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开药”，中医“开方”

【博主特別推薦：  】

 
西医“开药”，中医“开方”

　　清代名医徐大椿所著的《医学源流论》中，有一篇“用药如用兵论”，说的是治病和用兵是一样的道理。“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病邪好比是敌人，xx好比是士兵，治病如同打仗。首先我们要知道疾病的病位和病性，也就是辨证的过程，兵法上叫“知彼”；同时还要知道每味药的药性，就像将军了解自己的士兵一样，兵法上叫“知己”；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用药，就能获得良效，兵法上叫“百战不殆”。中医“望、闻、问、切”收集的信息就是症状，症状只是表象，如果我们只根据症状来用药，而不辨证，就无法了解疾病的病位、病性，就如用兵不知敌之确切所在，敌之数量多少，敌之勇怯如何等，胜利的可能只有一半。辨证就像破案，症状只是线索，线索有真有假，有全有略，好的xx只要找到一些片断，就能把线索一个个串联起来，整个案件就可以告破。辨证也一样，面对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好的医生能够从中抓住几个要点，从而作出准确的判断，然后，根据辨证结果谴方用药，故能效如桴鼓。
　　西医“开药”，中医“开方”
　　中医组方的基本理论叫做“君臣佐使”，就如同打仗需要调兵遣将、排兵布阵。简单地说，就是针对病证的主次选择相应的方药，根据xx在方中的作用将其分别称为君、臣、佐、使。
　　许多人知道学中医要背汤头歌诀，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方剂是中医治病的最主要手段，尽管一张xx中的xx可能有多有少，但大多数是以“方”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中医把xx的过程称为“开方”而不叫做“开药”。每一味中药都有性味、功效、归经等，这是治病的基础，所谓“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方剂是在单方专药治病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由简到繁的过程，更重要的是xx经过配伍，能够增强疗效，随证合药能够适应病情需要，同时还可以监制xx的烈性或毒性。因此，相对于单药、专药的应用，方剂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现在所学的方剂大多是经过历代医家长期应用并证明有效的，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整体辨证思维。
　　有人认为，中医应用复方是因为对各个xx的有效成分和作用靶点不明确，其实不然，这是由于中医的理论所决定的。大家可能会发现，西医学在xx有效成分和作用靶点越来越明确的今天，各种xx合用的现象却越来越复杂。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一餐要吃30颗药片，其中降压药3～5颗，调脂药2～3颗，降糖药2～3颗，抗血小板聚集药2～3颗……再加上保肝药、护胃药等。药是吃了，指标也都接近“正常”，但是，人整天晕乎乎的，难以坚持正常工作。他说，服药的感觉比生病更难过！虽然类似的病例越来越多，以至于大部分的患者和医生都习以为常，但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体是一个整体，靠“有效成分”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的问题。更何况，西药的合用与中药的配伍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只是根据对抗的原理进行叠加，而后者根据“理”、“法”的指导选方用药，或选药组方，中医把“方”称为“阵”。
　　中医组方的基本理论叫做“君臣佐使”，就如同打仗需要调兵遣将、排兵布阵。简单地说，就是针对病证的主次选择相应的方药，根据xx在方中的作用将其分别称为君、臣、佐、使。君药是起主要xx作用的xx，在一个方中，君药是首要的、不可缺少的；臣药和佐药的作用是辅助君药；使药的作用是调和方中诸药，四者各司其职。如xx脾胃气虚的“四君子汤”由人参、白术、茯苓和甘草等4味药组成，主要功效是补益脾气，其中人参具有良好的补气、健脾作用，所以是君药；白术健脾燥湿但补气力较弱，效果不如人参，所以是臣药；茯苓渗湿同时能健脾xx，故方中佐以茯苓则健脾作用更强，甘草能协同上药的补气作用，又能调和其他几味药的作用，就是使药，可见同一方中不同xx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而同一xx在不同方中的作用也可能不同，例如：甘草在大多数方中是使药，主要作用是调和诸药，但在“炙甘草汤”中它就是君药，主要作用是甘温xx、缓急养心。