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谷  魏一平   实习记者◎王烁

　　　　　　　　　　　　　　　　　　　　　北方村庄

　　1997年，李汉朝同意17岁的儿子李磊离开天宫院，去到西红门谋生。从天宫院村一路北行到西红门镇，也仅12公里。不过，这12公里的距离代表的是农民与非农民的差别。李磊未来不会再回家种地了，这是显然的，这一事实对李汉朝心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很难辨识了。
　　李家世居天宫院。李汉朝的父亲是那一辈里的单传，李汉朝是这一辈的老大，而他只有李磊这么个儿子——北方村庄，对长房长孙的看重，更为明显。从小，李磊全由爷爷奶奶带着；一脉相承，后来李磊有两个儿子，还能干活的李汉朝也不再努力在田里干活了，重心全部转移到孙子身上。作为父亲，李汉朝对儿子有过什么样的期待，现在也很难说清。
　　李汉朝是典型的北方农民，干活从不惜力。早年间，村里农民还是靠工分挣钱的时候，李汉朝所在的三队组织了一个装卸队，去附近工厂揽活。能够参加装卸队，大约每人每个月能够额外挣出20多块钱来，相当于收入翻了一番。问题是，一个生产队只能挑选出十几个壮劳力，而想参加的人却很多，“李汉朝是每次都没有被落下”，天宫院村三队当时的后勤队长马凤德现在与本刊记者评论“xx不会打，牌不会玩儿”的李汉朝：“别人看不到的活他能看到，大伙当然喜欢他。”李汉朝的大舅妈偶尔去他家串门，“夏天他们家吃的都是热面，不舍得吃冷面”——热冷的分别是，冷面必须拌点卤，而吃热面则可以节省下这点卤料。
　　李汉朝在村里从来没有成为过显著性人物，不是大家xx的焦点；而他媳妇又是四川人，在村里没有任何亲友，也不太和村里妇女多聊天。大家的印象基本上只能来自肉眼的观察，这种观察集中起来的印象就是他们一家的节省。天宫院完成第二轮土地承包后，新发地农贸市场开始兴办，这是周边农民能够批量出售自己农产品的市场，李汉朝夫妇为了卖自己家种的豇豆，两口子从凌晨3点多起床开始摘，一直摘到天黑，然后夜里夫妇两人一人一辆三轮车骑到15公里外的新发地，新鲜才卖得出价格。村民李成友向本刊记者描述记忆里这对夫妇去新发地卖豇豆，感叹的重点不是勤奋而是节俭，“他们两口子，就找一个瓶子灌上自来水，一路骑车一路对嘴喝，骑到新发地赶个大早卖豇豆”。
　　在天宫院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勤力而节省的李汉朝，都算得上标准的好农民。
　　北臧村镇有23个村庄，天宫院村是{zd0}的一个，直到2000年，按《北京百科全书·大兴卷》记录，这里仍有耕地3489亩。而解放初{dy}次测量，天宫院村则有1.0009万亩地——这是这个村所有人描述村庄历史的开头。村庄的命运转折当然始自土地承包，{dy}轮承包时，天宫院采取了{jd1}平均的分配原则。村里的耕地按横渠长排、赵家梨行、树行地分成三等，各家三等土地平均搭配。村小学老师王治邦{dy}次承包，家里5.5口人，分了8.94亩地，却分属11个地点——“承包地之间，从村东到村西，有的要走三四里地”。即使1998年{zh1}一次承包，王治邦分家后仅有老伴一个人的承包地1.77亩，也分属三种不同等级。土地承包，对城市人而言，已经抵到制度终点；而对农民而言，却是开始，如何分配才是关键。{jd1}平均的土地分配，以及相距遥远的承包地——土地制度鼓励的是像李汉朝那样勤力的农民。
