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华嵩
编者按：《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是沈华嵩1991年出版的专著，该书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并于2007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首批图书重印出版。近期笔者又完成该书的姊妹篇《危机后的经济学》，将陆续发表该书的部分章节。
黄金和纸的故事
在货币发展史中铸币还不是一次关键性的创新，但纸币的出现却对社会经济带来始料未及的根本性的变革。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时，它的观念化和符号化使得可以用对支付一定数额货币的一纸承诺，或对一定数额货币的要求权来代替真实的货币，前提是信用，但国家法权可用强制来保证购买力信用，纸币也就应运而生了。
据《宋史》记载，为了避免铁钱笨重带来的不便，北宋真宗时期创印的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出现，“交子”在政府的许可下，由成都十六家富户共同经营。而在全国范围使用的不xx纸币则是从元代中统元宝交钞开始的，从元中统4年至元22年国家通过一系列限制金属货币的措施，元宝钞成为全国{wy}的法偿货币。《元史》记载，元宝交钞“行之未久，物价腾跃，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元宝钞随着王朝的覆灭而废止。然而在欧洲，
“18世纪时，商品倾向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但是以银行钞票的形式存在的银行票据正逐渐演变成表征货币。法国大革命的后果是将法国和英国的货币转变成了非xx纸币；在英国，这一阶段由于金本位的出现而宣告结束，人们开始熟悉并且接收表征货币。这对英国财政部和银行来说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新的货币体系并非仅包括商品货币，而是一个混合的管理体系。”
就纸币好的一方面而言，货币形式的抽象性，或者说观念化是货币进步的标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xxx说，那些仍然被贵金属感性光辉眩惑的民族“还不是xx的货币民族”，凯恩斯称黄金为“野蛮的遗迹”也是这个意思。理论上，管理得好的纸币在稳定价格和汇率方面可能与任何货币做得一样好，而它的社会成本却是{zd1}的。但是，由于垄断发行和不可兑换，纸币截断了它和金银或其他任何商品的联系，政府事实上有可能无限制地扩大货币供应，把纸片变成财富，也许正是为了抑制财政部和银行没有任何限制的贪欲，英国后来又实行了金本位制以保持本币与一定数量的金固定平价，关键是本币可以按官方规定的比例兑换黄金。
货币的内在价值极大地限制了弄虚作假的投机行为，商品（贵金属）货币对币值和汇率的稳定至关重要，自由市场经济系统的序参量被约束在近平衡区，商业周期也会表现出较温和的形态。法国大革命前，英国法国还没有用不可兑换的纸币取代原有的铸币，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就处于这种相对稳定的阶段。因此，亚当·斯密对自由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协调个人行为和合理配置资源的神秘机制深信不疑。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启蒙时期。
我们知道，普遍形式的金本位只是在很短的时期内起过作用，即1879年-1914年和1925年-1931年，国际金本位制也在1879年开始实施。在美、英、德国家充分的自由兑换，在其他一些国家有条件的自由兑换或“金汇兑本位”仍然保证了币值和汇率的稳定，序参量仍约束在市场经济系统的近平衡区间。默文·K·刘易斯写道：
“金本位的拥护者把‘一战’以前的这段时间看作是价格稳定、经济与个人自由的孤岛，因为金本位的平稳运行机制能自动保证国际收支均衡和汇率的稳定：‘如今，实物货币是{wy}被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经历了历史考验的货币形式’（Niehans，1978：140）。”
正是这个由货币参量保证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时期，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货币数量论得以繁盛起来，经济学家们可以津津乐道于均衡的存在，可以喋喋不休地讨论在一次偏离后市场又怎样回到均衡。
我们也有理由把1929年的大危机追溯到{dy}次大战后金本位的暂停实施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系统的高度不稳定。也就是说，1914年停止金本位制度诱发了20年代的货币扩张政策，正是这种货币扩张导致了1929年的股市崩溃。而1931年再度暂停金本位制，同时主要西方国家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接二连三的极其错误的经济政策，特别是30年代中期，政府实施了严厉的货币供给紧缩政策，则直接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由此催生了“凯恩斯革命”对古典货币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并力图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解决货币理论中的根本性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的货币政策怎样引起货币失真并造成系统性的货币估算错误，货币估算集群错误导致经济系统参量大幅涨落最终又怎样驱动经济从繁荣走向萧条，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又怎样决定经济学理论的兴衰。
来源：() - 危机后的经济学（一）_沈华嵩_新浪博客
默文·K·刘易斯，保罗·D·米曾：《货币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版，第27页。
货币的解放