所以，中医方剂发挥的是整体的功能，而非个体的作用，一个方的功效绝不是单味xx功效的简单叠加。中医治病的基本原则是“调整阴阳，以平为期”，主要针对疾病发生的病因病机，也就是“证”，再根据“证”来制订xx的法则即“治则治法”，然后根据治法选择相应的方药，从而达到xx效果。简而言之，有是证用是方，有是方用是药，讲究的是法要对证，因法选方，这就叫理法方药一致。有了方就形成了“阵”，布好“阵”还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调整阵容。因此，中医看病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xx中的xx也要根据病情的变化不断加减，有时还需要投石问路以观之，这与兵家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是一样的道理。记得李可老中医在xx阴寒内盛的假阳证病人时，就嘱其将熬好的四逆汤放在冰箱凉了后再喝，他说实际上冰镇的四逆汤过了中焦后就发挥热的作用，这招不就是兵法所说的“瞒天过海”吗？
　　但是，现在有些中医师治病不讲理法方药、君臣佐使，讲的是“药理作用”、“有效成分”，什么“抗病毒”啊、“改善微循环”啊，挺吓唬人的，但那些药已不是中药，至少不是一个真正中医眼中的中药！有一个很常用的“中成药”，说明书上写着的功效是“xxxx”，主治是“风热感冒”，理由就是，xxxx药能够抗病毒，而感冒是病毒引起的。牛头不对马嘴，竟然能行销全国！类似的说明书已经越来越多了，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打蚊子的智慧

　　在蚊子进入之前先把蚊帐放好，这是“固表”的方法；如果蚊子已经跑进帐内，只好用驱赶的办法，这在中医叫“发散解表，驱邪外出”；剩下个别蚊子，就将其消灭，这就是“清里”。
　　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药治病不讲xx的“有效成分”，那究竟讲什么呢？我们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个社会系统，生病就好比这个社会系统里面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的现象，那么中医怎么治病呢？就是通过各种方法使原来不和谐的变为和谐。比如说癌症，癌细胞就像这个社会系统里面出现的几个“坏人”，如果在早期病变范围很小的时候将他们消灭，就可能起到“震慑”的作用，从而使这个问题很容易被解决。但是，当“坏人”不断增多，也就是癌症病变的范围不断增大并到处扩散的时候，如果仅仅采用消灭的方法肯定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把“坏人”杀掉的同时，也要把可能变坏的人也一起杀掉，更严重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哪些人可能变坏，这种对抗的方法和古代“株连九族”的做法没什么两样。比较高明的做法是改变使人变坏的环境，由于失去了“作恶”的土壤，就可能使原先可能变坏的人不变坏。当然更理想的做法仍然是改变环境，让少部分已经变坏的人慢慢变好，这就是中医治病的基本理念。可见，中医xx癌症采取的不是一种对抗的方法，因为用对抗的方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癌症的问题，而且也不符合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思维。所以，在科研中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中药xx、促进癌细胞凋亡等方面，可能会对新的xxxx的发现提供一些思路，但已经偏离了中医理论初衷，发挥中医药优势就成了一句空话。
　　我们还可以把治病比作打蚊子。西医通常采取的方法是有针对性地一个一个地打，或者用杀虫剂把蚊子消灭干净，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治本”的方法，问题是消灭后还会再来，而且还可能因为杀虫剂的大量使用使环境受到破坏。而中医主要采取打扫卫生、除草或养青蛙等措施，改变蚊子生长的环境，这也是“治本”的方法。哪一种方法更高明，其实一说就明白了。为了对付蚊虫的侵扰，中医还经常用蚊帐或驱赶的办法，使用蚊帐时机很重要，在蚊子进入之前先把蚊帐放好，这是“固表”的方法；如果蚊子已经跑进帐内，只好用驱赶的办法，这在中医叫“发散解表，驱邪外出”；剩下个别蚊子，就将其消灭，这就是“清里”。可见，从对付蚊子的角度，{zh0}是没有蚊子，有了蚊子{zh0}是不让蚊子进蚊帐，进了蚊帐就尽量赶走，赶不走再将它打死。而站在中医思维的角度，首先是固护正气，使外邪不会侵犯人体，一旦外邪侵犯人体后，把病邪驱赶出去比把病邪留在体内更理想。这种扶正祛邪的方法贯穿于临床诊疗的全过程，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研制一种高效的方法或是针对某一种疾病的{tx}xx上，岂不相当于研究哪一种蚊帐xxx，或蚊帐的有效部位是什么？