　　不过，承包地分散而且距离过远的问题，似乎从来没有困扰过天宫院村。天宫院的特殊性在于，上世纪60年代，村东边——村里人称为东油房的那一片土地被天堂河农场拿去使用了，天宫院村也归属农场管理。后来天宫院村与天堂河农场分开，村里反复争取，竟然从农场那里要回占地补偿费285万元。在上世纪70年代，这当然是巨额财富。村里拿这笔钱修了路，每家安装了自制的太阳能以及沼气池，还剩200万元存到镇里信用社，每年分得利息。后来这笔钱再次被大额使用是镇上干部杨德荣所为，他来村里蹲点3年发现这里的问题：天宫院村土地平坦，适合机械化耕种，但承包地过于分散却是矛盾。{zh1}的解决之道是，在各家的土地承包合同里，备注一栏直到{zh1}一轮承包仍然明确标注：“服从集体区域化种植”——只要村里各家承包地的种植品种一致，机械化即可实施。村里动用那笔存款为天宫院添置了机耕机种以及收割机各种设备，各家{zh1}按自己承包地的面积收麦子与玉米即可。劳力当然由此解放。不过，无论{jd1}平均分配承包地，还是机械耕种，它所依仗的结构性条件是集体化。显然，这一结构性条件是观察天宫院村村民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必要构件。
　　按政府的统计，2000年，天宫院村农村总经济收入即达3524万元，人均4127元。与周边村庄比较，这里当然是富裕村庄。不过，对李汉朝那样的勤力而节俭的农民而言，村里的平均富裕之下，他当然想更有作为。自己承包的那点地，对于李汉朝，实在花不了太多工夫打理——他最初的选择是去到天津跟孩子的大姨合伙办豆制品加工厂，大姨负责生产，他则负责到处跑材料、搞销售。农忙的时候就赶回来干地里的活，一点没耽搁。但是，豆制品厂没能做成功，两年后就歇了。比较而言，李汉朝还算幸运，跑到天津做豆制品，大家也不认真计较。而村里在他之前想离开土地去做副业的，面对的村里的条件很苛刻：放弃村里的户口才可以。这当然是集体化思维的必然选择。村民杨振荣认真回忆良久：算起来，天宫院村只有两个人真的选择放弃户口去做副业。
　　对天津豆制品厂的失败，李汉朝自然心有不甘。稍后，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又租下了村南的造纸厂，自己办起做建筑保温材料的小加工厂，曾经还雇到六七个工人。结果，这一保温材料厂{zh1}也没有成功。为了做这个厂，李汉朝向马凤德借了8000块钱的本钱，几年后，马凤德孩子结婚要用钱，找李汉朝要，等了20多天，这笔钱才还给马家。后来马家才知道李汉朝这8000块钱还是专门跑到天津，去找大姨借的。李汉朝的好朋友，后来成为村主任的马永德跟他讨论过农民做生意这件事，马永德的结论很简单：“我们种地，一季收成不好，还有一季可能找补回来。但做生意，一亏就全赔进去了。”好农民李汉朝的生意尝试看来是失败了，他没有摆脱集体化的约束力，这其间原因，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马凤德家的院子与李汉朝的院子仅隔两家，他们是酒友。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在酒桌上，李汉朝都还算开朗、随和，也能说会道。但是，回忆起他们酒桌上所谈的内容，几个农民所讨论的差不多算得上是政治局委员思考的问题了，而李汉朝的生意以及他自己的家庭，从来不在他们谈论的话题之中。从朋友的角度观察，生意上的不成功，似乎没有太大地影响李汉朝。这也可以理解，对于像李汉朝这样不惜力也节俭的农民，只要有土地，相对正常的生活，从来不会是难事。
　　如果说李汉朝有什么烦恼，或许只可能来自他的儿子李磊。
　　由爷爷奶奶带大的李磊后来不爱说话。爷爷奶奶的抚养与父母的管教，其间落差最显著的表现，在村里人看来，就是李磊的沉默，像马凤德、马永德这些李汉朝的好朋友去到家里，最多只能听见他叫一声“大爷”，便再无任何言语——叫“大爷”，很多时候还是在李汉朝的要求下才叫的。除了沉默，村里人如果对李磊还有印象，就是“蔫大胆蔫儿坏”。有一回——李磊那时还是小孩子——李磊看见别人卖菜的钱匣子，抓起来就跑。在村庄里，大家都沾亲带故，李磊的这样的行为，无论怎样说，也算出格了。马永德就曾跟李汉朝说：这孩子你得管！李汉朝当然管，只不过方法很简单：揍！村民郑清友甚至还记得李磊被吊起来揍。结果，李磊更沉默了。他以前的同学后来在村里见到已经去了西红门的李磊，问他在干什么？却总是得不到清晰的答案，“李磊说话的声音太小了，xx听不清楚”。在天宫院，李磊以沉默面对所有人；而在学校，几乎没有老师还记得这个孩子，原因同样是他不爱说话，从不出众。17岁，李磊离开了天宫院，村里人对他的记忆更是一片空白。指望李磊像他父亲那样，在集体化格式的村庄里成为大家认可的好农民，显然已不可能。
