后，较前相比每月新增支出2亿元人民币以上，仅人力成本每年就增加约44亿元，再将员工社保金和补贴金及其他福利相加，全年至少要增加支出共计约65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概念，相当于一个经济落后的省会城市的全年财政总收入。据花旗环球证券评估，富士康加薪30%后每季度至少减少15%—17%的利润，如果富士康实行两次加薪，其累计幅度超过{bfb}，这对富士康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目。

自古至今，任何商家是不愿做亏本生意的，何况具有“世界商海旗舰舵手”和“中国商狼”著称的大老板郭台铭，就眼睁睁的心甘情愿为中国的劳工去做长久的赔本买卖？

富士康不是民政部院，更不是慈善机构，他是落户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管理辖区的经济特区——深圳。一个xx在“中国特色”经济区从萌芽成长到花开果熟的地地道道的台湾独资企业，可以说是一个完xx全的资本家“铁血企业”。

那么富士康为啥公然宣布两次为劳工极大幅度的增加工薪及其福利？其原因一般说来，作为代工企业，如果原材料或者人工成本上升，代工厂会把相应的成本转嫁给客户，富士康作为全球{zd0}的代工厂，在产品科技化、数量化、品质化条件要求下，富士康拥有苹果、诺基亚、戴尔等国际大品牌和国际电子工业，在谈判席上与之客户协定时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尤其在代加工交易桌上显然位居世界首席。富士康有条件将增长员工薪酬与成本转嫁，进行合理权衡和妥善处理。

其实，工人的工资成本只是企业成本的一个部分，还有原材料成本、产量与品质等因素，当然“调升工资在一段时期内会有成本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加薪一方面体现了富士康意识到作为全球电子代工领导企业的责任，工作标准和薪酬不仅能满足迅速变化的员工需求，改善员工生活状态，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凝聚基层员工向心力，更重要的是不但平息了跳楼事件风波，而且调整了极大多数员工的工作心态，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达到保障员工尊严的目的；另一方面可能是利用对一线员工（班组长）经过考核合格后实行第二次加薪设立关卡，大量淘汰或减少经考核不合格的员工，吸纳一批新的科技人才，达到重新建立一个“精而少，专而红”，既能使企业高速运转，又能降低在深圳的富士康庞大人力成本，从而形成一个更加新型的科技园。

据不少台商透露，富士康早已在酝酿大规模的订单内迁计划。自2008年以来，郭台铭为缓解成本压力开始实施“产业转移”，将工厂逐步迁往以中国内陆地区为主的低成本地区。除深圳外，富士康在中国大陆还拥有多座生产基地。以富士康两次超量加薪的现象，不难发现富士康在加速向内地进行产业转移的各种活动，借此助成渠道布局分散规模化风险。去年富士康曾推出“万马奔腾”计划，鼓励内地员工回乡创立小型分销网络，兜售自己代工的品牌产品。

富士康与麦德龙合资的3C连渠道“万德城”，今年10月将落户上海，未来有希望布局200家。

2005年11月30日，台湾经济报报道：富士康拟于投资10亿美元以上将在印度设厂。2010年6月12，也就是前天，有消息爆称，以免与大陆民众较劲，郭台铭将会把部分厂房迁回台湾，郭台铭认为大陆沿海工厂薪资上涨后，成本与利润压力很大，所以把部分生产车间迁回台湾，以“无人工厂”的方式运作。对富士康是否将部分工厂迁回台湾，还是搬迁印度、越南，或者老挝、柬埔寨？对于这些言辞情愿不信，因为，从来没有老板跟钱过不去。富士康“回迁”台湾的信息，或者是对大陆各方面的一种试探。即使富士康“回迁”台湾，整个迁移时程将费时三年，仅计划就需要一年半载。郭台铭有足够的时间观察中国地方政府的反应，然后再作出“厂房西迁”，或者公司“回迁”台湾的决策。 

     假设富士康“回迁”台湾，最着急的不会是深圳富士康的员工。据说从台塑集团或者富士康离职的员工，很快能够找到工作，因为他们的承受能力非常人能比。最怕富士康“回迁”台湾撤资的，恐怕是执GDP增长为牛耳的地方政府，是那些喜欢政绩工程的官员。

　　假设富士康“回迁”台湾，郭台铭能用这么低廉的薪酬，招到台湾藉同样技能的员工吗？在大陆的富士康，内地员工与台湾员工的工资差异起码在十倍以上，这也是富士康“十二连跳”的重要诱因。

