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回忆要记述的是一个抗战前后长期居住在黄桷垭的外国朋友和他的家庭。希腊国籍的巴巴达先生和他的一家，小镇上的人都叫他“巴洋人”，他自己也习惯了这个称呼，我想广益中学的师生没有不知道他们的外国学生和同学。他们一家是抗战前就已经居住在黄桷垭的老居民，据说巴巴达先生并非出生在富有的家庭，16岁时他随英商怡和洋行的老板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重庆，洋行的地址在邹容路南端老“颐之时”餐厅的对面，那是一座商铺，还有宽大的玻璃橱窗，但陈列的商品只是宣传用的，老板是洋行在中国的总代理商，从那里经过都禁不住要多看它两眼，毕竟装修风格不同的外国商铺，在重庆也不多见。巴巴达不是白领阶层，他的工作是这家洋行餐厅的厨师长，英国老板想的很周全，自带厨师到了中国也可以吃到家乡的饭菜，巴巴达来中国前是经过学习培养科班出身的厨师，能做一手xx的英式大餐。

认识他们家是在黄桷垭居住期间，因品尝美食而结缘，巴巴达早已在中国成家立业，而且把家安在了黄桷垭，他的家在正街110号附近有一条叫崇文段的巷子，此路通向一位德国医师的别墅，1938年这一中西式石头楼房改造为德国大使馆。巴巴达的家就在这条巷子的半道上，他培养了一位中国徒弟在他们家和在黄桷垭开的西餐馆主厨，为了展示地道的英国厨艺，在正街开了一家西餐馆卖西点与烤牛排等客饭，如有宴会订餐客人较多都要安排在他家住宅的客厅里接待。我眼中的巴巴达老是披着薄呢大衣，手上夹着个烟卷走来走去，他的徒弟已是独立掌灶的西餐大厨，烹调的一道一道的西餐菜点都美味可口，按程序上菜也不需要他关照，他已经是一位甩手掌柜。在两家交往熟悉后，他比我父亲年纪大，我称呼他巴伯父，他的中国籍妻子我叫巴伯母。

巴伯父的家是一幢200多平米的坡顶中西式白色平房，座北朝南窗户都很大还有一层木百叶窗，客厅和西餐厨房的面积很大。大门在客厅中央，客厅正中摆着西式长桌和餐椅，北墙上是一排西式餐柜，按外国人的习俗陈列着餐具，酒具，咖啡具，银制烛台等用品，客厅东侧一南一北是两间客房，客厅西侧是巴家大人和孩子们起居的房间。他家的厨房和厨师保姆等杂用房间都在这幢平房的西头，我对做西餐的厨房很好奇，跑进去看过，都是大铁板铺在炉灶上的厨具。房前屋后有面积不大的小花园搭有葡萄架，收获的葡萄都要做成果酱供餐厅使用，花园中还有异国特色的是在两棵树上绑了一付吊床，立有秋千架，树荫下摆了一架风琴，巴伯父家孩子多，这些设施都是为孩子准备的。他的太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重庆本地人而且是在原来的丈夫去世后带着一个男孩再嫁给巴伯父的，这个男孩也改姓巴，取名巴德明我们叫他巴大哥。他们夫妇婚后还育有四个子女，按他们的排行分别是三哥、四姐、六妺、七妺、八妺，大人和孩子都以此相称，虽然母亲是华裔这四个孩子长相都酷似父亲，粟发碧眼高鼻梁，大眼睛长睫毛，四个女孩一个比一个漂亮，八妺活脱脱一个洋娃娃。三哥和四姐在广益中学上高中和初中，六妺和七妺在崇文小学读初小，八妺还小没有上学。孩子中只有四姐的中文名字我还记得，她叫巴雅玲 ，因为在广益附小她只比我高一年级，她的体育成绩特好，代表广益附小参加黄桷垭地区的校际运动会，田径比赛都获得{gj}等优异成绩。他们家除了吃饭因照顾巴伯父吃西餐外，生活习惯都是xx中国化的，孩子穿的衣服都是巴伯母自己剪裁缝制，他们家有一台当时少见的手摇缝纫机，毛衣自己织。孩子们说话也都用中文口语与母亲和外人交流，巴伯母是一位贤惠的全职主妇，他们家xx融入了黄桷垭社会，由于家离学校较近孩了全都是读走读，黄桷垭街上的人都认识他们是“巴洋人”家的孩子，他们就像普通中国人一样生活。

他们家的“秀才”是英俊男孩巴三哥，为什么我叫他“秀才”，原因是巴巴达在希腊和英国都有亲戚，虽然他离开故国几十年了，但仍保留通信联系，我看见过他们给亲戚写信，每一次给国内的姑妈等亲戚写信都是巴伯父口述重点，巴三哥执笔，写好后还要给四姐商量，虽然侨居中国但重视英语，由于在广益中学上学，在学校英语也学习得很好，孩子们给父亲交流都是用英语，所以他们的口语也很好。我还注意到国内的亲戚还给他们寄钱寄物，每当收到家乡的礼物全家都非常高兴。