　　不过，哪家没有一点自己的烦恼呢？李汉朝的生意与孩子，也就是普通北方农民生活中一点小烦恼，极其正常的内容而已。这座村庄也如其他北方村庄一样，按照自己的惯性一点点往前。一切都实在正常不过，在那个年代谁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端倪。

　　　　　　　　　　　　　　　　　　　　　京开高速

　　在儿子去到西红门一年后，1998年，李汉朝的好朋友马永德竞争村主任成功。天宫院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村主任，当时还是北京市的试点，马永德赢得名至实归。马永德的成功，即使马永德本人现在向我们解释时，套用的也是当年的流行性句式：致富带头人。1988年，马永德承包了村里的果木林地，经过10年努力，已经获得足够令人眼红的收入。而村里其他村民在马永德的带领下，也跟他一样承包别人不要的荒地种植果木，结果当然也一样富裕起来。
　　对自己的财富，甚至赖以成功的果木林地承包，马永德口风极紧，并不乐意透露任何信息，有着传统中国农民的机灵。对于农民而言，成熟的耕地才是关键，比如天宫院甚至采取{jd1}平均的承包分配原则；但是，耕地之外，各村庄还有相对数量可观的荒地——在北方，因为风沙大，这些土地基本都是沙包地，开垦难度大，并不被重视。在马永德之前，仅有两户农民分别承包了50亩和30亩这样的沙包地种植果木树。这两户中的其中一户马广书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没有人想承包这样的沙包地，当时村里的鼓励政策是，承包的前3年不交承包费，从第四年开始才逐渐递增承包费。当年马广书能够有勇气承包沙包地，主要原因是他有一位在中国农科院上班的舅舅，有技术有眼光，他才有胆量。足够的时间给了他们成功的收获。以马广书所承包的50亩果木林地来看，直到1998年，全部承包费才涨到1.5万元。而这个时候，马广书每年能够从他的果木树里获得超过10万元钱的收入。沙包地的土地价值，在这时候甚至已经超过成熟的耕地。
　　荒地的价值实现，需要的是时间成本。在北方，桃树3年见果，苹果、梨树6年才有收成。最初承包的时候，农民能够承包土地多长时间尚未有定论，有勇气包下沙包地，当然不简单。1998年，土地承包合同定为30年的期限，这样一来，那些已经成为熟地的果木林地成为村里争夺的重点，承包费当然会涨。马广书的合同1998年到期，他没有获得续约的机会。而马永德竞选村主任成功，格局自是不同，他继续承包着自己的果木林地。
　　在那个年代，土地价值，对农民而言就是土地上能够产出多少收入，天宫院的村民看到的榜样是马永德们。
　　不过，马永德当选了村主任，却有机会比村民看到另一种土地增值的可能性。
　　马永德当选村主任一年后，面临的{dy}个重大事件是京开高速的征地。国家征地，对于农民而言，天经地义，并无任何谈判的必要。京开高速所征天宫院之地，基本上是村里的开荒地，不在土地承包范围之内，除了50多户农民的宅基地受损需要补偿，耕地没有影响。这次征地，天宫院平静异常，看起来{wy}需要解决的是那些受损的宅基地。这个时候，马永德展示了需要很多年后才能被认识的才干。