银行的部分储备制是一个至少有两种货币流通的体制，在金本位制下一种是黄金充当通货；另一种是信用货币（如银行券或银行存款），由银行持有的黄金来支持。但是，金本位正如默文·K·刘易斯指出的那样，“债务货币的增长减弱了自发力量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进一步讨论）。当越来越多的债务货币以有限数量的黄金储备为后盾时，将极大地增加货币金融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在大萧条的1931年许多国家被迫放弃金本位制。
同样，由于货币在执行它的功能时可以观念化，只要人们对货币与黄金保持平价充满信心，就不会有人要求兑换黄金。因此，对大多数金本位国家而言，稳定汇率也就稳定了货币 ，货币单位与黄金挂钩倒不是主要的。
1944年7月44个国家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市召开国际会议，决定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确定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这一货币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必须明确本国货币与黄金的比价，并通过固定汇率和黄金价格保持与黄金的间接兑换。保持对黄金的平价实际意味着在金本位制下，本国货币必须与美国的官方汇率保持固定，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就是美元，只有美元可以直接与黄金兑换。
显然，这一体制是希望通过相对固定的汇率（即严格而有弹性的平价制度），通过间接兑换黄金的约束，从而把商品（黄金）货币保持价格和汇率稳定性的优点同法定货币的优点（即不可兑换纸币低资源成本，更便捷而富有弹性的货币供给）结合起来。同时，通过一系列规则并推动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来稳定汇率。然而，成员国越来越不愿意改变平价以保持汇率稳定，货币升值和贬值都不是好事。而且许多国家放弃了资本管制，日益严重的愈演愈烈的投机活动和资本的盲目运动都在猛烈地冲击固定汇率制度。这也从根本上动摇了成员国倾向通过美元间接兑换黄金的制约。
上一世纪60年代以来，滞胀局面和政府爆炸性的财政赤字已经积聚起通货膨胀的强大势头，美国银行系统创造了太多的美元，美联储似乎又不会放慢信贷扩张，面对日益严重的货币危机已经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关闭黄金兑换窗口。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当天晚上发表的演说中，猛烈抨击国际金融市场上投机分子制造混乱，为了保卫美元必须“暂时”放弃美元兑换黄金。从此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时美国和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都明确货币与贵金属或其他商品不再有任何联系。至于因为企图恢复白银或黄金本位而导致肯尼迪和里根总统被刺的“猜测”，可能永远是一个无头公案，但有一点是世人皆知的，那就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国家有恢复货币与某种商品（金银）联系的任何承诺。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象征意义的事件。由此，货币xx幻灭了它令人眩惑的金属光辉，打碎一切枷锁，无论是自然力还是“内在价值”的束缚都不复存在。现在，货币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它要无拘无束，毫无顾忌地去闯荡“江湖”了。
正如弗里德曼说的那样，“现行世界货币体系是{swql}的。任何一种货币与商品都不再具有联系”。同各国货币当局独立发行和管理不再与黄金兑换的纸币相联系的，必然是一种自由放任的国际金融体系。
在法定货币体系下，这些红红绿绿的纸片已经没有任何客观标准或货币材质可衡量的固定内在价值，货币可以自由创造了。货币的解放给予政府为所欲为地选择任意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组合的自由。从此，“现代中央银行家就进入了没有航标的水域”（Lewis，1994），而冒险家和投机者则进入了自由自在的天堂。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感到担忧，但是，这次“货币解放”对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可能带来如此深远而猛烈的冲击都始料未及。
有关的统计资料表明，1971年以来全世界已经承受着高通货膨胀，发达国家也遭遇停滞膨胀的严重困扰，毫无疑问这是1971年“货币解放”的直接后果。图3.1显示德国和日本消费价格自1970年已增长了3倍左右，美国和法国增长5倍左右，英国物价更是剧增9倍之多。与此同时，汇率的剧烈波动以及整个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也相伴而生。麦金农在1996年曾测算出英国和美国长期利率波动，自1973年以来是布雷顿体系下的2-4倍，是1914年以前古典金本位制下的8-10倍。很明显不可兑换纸币的不确性和不稳定性决定的货币状况，已经使现代市场经济系统的序参量阈值远远超出了古典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这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随时都可能出现巨涨落或突发灾变。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频繁突发国际金融危机就是预料中的事了。90年代初，我曾经在《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一书中讨论过这一问题。
就在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从而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两年，经济学家们忽然发现他面临的是一个非凯恩斯的世界。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对付“滞胀”，即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衰退这一难题时束手无策，他们的理论和政策已经过时了。凯恩斯主义陷入新古典主义同样的陷阱，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为离经判道者提供了强大的学术动力，货币主义也在对抗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取得短暂的胜利后壮大起来。