老外的疑惑

　　日本科学家至今也想不出1800年前张仲景是用什么方法找到了这样{zj0}的组合和剂量比例。
　　中医药防治糖尿病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血糖异常升高是糖尿病一个重要的临床指征，过去有许多的研究报道发现，白虎加人参汤xx糖尿病有显著疗效。为了“证明”这一点，日本科学家用白虎加人参汤给患糖尿病的动物口服，结果发现有很好的降血糖效果。于是对方中的xx逐一进行研究，开始时认为，粳米是碳水化合物，甘草带有甜味，石膏不溶于水，所以，先对知母和人参单独进行研究，发现这两个药有轻微的降血糖效果。于是他们想，整个方子的降血糖作用可能是知母和人参合用的结果，事实是这两个药合用之后，发现并不能提高降血糖的作用。然后他们就调整知母和人参之间的剂量比例，发现把人参、知母剂量加大之后，降糖作用不仅不提高反而下降了。把知母和人参两个药放在一起，加入石膏，发现降血糖作用提高了，再分别加入粳米、甘草后，降糖作用又进一步提高。更令人惊奇的是，按原方的剂量比例配伍，降糖的效果{zj0}。日本科学家至今也想不出1800年前张仲景是用什么方法找到了这样{zj0}的组合和剂量比例。
　　又如1955年石家庄一带流行乙脑，用西药xx均不奏效。石家庄老中医郭可明先生提出用白虎汤xx，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并向全国推广。当时苏联专家不相信，因为石膏不溶于水，且实验证明其没有退热或抗病毒作用，知母、粳米、甘草同样没有退热和抗病毒作用，但是临床实践证明，使用中药之后，重症病人的死亡率、xxxx损伤严重后遗症发生率，均大大低于西医xx的水平。1956年，北京又有乙脑流行，医务人员一看是乙脑，立刻就想到用白虎汤，但效果并不理想。此事得到xxx总理高度重视，请来了四川名医蒲辅周亲临现场指导，蒲老认为：石家庄与北京的乙脑虽同在暑季，但1955年石家庄久晴无雨，燥火当令，阳明内热，属暑温，用白虎汤清热泻火，当然有效；而1956年北京雨水较多，天气湿热，多兼有湿邪，属湿温。如果不加辨别，而沿用清凉苦寒xx，就会出现湿遏热伏，不仅高烧不退，反会加重病情。于是改用通阳利湿法，采用宣解湿热和芳香化浊的xx，效果立竿见影，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乙脑很快得到平息。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不妨想一想，白虎汤没有抗病毒的有效成分，为什么能xx乙脑呢？反之，假设白虎汤能够抗乙脑病毒，为什么第二年在北京地区无效呢？所以，简单地通过每味中药的有效成分来研究方剂的方法，已经过许多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但是，这样的研究思路却始终为一部分人所追捧。当然以西医的角度看，从xxxx中提取一些有效成分进行研究是现代xx开发的趋势之一，但这与中医、中药研究是两回事。有的专家指出：“这是研究中药，不是中药研究。”因为用这种方法可能会发现一些像黄连素、青蒿素一样的新药，却永远出不了像白虎汤、桂枝汤这样的名方。
　　现代人不一定能理解，用寻找有效成分的方法研究中药究竟错在哪里？近来有人将中医的xx中每味xx的主要有效成分提取出来组成一个xx进行研究，例如：有人研究半夏泻心汤，不是按原方的配伍进行研究，而是将方中半夏、黄连、黄芩等的有效成分拿来组成一个xx进行研究；也有人通过中药含药血清的离体实验进行研究。这样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准确，比较符合现代科学实验的规范，初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细想来这种方法组成的“方”与真正中医的xx到底是不是一样，不言而喻。
　　在中药的使用方面，中医还十分讲究xx的煎服法，包括火候、先煎、后入、服药时间等。清代名医徐大椿曾记载一医案，说的是曾经诊治一痰热壅盛兼脾肺气虚的喘嗽患者，他开了一付清热化痰的中药，嘱患者先将药煎好之后，服药的同时嚼一小块人参，果然药到病除。过了一段时间患者病情复发，恰逢徐大椿外出，只好请另一医生诊治。这位医生诊过之后，认为徐大椿原来开的方仍然对证，建议服原方，只是觉得人参嚼服不符常规，于是要求将参切片与药同煎。结果服后喘嗽更甚，病情加重。正好徐大椿回来，一看辨证无误，还是原方按{dy}次的方法服用，结果喘嗽立平。患者觉得好奇，请教徐大椿为什么同证、同方，不同服法效果迥异。徐大椿说，气虚为本，痰热为标，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人参嚼服吸收比较慢，汤药首先清痰热，然后补气故能获得良效；人参与药同煎因“气有余便是火”，痰热未清同时补气而致痰火愈盛。所以中药的煎服法是很重要的。