在战时的重庆，巴巴达一家的生活水平与中国人和外国人相比都只能算中等水平，工薪阶层的他开西餐馆只是发挥他一技之长，兼职做个小买卖以补贴家用，但在黄桷垭“巴洋人”开的西餐馆是很有名气的，订餐的都是家住黄桷垭的富商等上层人士，就餐的地点都是在他们家的客厅里，长长的西餐桌上整齐的摆放着锃亮的刀叉和精美的瓷盘与玻璃酒具，还有银色的蜡烛台灯，吃西餐的排场就给人视觉震撼，一道道的菜肴让人大快朵颐，作为小孩我{za}吃的是在面包上涂上果酱和黄油，吃有红樱桃的蛋糕，吃水果沙拉和生菜鱼。我好奇生鱼片怎么会没有鱼刺就跑到厨房去看是什么鱼做的，发现乌棒鱼（北方人叫黑鱼）是做生鱼片的原料，我还看了怎么制作蛋糕，大大的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我舅父刘守仁是抗战前后重庆经营四川桐油出口生意的成功企业家，生意往来的应酬活动，在普遍以中餐待客的商场上他选择“巴洋人”的西餐待客，还请巴大哥带着他们家的厨师到有西餐厨房的舅父家主厨料理西餐宴请朋友，由此赋闲在家的巴大哥获得了舅父替他介绍的一份工作，到一家银行做了一名职员。

真正与“巴洋人”家的关系拉近还是缘于给他们介绍了一户房客，抗战胜利后在黄桷垭居住的外来人口大量减少，餐饮业也慢慢不景气，吃西餐的人就更少了，此时“巴洋人”想出租他家的客房以收入来补贴家用，巴伯母委托我母亲给他介绍住户，正好父亲的朋友扬邸中在重庆经营商业失败，想在黄桷垭找一处环境好又能包伙食的出租屋住下休养，就把它引荐给了“巴洋人”。杨叔叔和婶婶两人从1948年夏天入住到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前才离开。这位杨叔叔与我父亲是换帖的金兰之交，他称呼我父母亲为六哥六嫂。他们夫妇可不是一般人，叔叔是四川涼山地区的彝人土司，婶婶的名字已经不记得了，她是中央大学毕业生人长得很漂亮还是大学的校花，口才也很好，听说还竟选过涼山地区的国大代表。他们夫妇在黄桷垭消失后再也不知其下落，但在1998年我专程到北京西单图书大夏买了一套解放大西南的纪实文学丛书，想了解家乡在解放战争中的历史，在其中《梦落月城》一书中赫然发现土司杨邸中的名字作为反面人物记录其中，但没有他的作为及是否善终的记述，半个世纪后才知道他们是回涼山老家了。

我父亲在城里工作，但与那时早上进城晚上回黄桷垭家中的上班族不同，他大约一至二个星期才回家一次，自从杨叔叔夫妇住进了巴伯父家后，在黄桷垭没有亲戚的我的父母亲就有了一处休闲串门的好去处，父亲在返家的星期六晚上由我母亲陪着到巴家品尝一顿美味的晚餐后，打小xx消遣。在长期的交往中我母亲很喜欢巴家的几个女儿，我虽然有一个妺妺但母亲总想有一个女儿，以弥补在贵州夭折的五妺，那时家中除了我这个男孩外还有四个弟弟，别人虽然夸我母亲“福气好”但他仍有恋女情节，想认巴家的六妺做干女儿，杨婶婶也极力支持，在她的从中说合下我母亲和巴伯母认了干亲，双方还送了衣料和被面等纪念品，巴家也就成了我家的亲戚。

解放后的1950年夏天，英国怡和洋行结束了在华的业务，巴伯父也失业了，他们家失去了主要的生活来源，开始考虑返回希腊。后来国内的姑妈寄来了船票接他们回国，他们卖掉了房子处理了家中的物品，一家人从重庆乘船途经上海乘海轮回希腊。巴伯父从一个16岁的青年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如今年过半百带着六口之家重返故国，不禁感慨万千，他的孩子都是在重庆出生成长的，对巴山蜀水同学朋友充满了依恋之情，尤其是巴大哥因是中国国籍，在解放后参加了工作，成为新中国国营企业的职工，他不愿意去希腊，全家人在重庆上船的那{yt}他突然失踪了，急得全家人分头出外四处寻找，终于在朝天门码头的长江岸边把他找了回来。

滚滚长江东逝水，把我的思绪带到了爱琴海，弹指一挥间与巴巴达一家分别已经60年了，甚是想念！1972年4月5日中国与希腊这两大文明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重续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我曾多次想给希腊驻华使馆写信寻找巴巴达一家人，但每次都下不了决心而作罢，我想他们一家人是忘不掉中国，忘不了重庆黄桷垭的，我从心底祝福他们一家人都幸福安康！

柯愈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