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十几跳让在大陆的知名度远超过其在台湾的母公司鸿海集团。

“我们不是一个社会，我们有企业的功能，但我们没有社会的机制或者是政府的功能。”“我们不是血汗工厂，媒体才是血汗产业。”面对各方质疑，鸿海集团总裁、台湾首富郭台铭亲自赴大陆上阵处理，在郑重道歉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企业辩护。

xx事件使这家亚洲制造业巨头受到前所未有的拷问，鸿海的失误令一系列xx事件引发的不良舆论雪上加霜。郭台铭曾宣布，该公司将在未来几周内在建筑物周围设置150万平方米的安全网，此举被讽说明公司预计会有更多的跳楼事件。郭台铭还被迫公开收回了一封被一些人视为麻木不仁的“不xx协议”。

各大媒体对富士康事件的解读五花八门：企业管理模式、年轻一代心理健康、媒体角色扮演，而在台湾，更多媒体担忧台商形象受损、乃至危及两岸经贸关系。

有分析称，尽管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口碑并不算好，但把矛头xx指向富士康是草率和无力的。但毕竟“跳楼门”发生在大陆{zd0}的台资企业，其影响力并非其他同行能比—12跳换来的是台湾几乎所有纸媒的头条，台湾中天电视台等电视媒体还制作了深度调查节目，这种节目形式在媒体日益口水化的台湾已经很少见到。

5月下旬的国台办例行发布会中，短短半小时，共有四名记者的问题涉及富士康“跳楼门”。

台湾朝野关注

尽管郭台铭亲上火线，并坦承自己心理压力很大，甚至也需要心理医师协助，但还是拦不住富士康员工的第12跳。

在富士康饱受批评时，台湾朝野的表态也让舆论关注“跳楼门”的另一面。

台前“卫生署署长”叶金川的观点或许能表达台湾朝野对富士康事件的看法。叶金川认为，郭台铭固然有责任，但要他背负整个大陆的年轻人xx问题并不公平。

台“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说，跳楼事件是心理因素的问题。他认为，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并呼吁台湾政府应该伸出援助之手。

而“行政院院长”吴敦义则希望外界不要持续聚焦跳楼xx事件，让郭台铭能专注、全力解决问题。吴认为，郭台铭工作压力很重，希望大家多鼓励他，让他早日拨开云雾，再让企业万里晴空。

5月26日的参观采访中，台媒记者也亲眼见证了富士康的企业文化。在犹如“紫禁城”的厂区内，几十万富士康员工真实的工作与生活状态被媒体客观记录。

台湾媒体也试图寻找“跳楼门”的原因。《联合报》等媒体认为，事件中肯定存在“维{tx}应”（在社会学领域，对“传染性xx”的研究里，最广为人知的理论是所谓的“维{tx}应”—名字源自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该作品出版后，模仿书中主人公的xx在欧洲多国出现）。同时“富士康的高抚恤金”可能会导致“一跳保全家”的模仿效应。

中时集团《旺报》则将矛头对准富士康管理模式上，该报认为，保安是导致员工频繁跳楼的原因之一。文章说，作为代工厂，保密文化是富士康内部的特色；为保证客户的商业机密不外泄，控制员工人身自由的大权，包括搜身等就落在保安手里，形成保安人员的滥权。

台商力挺郭台铭

“台资企业在你们大陆或许是口碑最不好的企业类型吧？”中天电视台一位资深编导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虽然一味批评富士康是无力的，但是台商在台湾的企业和大陆的企业xx是两个类型。”

    已经在大陆扎根20余年的富士康可以说是台湾规模{dy}大的民营制造业，而郭台铭也是台商中的佼佼者。“从他们关切程度来看，富士康的连跳事件已经让大陆台商十分担忧。”民进党高志鹏担心，如果的新闻不断被炒作成台商的负面形象，“将是前所未有的灾难”。

    不少台商担心自己的企业也会有员工跟进“跳楼”。虽然郭台铭对外邀请媒体参观、对内宣布加薪20%，仍无法中止事件发生，这已成为鸿海帝国乃至台商们{zd0}的梦魇，因此台商纷纷声援郭台铭。5月27日，多家台湾知名厂商在北京举行台湾精品展记者会，在场话题几乎全围绕富士康跳楼事件。不少台商帮郭台铭讲话，认为掌管80万大陆员工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

    一些企业大佬们也力挺郭台铭，香港首富李嘉诚称，自己也是办工厂出身，“办厂有其苦处”，批评别人容易，但实质经营苦况只有经营者才知道。台湾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除了认为“有的时候，他（郭台铭）也要学习我一点，稍许要温和一点”外，也替郭台铭叫屈。他认为郭台铭要管理几十万员工，实在很辛苦。

     深圳台商协会一名不愿具名的台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觉得富士康的管理制度很好，福利也不错，管理和福利甚至超越其他同业。他猜测，富士康连续有那么多员工xx，可能是富士康太庞大所致。“富士康在深圳有40万员工，一般根本很难有出头天；员工晋升机会渺茫，对前途不感到有希望，容易产生挫折。”

     台《经济日报》社论认为，事件凸显出两岸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就台湾经济发展来看，“以大陆为工厂”的“富士康模式”也已到了必须改变的转折点，因为大陆工资水准正在快速攀升，代工生产可创造的附加价值及利润极低。如果能够体认此一事件的警讯，透过双方合作，积极进行经济的转型升级，对台湾与大陆未尝不是经济再突破的一次契机。