　　为了安置那些因京开高速征地宅基地受损的农户，马永德去镇上再三谈判，终于获得两块分别为80亩的宅基地。京郊农民的宅基地，一般是3分地5间房，即3分地上（200平方米左右）建5间房，天宫院土地多，基本格局是4分的宅基地。即按4分地的标准，天宫院受损的50多户农民，也要不了80亩的宅基地补偿。马永德解释说：“为了征地迅速，我的办法是过去4分地5间房的，补偿都按8分地10间房给。这样80亩宅基地也够了。但是，如果村里其他人要宅基地呢？我就再要80亩宅基地，谁要给谁。”这样的“德政”的解释很容易说服不了解乡村的城市记者。如果回到乡村现实，土地承包一经确定，而且是30年的合同，那么一村之长在土地上的权力，耕地分配已无空间，相应就会转移到宅基地方面。160亩的宅基地，除了补偿京开高速征地受损的农户，其他的当然是权力赖以行使的资源。
　　10年后，这些原初是权力资源的宅基地，又演化成宅基地拥有者的财富之源。农村的xx，一如当年沙包地的承包一样，需要在相对长的时间段里，才能理解其间因果。
　　有了这些宅基地，李汉朝找到马永德，说想要一块宅基地，给儿子李磊盖一个院子，无论他未来会不会回天宫院来，总需要一套房子。跟本刊记者说到这里，马永德才露出一丝小小的得意：“那个宅基地，是我硬给他的。”李汉朝理想的宅基地，是想跟那些京开高速受损的农户补偿的宅基地在一起，这里的地靠道路，方便。对于自己的好朋友，这点事不算难题。160亩的宅基地，在马永德的控制下，陆陆续续也都分完了。再后来，李汉朝这次要的宅基地因为惨案背景，多数村民传说这里是坟地，今年征地拆迁还挖出两具棺木。以此来问询马永德，他想了想说：不可能。证据是当年这一宅基地下还埋有企业的电缆，也因此让村民将房子挪开1米多来建。如果有棺木，挖地道埋电缆时会发现。
　　以地补地的策略，当然也是天宫院征地异常平静的因素之一。而且，似乎天宫院的农民在此次征地里所获甚丰。
　　但是，中国农民的根本是现实利益主义者。京开高速公路建成，天宫院村民发现，就他们这一段没有涵洞桥，而北边的韩园子、大庄，南边的大堡、庞各庄都有。如此一来，天宫院被封闭高速路分隔成东西两部分，如果去到路东坐车去北京，得绕一个大弯。虽然有了新的宅基地，但村民们对这笔账还是要算清楚的。后来再回忆当年的计算，京开高速虽然征的是天宫院的荒地，但国家肯定给了补偿款，还有建涵洞的钱……这些钱当然不会进马永德个人的钱包，而是进入村里的账，但究竟有多少，村里并没有公开。
　　这一疑问所引发的后果，直接涉及马永德2001年的第二次村主任竞选。显然，这一回他有了要为村庄涵洞讨一个说法的带头人的严厉挑战，不再像{dy}次竞选那样胜在必然。村庄政治永远是利益表达的舞台。不过，马永德这一次竞争，最终仍然胜出。其间原因，他当年的“助选谋士”、后来的竞争者马长海给他支了一招：“联盟”——推举另外两大家族的人出来竞选村委委员，与自己搭班子。“一正二副”的结构，果然帮助马永德渡过难关。马长海现在跟本刊记者解释说：虽然挑战马永德的是我们马家的姑爷，但马永德好歹也是我们马家自己人啊。他有难，我们能不帮吗？
　　基本上算是平静的京开高速征地，给村民与马永德带来的经验迥异。村民们是自然而正当的利益诉求；而京开高速征地以及其补偿款所显示的土地价值，远远超过天宫院的耕地以及后来被更多人追逐的果木林地的价值。但是，能够看清楚这一点的人，为数极其有限。自土地承包改变了村庄格局后，新的改变的力量已经生成，只是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被发现。

　　　　　　　　　　　　　　　　　　　　　　　开发区

　　马永德拿到任命书，就任村主任不到一周时间，被镇里找去商量向天宫院村征地。这次要征的是实实在在的600亩耕地。
　　当年北臧村镇与天宫院村联合给村民的一封公开信里解释说：“根据2010年北臧村镇总体规则，村西工业区占地已经纳入大兴卫星城总体规则，与埝坛工业区做有效衔接。而且这个规划早在今年4月就已经得到了首都规划委员会的批准。”问题是，天宫院农民新的30年土地承包合同刚刚签署两年，随即征地，这个变故太过剧烈。何况耕地对农民而言，是生存之根本所在——而对镇政府，包括马永德而言，他们意识到的未来，一如公开信里所说：“仅仅靠农业种植业是不行的，有哪个地区靠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每一个家庭都有孩子，而这些孩子没有一个愿意在家种地。”