妙在“少许”

　　中、西医医学体系不同，虽然，中医学也重视临床证据，强调以人为本，但更注重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标本兼顾。
　　前面说过，现在有人提倡中医药研究应遵循“循证医学”的原则。所谓“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就是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要求慎重、准确、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zh0}的研究证据，同时结合临床医师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的临床经验，考虑病人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xx地结合起来，制定针对每个人{zj0}的xx方案。“循证医学”强调随机对照试验对评价健康服务效果的重要性，强调以预后终点为评价指标、以病人为核心、系统全面搜集证据，对于临床、科研乃至医学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中、西医医学体系不同，虽然，中医学也重视临床证据，强调以人为本，但更注重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标本兼顾。因此，如果简单地套用“循证医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共有113首方，为历代医家所推崇，被尊为经方，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各科，尽管这些经方没有一首是符合循证医学研究原则的，但却能够流传千古！相反，现代应用循证医学的方法研究出来的哪一个方可以与张仲景的经方相提并论？即使今天我们把《伤寒论》的任意一首方遵照循证医学的原则进行研究，也肯定不会有结果。这并不是循证医学的方法有问题，也不是研究单位实力、经费投入多少、协作单位水平的问题，而是因为中、西医的思维模式有区别，方法选择的错误必然导致结果的偏差。因此，在中医药研究中，如果机械地套用循证医学的方法，最终中医就成了“四不像”。
　　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决定了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这种差异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无论是在古希腊或是欧洲其他国家，从维纳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作品，人体准确的结构和比例所表达出来的“写实”的艺术形式，都足以体现艺术家坚实的解剖学基础。而中国的国画更多的是立足于“写意”的表达形式，画家可以用寥寥数笔勾画出飘动的衣袖，来表达人物的动作、心情甚至周围环境，通过眼睛来“传神”等。再比如烹调，中餐的菜谱与西餐的菜谱也有很大的差别：西餐的菜谱中所有的步骤和配料的用量都是明确的、规范的，如“食盐×克”、“放入××烤箱中×分钟”等；而中餐的菜谱往往比较含糊，计量也不那么xx，如“食盐少许”、“料酒少许”等。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少许”比固定的克数更合理，因为它可以根据不同个体口味的不同、不同菜系的搭配以及不同的情况进行必要的加减，充分体现个体化的优势，所以，中餐的厨师一定随手配有一把勺子，目的就在于通过品尝及时调整。这就是中、西方思维特征的不同。

寻访回归的路

　　“学中医很辛苦，要背许多经典”，“学中医很好，越老越值钱”
　　30年前，从一所农村的中学考上大学并不容易，所以，乡亲们听说我考上中医学院都来祝贺！一些长辈鼓励我说：“好好学，学中医很辛苦，要背汤头歌诀和许多经典。”而另一些亲朋好友拍着我的肩膀说：“学中医很好，越老越值钱。”相信大多数学中医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然而，这两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从自己走过的路回头想起来，我觉得都有道理，但也都不全面。
