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同的遭遇

前天晚上去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接受采访，主播称我“文人骚客”，她们看我出了一本小书《锄禾》，觉得我也是作家。我还不是作家，只是个略微爱写、学着写的人。不过正好，我们从“骚客”说到了《离骚》、屈原，说到端午节，与最近的一个节日相连。

我的大学眼看就要画上句号了，学了四年广播电视新闻学，不过，我是个喜爱纸张的人，读书、看报，与“广播电视”不是多么亲近。到电台和主持人“津津乐道”，也算是与广播的近距离接触了。路遥写过一篇《我与广播电视》，说他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与广播电视的结缘，{zh1}决定“以更亲近的感情走向它们”。影视让一些作家尝到了甜头，虽然他们的文学作品本身是很难站住脚的。不过，路遥的作品经得起时间淘洗。一些作家专注地进行纯文学创作，一些作家其实就是直接地写“影视”，他们的姿态就决定了其作品的寿命。在当下，如果别人知道你是个会写作的人，他们多会问你写不写剧本，或者胜券在握似的强烈建议你写电视剧。也不知道怎么形成了这样一种心理期待和看法，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个xx社会的表征。

在交通音乐广播里说文学，是一个不明智的举动，但我乐意去，想看看广播节目的运作，想听听场外会打进一些怎样的热线。主持人接了三个热线，两个的哥的，一个高中生的。的哥先祝贺我出书，说我年龄小，了不起，接着就说到一些部门不公正的管理行为，说得很细，直到主持人听明白并做出令他们满意的回应；那个高中生刚参加完高考，似乎和我一样，也爱文学，可他没说几句就断线了。

我把想说的都说了，听了节目的申老师说她给我打95分，她还发了两条鼓励我的短信。申老师说自己家的收音机常不用，知道我被采访，就坐在小车里听了一个多小时。这事情让我感动。

当我们走出电台，外面停了两辆出租车，两位的哥就是节目中打了热线的人，这两个师傅，主持人都很熟悉，那他们该是经常打热线了。我在节目中答应送他们《锄禾》，可事先不知，只带了一本，就给了一位的哥，这的哥说，他拿回去给孩子看，教育孩子。另一位的哥直喊我们上他的车，他送我们回去，在车上，他给我说：“你刚才说要给我们的哥的姐写文章，那我这里有好多素材啊！……”他滔滔不绝地讲他的遭遇。我问他生意怎么样，让他注意安全，他说生意还好，安全问题不大，能听出他建立在长期驾驶经验上的自信。

那温厚的的哥说他其实不看书，就是想给上初一的儿子要一本，儿子不会写作文，我说没问题。我先下了车，主持人继续坐在那位的哥的车上。我想，那的哥肯定还在讲说他的经历，讲说他遇到的这样那样的事情。的哥会收主持人的车费吗？我总觉得不会，就像以前西安流传的大作家或者秦腔名角走在一条美食街上，尽管走进餐馆吃，不收一分钱。倒也不同，“吃饭”不收钱，满满的是对艺术家的尊敬、对艺术的热爱，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的记者、主持人受到优待，那背后似乎隐藏着老百姓太多辛酸！他们真切地踩踏着这个时代的步伐，经历着艰难的转型和不完善的制度、残存的“官本”在这个社会中的“际会”，最有发言权却人微言轻，因而只能寄希望于媒体，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得到重视，他们的问题能尽快解决。

他们的遭遇也是我们的遭遇。我们都是这社会的一员。他们身体力行于{zd2}层，发现了这个社会中太多人无法察觉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有自己发现的问题，虽然样式不同，可其本质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的笔在这个时候就没了力量，面对和我有一样遭遇的人。

那么，这个社会是不是也有它的苦衷，有它走向xx而必要的过程？我想是的。这以后能真的好起来，会让人多么愉悦。

           201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