　　这些判断现在看来都是事实，但回到曾经的历史现场，虽然仅仅只有8年的时间间隔，但当年引发的村民的情绪震荡，超乎想象。
　　就在公布征地的当天，村民李成友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跑到村里的广播室，结果村主任和支书，还有广播员杨振荣都不在。李成友找来人把广播弄好打开，在大喇叭里朝村民喊：不愿意卖地的都到村里来，让支书与村主任给大伙儿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结果，村委会办公室前一下来了200多人。村小学老师王治邦有记日记的习惯，那天的日记他记录：结果等到半夜也没出来一个干部给大伙解释。不过，半夜两点多钟，倒是有人找到李成友家，向他要500块钱，说他把大队广播员杨振荣打伤了，要去医院看病。除了要钱，还要把李成友带走，李成友的儿子向他们要逮捕证，没有，当然不去。
　　过了两天，李成友被人叫去派出所问情况，结果一上车就被直接送到宋庄看守所。看守所的人在“接收”李成友时发现他有高血压，跟送他来的人说：不行，这个人不能放我们这儿。但是送他来的人一听，就跑了。李成友的儿子去找杨振荣，问他爸爸到底打了他没有，还说如果真打了，就是卖房子也给你治伤。杨振荣当然作证说没有打，还把500块钱退了回来。饶是如此，李成友还是被关了10天。
　　农村的故事，如果以城市人的想象来理解，会将上述拘留事件想象得过于严重，而农民自己理解和处理这等事件，要放松并且柔软得多。出来后，李成友就去找那个开车骗他进了看守所的人，结果，“问他，他就乐，说他也不言语，骂他也不理”。进看守所，李成友手里当然有一份在看守所签名的拘留证原件。出来后，同村的村民来找他弟弟，说村里要拘留证的复印件看看，拿到复印件后，又说不清楚，要原件——“我当时想，给他们看看也没什么，就把原件给他了。结果就再也没有拿回来，被村里销毁了。原件没了，我想告他们也不行了。”村民与村干部如此斗法，也确实简单直接。我们后来在另一位有心的村民手里看到这份拘留证的复印件，如果真打官司，证据当然有。打官司，其实也只是说说而已。
　　李成友当然会去找马永德讨公道，马永德的处理也简单明了，给李成友安排了一个“看大街”的工作，一条街上有乱倒垃圾的就去制止一下。这份工轻松简单，而且每个月有300块钱的收入，有了这份利益安排，拘留事件基本结束。不过，这份活干了半年后，镇里取消这个机构，李成友的活也没了。马永德跟我们回忆：“他媳妇又来找我，而且是大年三十，你说我怎么过年呢？我说你别闹了，我给你2000块钱得了。”这时，这个故事才终告结束。
　　李成友的拘留故事结束了，但征地还没有落定。当时北臧村镇与天宫院村确定的承包的土地的流转费是每年每亩1000元，剩下的28年承包期，先付10年的流转费，余下的10年后再一次付清；地上农作物则以小麦每亩600元、西瓜每亩1600元、花生每亩600元的价格给予一次性补偿。这其间的利益计算，充满着农民的智慧。
　　在村民一方，签署了土地流转协议后，600亩土地所涉及的184户村民有122户集体将村委会告上法院。这一诉讼，村民的理由极其朴素：“如果是国家征地那就有正式批文，要跟政府签合同，可{zh1}出面跟各户签合同的是村委会，这不符合‘鼓励土地承包到户’的国家政策，而是‘反包倒租’。”真上了法庭，原告席上是马广书等5名代表，旁听席是122户村民代表，被告席上的马永德，“他念稿子的时候手直哆嗦，是真有点害怕了”。