　　对于学中医的人来说，都有一个共同经历就是背诵，背经典、背汤头歌诀等，这是一个基本功。为什么呢？因为经典是中医的精华所在，学习经典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医思维。记得当年学习方剂时，正好是暑假，回家后天天背诵方歌，直背到连邻居的小孩都能跟着背诵。正是因为当初下了功夫，所以直到现在这些方剂依然朗朗上口。我们有些同学则不以为然，背诵时尽量投机取巧，几年下来不断“返工”，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但是，背诵的前提是理解、融会贯通，特别是现代中医的教科书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等，凝聚几代中医学家的心血，这些理论的学习与背诵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理解经典是很有帮助的。只有真正理解再加记忆，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才能尽快建立中医的思维模式，否则单凭死记硬背也难成为一代名医。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医疗行为和疗效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经验成分，中西医都是如此，所以人们看病通常喜欢找老大夫，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医生越老越值钱”。经验积累固然很重要，“见多方能识广”，但是，中医师的能力不xx是由时间所决定的。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历代许多名医在他们30多岁时就已成名、成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有很多名医原来就是秀才，所以，过去有一句老话叫做“秀才学医，笼中抓鸡”，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要成为一名好的中医，除了经验的积累，文化功底也很重要。现代人缺乏古人那种传统文化的氛围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理解，所以接受中医理论和知识比较困难。12年的中小学教育中接受的大多是现代的科学知识，所形成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模式和实证科学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从幼儿园开始老师要求小朋友每天洗手养成卫生观念，到中学的《生理卫生》课，使每个人都能亲身感觉到自己身体的成长发育，这无疑都是正确的。虽然这仅仅是认识生命规律的途径之一，但是，这种科学观念也由此教给学生一个直接的概念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有的推理都必须符合逻辑思维，所有的实验都必须能够重复，“一加一必须等于二”。而与此不同的是，从步入中医院校的那一刻起，所接触的便是“阴阳五行”、“精气津液”。“阴阳五行”是看不见的，“气”也是看不见的，甚至连经络、脏腑（三焦）都是看不见的。因此对于大多数青年学生来说，思想上的抵触可想而知，适应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不少中医院校的学生{dy}年的学习成绩不理想，第二年渐渐进入状态，成绩逐步上升。对学中医的人来说，只有实现了思维模式的转变，中医思维才能形成，而这种转变不可能仅仅依靠时间的推移自然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基础理论学习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学医靠的不仅是经验和天赋，更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如果想单纯靠经验，等到“头发、胡须变白后，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名医”，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代社会以及将来，这条路都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医生经验再丰富也不可能见到所有的病，当面对千变万化的疾病的时候，医生的理论功底和分析判断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古人云：“医关人命，阔天三尺”，要想成为一名好的中医，前期的奋斗是很艰辛的。