但是，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后，西方股市暴跌的突发性和奇异性已经很难用随机冲击和“高效市场”理论来解释了。面对后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7年8月美国次级xx危机爆发，如同20世纪70年代面对“滞胀”的困扰一样，主流经济学家们又是一筹莫展，货币主义也陷入凯恩斯主义同样的陷阱。在这个“金融创新时代”，正统经济理论和工具软弱无能，直到2008年秋天，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经济学家们才大梦初醒。人们突然发现，“货币的解放”已经把当代金融经济系统推到了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域，这里灾变与秩序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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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秋天，震撼全球的金融风暴后，经济学家们都力图对危机的真实根源这个问题作出透彻的、令人信服的回答。但是，我们的回答还是要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开始，然而对“看不见的手”最简明的诠释，则是一个关于经济学的童话——《铅笔的故事》。 在美国这曾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它发表在1958年12月的《Freeman》杂志上，作者是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主席伦纳德·里德先生，这个“故事”很快就成为一篇经典之作。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它撰写了同样经典的导语。 这是一支铅笔引人入胜的故事。一颗生长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挺拔的雪松被砍伐下来，雪松圆木送到圣莱安德罗的木材加工厂。你可以想象一下砍伐和运输雪松圆木的各种工具和设备，再想想制造这些工具和设备形形色色的人以及不可胜数的技能：开采矿石、冶炼钢铁，再加工成锯子、轴、发动机；要种植蔴，再加工成绳子；伐木场要帐篷、做饭、消耗各种食物，伐木工喝的每一杯咖啡也需要成千上万的人劳作。在木材加工厂烘干炉需要热量、照明、电力、传送带、电动机等等，这一切需要复杂的技能！当然还包括像太平洋天然气与电力公司的电站大坝浇铸水泥的工人也作了贡献，还有工厂的清洁工……. 来源：() - 危机后的经济学（四）_沈华嵩_新浪博客 到了铅笔制造厂，这样的工厂要投入400万美元，都是铅笔的“生身父母们省吃俭用才积累起来的”。这里制造铅笔芯的石墨是从钖兰运来的，石墨要与产自密西西比河床的粘土混合，在精炼过程中，还要用到氢氧化铵，添加增湿剂，等等。处理铅笔芯还需要产自墨西哥的大戟石蜡。 至于说到铅笔雪松木桿涂上的六层漆，这又涉及到蓖麻籽的种植者和蓖麻油的加工者，同他们有关的工具、设备和人，以及这些人拥有的数不胜数的技巧和知识。 事情还远没有完，再说铅笔上的标签吧，它是炭黑和树脂加热制造出来的，这又涉及多少人和物！还有固定橡皮擦的黄铜金属箍和上面的黑镍圈。铅笔檫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油胶，制造它需要氯化硫和产自荷兰东印度群岛的菜籽油、橡胶、各种各样的硫化剂和催化剂，浮石则产自意大利。 显然我们远没穷尽铅笔生产链涉及的成千上万的人，以及他们具有的数不清的技能和知识，每个人都还可以把这个链条延伸下去。我想它的复杂程度恐怕不亚于一个卵细胞发育成胚胎的过程。一旦我们了解了铅笔的身世，我们立刻对这支平淡无奇的铅笔肃然起敬。它是如此神奇而又引人入胜。 您想想，因为一些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盼望得到一支铅笔，成千上万的各种技工和工程师，大蔴、蓖麻、咖啡和粮食的种植者，公司总裁……以及他们的知识和技能魔幻般地整合起来了。把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雪松、钖兰的石墨、密西西比河床的粘土、墨西哥的石蜡、荷兰东印度群岛的菜籽油、橡胶、意大利的浮石、黄铜、镍、油漆、炭黑、树脂等等，当然还有来自太平洋天然气与电力公司的燃料、电力等等制成一支孩子们手中的铅笔！ 您再想想，如果我们把这个铅笔的生产过程作为一个工艺过程来规划设计，并按计划来指挥协调这千千万万人们的知识和技能，有丝毫的可能吗？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机构，包括政府能做到这一切。这还仅仅是一支再简单不过的铅笔，如果是一架干线客机呢？ 但是，铅笔用它奇迹般的诞生过程证明，通过市场和交易这一切却轻而易举地作到了。没有一个主宰者来发号施令，指手划脚，这成千上万的参与者都明白“用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来换取自己需要或短缺的物品和服务”。从而使那些自由的男男女女通过自主的交换，把人的种种创造精神和成千上万的知识、技能自然地整合起来了，并对人的需求和欲望作出反应，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任何主宰者来指挥这些自由人的行为。这恰恰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zh0}的诠释，即群体合作的可能性。这一切是如此神奇又天衣无缝，但“就像太阳、雨雪、雪松树等等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实在而可信”。 在开篇我们仍然用了许多经济学通俗著作常用的老掉牙的寓言方式。这也许有些像奶奶讲的那些古老的故事，它成百遍成千遍地重复着，一代又一代，给孩子们的童年带来温馨的夜晚和美好的回忆。因为这些故事意味着简单、实在因而令人信服的道理，它们有着永远的魅力。 来源：() - 危机后的经济学（四）_沈华嵩_新浪博客 “看不见的手”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导语中说的那样，《铅笔的故事》“简明扼要，令人信服地，有力地阐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强制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义”。 