　　这个官司并不顺利。村里一位在城里上班的人认识一个东北女律师，这位律师很热心，接手了这桩官司，并到村里来开会取证。结果令人失望，不仅{zh1}的起诉状没有将镇政府列为被告，真正到了法庭，那位律师却称病未到，而由另一位律师代替。官司{zh1}当然是122户村民输了，原因很简单：村民们已经签字，又拿到了土地流转费。输了官司的村民当然心里不满，他们想起那个热心此案的女律师，“输了还能收我们的钱？”这3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可是村里122户每家几百元钱凑起来的——北京市一中院维持原判的结果一出来，村民们又开始回过头来找那个女律师要回自己3万元的代理费，{zh1}告状到北京市司法局，终于讨回代理费。即使在严肃法律程序里，乡村逻辑仍有成功的可能。
　　我们的采访，所有涉及这一轮征地的农民，回忆当年他们的抗争，极其真诚：对于农民，土地才是命根子啊！保卫自己的耕地，是他们所有努力的{wy}目标。但是，官司{zh1}还是输了。马永德与镇政府的{dy}次内生性的工业化尝试，虽然最终也完成了600亩土地的流转，但因其手段的过于简单，以及由此引发的村民集体对抗，显然未来之路已无内生可能。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虽然已经明确成为趋势，但在天宫院这个有着“集体化”性格的村庄，它的进程，以600亩土地流转为标志——断然的转折方式，其后演化的方向超越我们的想象。
　　在这一轮征地期间，先前天宫院村引以自豪的机耕机种方式，也开始面临解体。机械化的大规模耕种，前提是土地平整与种植作物统一。“服从集体区域化种植”甚至是写在承包合同里的要件。600亩土地流转事件，意外结果是萌发了改变这一村庄“集体化”性格的可能性。王治邦跟本刊记者描述这一看起来并不那么让人注意的过程：过去大家要种玉米就都统一种玉米，这样方便机耕。后来，农民发现种小油菜一季只要一个月，每斤能卖0.6元；而种玉米4个月一季，每斤却只能卖0.35元——土地价值意识一经启蒙，大家当然不会再在乎是否大规模是否更有效率，纷纷开始按各自{zd0}利益来种植了。机械化的优势，在村民各自利益面前，逐渐消退，这一过程甚至显得自然而然，波澜不惊。
　　这一次征地，在村主任位置上的马永德，自然有着自己xx的算计。镇里要征这块地做开发区搞工业，马永德自是无可抗拒，而且要积极配合。镇里对天宫院这600亩土地的出价是每亩3.6万元，这块土地如果镇里招商成功由商家接手，价格自然会超过这个数目，其间差价当然由镇里享有支配权。马永德自然明白这其间机巧，当他跟我们回忆这段计算，很为我们这些“不明白的”城里人而生气，马永德也有自己应对的智慧，“卖土地的这部分钱{zh1}是要归村集体的，当然越高越好。我当时也不反对他们的价格，但我不跟他们签合同”。不签合同，意味着这块地已经完成征用，所有权却仍然在村委会。在镇里与村里对土地利益的争夺中，马永德当然有捍卫村庄利益的本能。也算天助马永德，镇里对这块地的招商未能及时进行，于是所有权一直握在村委会的600亩土地，两年后有了新的买家。区政府要将这块地列为生物制药基地，除了既有的600亩，还要征地1000亩。地价是每亩9万元。
　　所谓地价，即占地费。按农民土地承包合同里的所列条款：农民承包的土地依法由农用地转为国家建设用地，占地费归甲方（村委会），补偿费归乙方（村民）。按此规定，每亩9万元的地价，是天宫院村集体所有的收入，有四级机构监管，不可擅自动用。而农民的补偿费，除了土地流转费每年每亩1000元外，就是地上作物的一次性补偿。
　　经由前一次600亩土地的官司，村民们虽有30年合同，也不甘心，但都明白了失去土地的事实无可阻挡。改变村庄的力量——甚至远强过曾经改变村民命运的土地承包制的新生的这一力量，自此终被村民理解。只不过对于天宫院而言，这不再是主动而是被动。有此前提，村民能够争取的唯有地上农作物一次性补偿的收益{zd0}化。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