　　古代的中医大师是如何成为一代宗师的呢？这与他的天赋和勤奋有关，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直接关系。过去的中医往往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有许多医学家本身就是文学家，有许多文学家本身也是医学家。如：曹雪芹的《红楼梦》、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就有许多有关中医的故事，从故事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医的理解甚至超过了今天许多科班出身的中医。明代xx医家张景岳从中年回乡行医到77岁去世，之所以在短短的30几年时间内成为一代宗师，很大程度上缘于他深厚的易学功底，正因如此，他能够以易理论证医理，以太极喻人体，“万物即我一心也，固医学虽繁，我能识之执之”。倘若没有对经典的理解，又如何能领悟于创新，又如何能有医学巨著《景岳全书》。唐代xx医家王冰所整理的《黄帝内经》，及其所补的“七篇大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也缘于他的易学功底和他对运气学说的钻研。
　　“中医越?越值钱”，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医是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实际经验积累是非常重要的，但并非说经验就一定和年龄成正比。要成为一名好的中医，除了通过时间积累经验外，更重要的是基本功，中医学对基本功的要求非常高。也有人说学中医的人主要靠悟性，也就是“顿悟”，但“顿悟”的形成除了个人的天资外还需要后天勤学苦练，基本功扎实了，悟性就会提高。剩下的就是长期的实践和不断总结。而现在我们有时把基本功这个环节忽略了，简单地认为抄一些验方，等到人老了就自然有经验了，水平也就提高了，这是个很大的误区。
　　比如正骨是中医的亮点之一，很多情况下中医正骨在骨伤科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大家可能看过冯骥才先生的小说《苏七块》，说的是天津正骨医生苏大夫的故事。苏大夫“张口说话，声音打胸腔出来，带着丹田气”。正因为有这样的功底，“他手下动作更是‘干净麻利快’，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他呢？手指一触，隔皮截肉，里头怎么回事，立时心明眼亮。忽然双手赛一对白鸟，上下翻飞，疾如闪电，只听‘咔嚓咔嚓’，不等病人觉疼，断骨头就接上了。贴块膏药，上了夹板，病人回去自好。倘若再来，一准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连洋人赛马，折胳膊断腿，也来求他”。过去没有X光，正骨靠的就是手感和手法，这些都是基本功，需要长时间的苦练和实践。在那个年代，骨折脱位的病人，主要靠手法复位，既恢复得好，又缩短时间，而且还能节省很多开支。由于骨折不仅是骨头的断裂，同时还有筋伤、内伤，以及气血损伤等，所以，相对于石膏固定，采用中医手法复位后再用夹板固定，这是一种动静结合的方法，有利于病人早期功能锻炼，促进气血运行，提高骨折愈合质量。然而现在大多数骨折患者到医院就诊，医生一般都采用内固定的方法。这种方法当然有许多优点，如复位准确，能迅速帮助骨折部位解剖结构的重建等，且利于病人早期活动。缺点是受伤之后需要手术，用钢板、螺丝钉进行固定，哪怕是闭合性骨折，但钢板、螺丝钉对于机体来说毕竟是个异物，所以，骨折愈合后还得再次开刀，把这些异物取出来，这样病人需要第二次开刀。应该说，中医正骨手法对于大部分骨折患者的xx是有优势的。可惜的是，现在医院里用手法xx骨折的越来越少了，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从技术层面上说最重要的是掌握正骨技术的人已经不多了。哪怕是中医骨伤科专业的毕业生面对着骨折的患者，想到的也只有外科手术。近来，经常有学生家长打电话问我，“我儿子学的是中医骨伤专业，他以后到医院工作能不能上手术台”，却没有接到过一个家长的电话，是关心儿子是否掌握了正骨手法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有一位校友对我说：“不是我不懂正骨手法，更不是我不想用手法，我害怕负不起法律责任！所以，明知道有些手法很好用，也只敢在自己人身上用。”这样一来，中医正骨手法必然渐渐被人们遗忘，离我们远去，又如何能够得以传承？
　　手法讲的是“心、气、力”三者一体，它的传承一定要靠手把手地教学，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地体会，才能心手合一。手法是很难通过录像或者录音，更不可能通过书本传授，即使看上一百遍，没有亲手做过还是不会做。在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教我们正骨手法的老师，绝大部分亲手做过，至少在临床上看过；而现在教正骨手法的老师绝大部分没有做过，有的甚至没有见过，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只能纸上谈兵。照此下去，这门技术迟早是要失传的，许多绝招就是这样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