在18世纪，大多数有教养的人都认为，只有统治者的精心策划才能使一个社会免于混乱和贫困。亚当·斯密则反对这{yl}行的见解，他在1776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斯密天才地提出了令人困惑的“群体合作”问题，这种经济秩序是如何在人们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时自发地产生呢？这成了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并激励经济学家们的聪明才智，力图回答这个问题，由此也确立了他作为“经济学之父”的地位。 不过，这个有些深奥和神秘的“斯密信条”却可以用那个孩子们都能听懂的“铅笔的故事》来通俗地诠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那支铅笔神奇的诞生过程。那些成千上万素不相识的工人、工程师、农作物种植者、公司总裁……他们的个人计划是互不相同的，甚至是互不兼容的。但他们每个人都明白，他必须用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和技能来换取自己需要的物品和服务，这一切是通过市场和交换来达到的。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这种简单不过的自主行为，无数的资源被xxxx合理地配置在不同的地方，千千万万个人的行为协调整合起来，去生产孩子们殷切希望得到的铅笔。这个过程不需要任何人来主宰和计划，自然而然地实现了。这种秩序是怎样形成的，它又为什么能持续下去？这些引人入胜的问题难道不值得经济学家孜孜不倦地去探索吗？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家们殚精竭虑，力图建立一个演绎的概念体系来回答“看不见的手”提出的问题，并由此去建立经济学完整的理论大厦。同时，因为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回答而形成各个经济学流派。 其实，斯密对这个群体合作的可能性问题，只给了一个有些伦理学意味的回答。因为每个人都仅仅是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换取自己需要的物品和服务，但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出于本意时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① 亚当·斯密确信，社会群体自主的自由交易通过生产专业化、劳动分工和充分利用大规模经济，可以极为有效地促进经济繁荣。这些思想成为后来主流经济学建立的市场概念体系的基石。但他也非常清楚，自由交易的市场秩序需要一系列功能结构以及系统的制度安排来支撑。在市场和资本的启蒙时期，亚当·斯密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完备透彻的陈述，迄今，现代经济学对此也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因此，在许多经济学著作里“看不见的手”往往被误读了，然后又被滥用了。其实它仅仅是严当·斯密为经济学提出的一个猜想，并引导人们去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问题，亚当·斯密则在《国富论》前的著作《道德情操论》里深入而广泛地讨论过了。同时，他也没有打算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抑此而扬彼，这是另外的问题。 也许经济学家们对“看不见的手”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它成了经济学的咒语，许多我们不能透彻地回答的关于市场经济的问题，都交给了这只神秘的上帝之手。但是，人的自利和竞争行为必然是混乱和消极的，显然绝不可能仅仅依靠它去实现社会的福利与和谐。对于人与人之间自主和自利的交易行为产生秩序和协作的原因，我们仍然不能自圆其说。对经济学从微观过渡到宏观的科学描述我们仍然束手无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繁突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都令主流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们惊慌失措，在危机前的歌舞升平中，几乎所有的“智慧人士集体失察”，而少数预言者大多是非正统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克斯·奥特在2006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应对措施：崩溃已经来临》一书中预言“经济危机会在2008年到来”，被公认为最早准确预言这场危机的学者。他坦率地承认“我的分析基础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然后他开了一长串这门学科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卡尔·xxx、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罗伯特·吉尔平，每一个都是正统经济学家的“反叛者”。经济学的现状就是如此。多事之秋后人们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终结”和“如何拯救全球资本主义”这些问题。但是，这场危机真正终结的将是关于市场经济的主流经济学教条，而不是市场经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开始就是对经济学的误导。巴西总统卢拉说得很好，“我期待一个没有经济学教条的世界，这种教条侵袭了许多人的思想，被当作{jd1}真理。” 不过，“斯密信条”给予我们一个极其睿智的启示：交换应该是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当然，这也是《铅笔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 来源：() - 危机后的经济学（五）_沈华嵩_新浪博客 来源：() - 危机后的经济学（五）_沈华嵩_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