    假如富士康“厂房西迁”，固然用工成本有所下降，但是，西部有这么多熟练的技术工人吗？更主要的是，西部缺乏能够与富士康等跨国公司配套的相关企业。

    假如富士康“厂房外迁”，迁到越南或者非洲，这么大的盘子，他们能够接下来吗？越南人口仅为中国的一个省份，而非洲人习惯于懒散，世界工厂非中国莫属。

　　再说富士康“回迁”台湾。台湾作为一个法制地区，会允许郭台铭“回迁”台湾后践踏“劳动法”吗？台湾的青年能够承受如此艰苦的劳作吗？富士康科技“回迁”台湾之后，当地的新闻媒体不把富士康科技层层“剥皮”才怪呢！

    富士康“回迁”台湾是郭台铭虚晃一枪，声东击西与大陆民众较劲的做法！郭老大并非弱智，而是借此机会要挟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想将几十万劳工的居住与社会治安等诸多责任施压给中国政府！这位台湾大佬想把水搅浑，然后浑水摸鱼！当然，从富士康的加薪举措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无论是富士康内的员工，还是全中国的工人，乃至中国政府，都不能低估，更不能门缝里瞧人。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部分离不开整体，全局高于局部。富士康加薪就代表矛盾调和的观点，是只看局部而忽视整体的形而上学观。媒体的报道虽然强调了对局部事件整体的作用，但也只是从利益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因此无法看到问题的本质。

        不可否认，富士康管理层对工人的加薪，确实缓解了局部的矛盾；可是对于整体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而言，加薪不仅不会使矛盾调和，相反，还会让这个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从《对南海本田罢工与富士康连跳的分析》来看，“工人最初罢工的目的非常单纯，都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而且最初的罢工很可能会失败。”这个加薪是富士康劳工用生命斗争所换取——我们暂且不管这个斗争是否可取，代价是否过高，但富士康工人待遇的提高势必激起其它工厂工人对改善自身境遇的呼声，同时也使得这些工人的提薪诉求有了更加合理的依据，在道义上也能争取更大的支持，而无论这些工人采取非暴力抗争或暴力抗争来达到实现自己的诉求，对资本家来说都是一个噩梦，因此才会牵引出媒体报道的富士康集团加薪之后的“连锁效应”，甚至有企业声明要迁出珠三角。持“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已经调和”的人看这个问题，会说，资本家已经让步了，他们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就不存在了——这是多么荒唐的说法。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是因为剥削和剩余价值的存在，并不是因为资本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放弃了剥削工人的意愿。事实上只要资本家继续剥削工人，继续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那么这种矛盾就会一直存在，并且在整体上不会调和。而且，一个资本家将工厂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加薪或搬迁重新投资等原因，他短期所榨取的利润必定会降低，为了弥补这些失去的利润，资本家必定会对新工厂里的工人进行更高强度的压榨，因此，这种更高强度的压榨又一定会使矛盾更加尖锐，进而激起工人更频繁或更剧烈的反抗。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一部分资本家从本地的迁出，可能会改变本地的经济状态，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xxx政治经济学理论，这又可能会影响本地的政治状态，甚至是社会状态。因为，资本家的迁出会导致本地工人的失业，当工人的失业率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对当地社会的治安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而社会的不稳定就意味着政府的镇压。当政府进行镇压时，这实际上就增加了工人同政府之间的矛盾。有些人肯定又会说，这是工人同政府的矛盾，与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是无关的，或者说两码事。为了明确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政府的定义。政府，是国家政权机构中的行政机关。政府作为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政府的职能将不断扩大，政府机构也逐步完善；随着国家的消灭，政府也将而消亡。在现代国家，一般由宪法和法律规定政府的结构、组成和职权。政府是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的职能是代表统治阶级实行政治统治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简而言之，政府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是统治阶级，那么政府理所当然应该体现资本家的意志，应该为资本家服务。将资本家和政府孤立开来，而不以联系的眼光来看待，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工人同单个的，或者少数的资本家的矛盾，转变成同政府的矛盾，是矛盾的激化和升级，近期发生的几例普通人杀法官的事件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当然了，富士康给员工加薪这个局部事件，如果要影响到整体，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因为任何事情的完成或目的的达到，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既然这个事件能够影响到全局，就说明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件，它是有着战略意义的，它的战略影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着工人阶级的运动和抗争。

      {zh1}，必须阐述的富士康加薪现象，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劳资关系问题的一个缩影。这是目前“正常”的社会现象。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非公有经济逐渐发展成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劳资利益矛盾成正比的。

     劳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劳方和资方的本质利益相对！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表现为雇主和雇工的阶层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富士康跳楼事件只是其一，从这个方面来说，不足为奇。

    如何调和劳资矛盾，考劳方和资方的博弈是不能达成均衡的！这就需要“市场的守夜人”——政府的参与。在劳资关系，资方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中，政府更要积极守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权益。

所以说，无论是从富士康跳楼事件与富士康急剧加薪事件都必须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以此警觉，谨防上亿的中国工人再次发起运动！

                                               博主原创/徐田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