这或许是富士康事件让不少台资企业力挺郭台铭的另外一层原因。台湾舆论担心，在大陆人口结构改变及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台商若停留在旧思维，想藉由高效率、低成本、大量出口在大陆赚钱，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会很高。

台   湾经历的异同

    不过与富士康饱受争议的管理模式相对应的是，舆论认为，新一代农民工抗压性不强，也让富士康事件引发的社会问题显得更加严重与复杂。

    上世纪70至90年代，台湾创造的经济奇迹与岛内工厂管理者和工人的勤奋离不开。在1999年台湾相关法规出台前，台湾大部分工厂每个月只有两天假期，这种工作强度绝不亚于频发跳楼事件的富士康，而且这并不是当局所规定，而是行业自行约定的规则。台湾已故企业家温世仁在其所著的《台湾经济的成长与苦难》一书中曾举过这样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有{yt}晚上，一个加工铭板的冲制厂老板在长期赶工中，太过疲倦，不小心把手指头冲掉，紧急送到医院。我们公司的采购人员向我报告时，我非常着急，叫采购人员立马赶到医院。等采购人员到医院时，加工厂老板已经包扎好回到工厂。在工厂，采购人员看到他吊着一只手，用没有受伤的手，将机床拉开，夹出被冲断的手指和碎肉，正在用喷水枪冲洗机床。这位老板告诉采购人员，一定不会耽误明天早上的交货日期。

   采购人员在电话中向我报告：“老总，他已经从医院回到工厂了，明早一定交货”我一向脾气很好，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大拍桌子，打断他的话，对着电话狂吼：“我不是问你这个，是他的身体状况！”丢了电话，百感交集，想到台湾经济发展的苦难，升斗小民的牺牲和付出，不禁悲伤，号啕大哭，到底我们还要付出多少代价？

    温世仁举的例子在台湾早年中小企业中不胜枚举。台湾历史学者宋广宇在其《台湾史》一书中如此描述台湾经济腾飞时期的工厂情形：在昏暗脏乱的厂房中，老板夫妻俩带着几个工人日夜不停地赶工。空气中充满各种化学制剂的气味，熏得令人快要窒息。三餐不定时，加上疲劳工作，人焉能不病？身体强健者，还能忍受一阵子，孱弱者说不定就英年早逝。台湾的经济奇迹部分就是靠这些中小企业在这样恶劣的状况下生存发展而形成的。

    有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劳动力富裕而劳动者素质不高的后发国家，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业是发展经济的必经阶段和xxxx。企业家、包括他们为压低报价和提高竞争力而创造出的企业管理学，仅仅是遵循了客观规律。

不过这样的台湾经验的确已经难以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复制。

    在台湾经济腾飞时期，台湾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拼命的员工们可以和老板在一个车间工作，能享受到更多企业利润，企业的{dy}单海外业务，家庭添置的{dy}台电视机、{dy}台摩托车，个人{dy}次到海外当观光客，国民{dy}分享到棒球队夺得世界{gj}的扬眉吐气这是每个客厅都是工厂、每个家庭都参与“标会”融资的全民奋斗时代。

     而大陆新一代的工人，与那些帮助郭台铭早年在深圳建造起这台制造业机器的民工大不相同，社会背景也与当年的台湾存在巨大差异。20年前，工人把一份工厂工作视为千载难逢的机遇，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工厂提供的食宿可能远远强于他们在家里的预期。

    如今，大部分富士康90%的员工都在18岁到24岁之间。他们在中国启动经济改革之后出生，大多数人都拥有高得多的预期，但是现实却xx残酷。

    深圳台商协会会长黄明智回忆说，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台商刚到大陆创办企业时，员工大都来自农村，当时社会比较封闭，外界诱惑少，员工也非常能吃苦，重要的是，老板经常和员工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彼此接触较多，互相照顾，员工不管赚钱多少都觉得很满意。“如今，大陆经济发展、社会变化也大，企业的员工又大都是80后甚至是90后的年轻人，面临的工作压力和外界诱惑比从前多了很多。同时，台资企业也在壮大，企业老板不能像以往那样与员工有经常性的接触，因此在不少大型企业里，员工感到升迁机会少、前途渺茫，心理压力更大。”

    与黄明智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厦门一位台商，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年轻员工动不动就提出‘离职报告’，抗压力普遍不足。”但离职原因经常让他看得哭笑不得，比如才工作三个月就想当部门主管，还有员工认为自己很多“建设性意见”没能被老板采纳，“很多年轻人事情还没沟通完、解决完，就先嚷着要辞职”。

    与台湾早年经济腾飞不同的是，“（大陆）政府并没有将这批由工人赚取的庞大外汇存底，善用在贫穷劳工的身上。致中国的贫富仍然悬殊，社会问题因为贫富悬殊显得格外刺眼。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仍将层出不穷”。台湾企业社会责任理事长康荣宝认为，大陆经济靠代工出口发展模式迅速崛起，累积巨额的外汇，也造就许多暴发户，相对于从事代工生产、工资微薄的劳动阶层，劳资矛盾及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已成为社会隐忧。

     但是这似乎并非郭台铭能解决。也因此，台湾媒体更倾向认为，“工厂是工厂，社会是社会”，富士康当然存在问题，但是郭台铭只应该对该负责的地方负责。

    虽然台商在过去20余年创造了不少经济奇迹，解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大部分台资企业以高纪律、规格化、集体管理的生产模式，达成高效率、低成本、准时交货的代工模范，接单、抢单无往不利，也因此缔造台资企业的全球代工龙头地位，并使大陆成为“世界工厂”，但与此同时，台资企业也因为这种管理模式、薪资待遇过低等问题饱受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