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体硬伤的图书，担不起国民阅读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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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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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连创新低（2010年止跌回升），不断有专家出面发表警告，还有人倡导“将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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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各级党政官员则以身作则倡导读书，图书馆、社区和农家书屋的完善配套提上日程，各种与读书有关的文化论坛活动在各地盛行，网络阅读、手机等新媒体阅读渐成潮流，国内出版界继续保持着原创书、外版引进图书的高产。许多媒体也相应的增加了书讯、图书连载、书评版面设置，并且每到寒暑假、新学期开学、大小长假，都会报道民众到书城选书买书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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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得上是一片表面繁荣。然而，在这背后，也有几点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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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阅读冷转热，暗含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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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虽说网络等新媒体阅读盛行，但阅读的内容却大多是艺术水平参差不齐的网络小说，几乎没有人文、科学、严肃文学图书的容身之地，这固然可以用前述几类图书的著述特点、新媒体平台的技术属性、当代读者的浮躁心理等因素来解释，却未必能站得住脚，或者说并不具备完整解释现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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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些机关、官员所倡导的读书，所开出的具体书单，过于明显和直接的指向了施政主张（如强调政令畅通、执行力、招商引资、产业调整等），实际上，受众只要从书里书外“读”懂了领导的微言大义，其实并不需要认真阅读，也不能真正的带动公民读书、无助于社会阅读氛围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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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凡学院知识分子参与的公共文化活动，例如在深圳等地的“读书月”所开出的书单、讨论的选题，以及通过媒体发表的图书评论，实际上不能代表人文等门类图书的整体面貌，只是这部分人群的阅读喜好，这自然引不起普通民众的兴趣，也就有了“热门书不畅销”、“畅销书不热门”的怪现象。同样，媒体为图书而“腾”出的版面，一般情况下也仅仅是专职书评人、媒体编辑发稿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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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方面的分析，应该厘清了数据上由冷变热的国民阅读率所可能带来的误导。换言之，仅仅靠机关、官员带头，或寄望于新媒体技术（平台）、“大场面”式文化活动，并不能真正解决国民阅读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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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图书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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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如果抛开上段所述三点与国民阅读根本无关的现象，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可能非常糟糕。笔者近日开展了一个小调查，通过QQ、MSN、电子邮件和电话等形式，对30位不同城市、行业、职业身份，年龄跨度在20-45岁的朋友做了访谈。调查结论显示，73.3%的受访者半年内没有阅读、买书计划，在过去一年中完整读完一本图书（教材、教辅、地图、工具书排除在外）的人不足20%；而所有受访者均具备至少每月200元以上的文化开支能力，半数以上不相信读书有用或者会令自己得到精神抚慰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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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看法当然是偏颇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普通民众对图书价值的怀疑。调查中，有4位既选择了未来半年购书计划选项、也自称过去一年中完整读完过一本（或多本）图书的受访者，不约而同的提到了图书质量不高的问题，并举例说明；而其他一些受访者则表示知晓清华大学学者王奇在著作中将“蒋介石”（Chiang Kai-shek）误译为“常凯申”，以及其他图书将“孟子”错译为“门修斯”、将《孙子兵法》注解为孙中山所著的政治书籍等事件，认为反证了“拒绝阅读”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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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和调查实例均证明，要想提升我国的国民阅读率，让普通的中国人做到像法国人、德国人那样钟爱书籍，必须首先解决图书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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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热三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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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质量问题，甚至可以形容为“遍体硬伤”。通过现象分析，可以粗略归纳为三点相互联系的表现：译著掺水、题材跟风、审查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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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外版引进图书的简体中文本，存在较普遍的翻译水准问题，最离谱的表现则是“常凯申”和“门修斯”的故事，较常见的还包括，国外汉学家的学术作品，被译成名词关系牛头不对马嘴、语句晦涩的“火星人图书”（网民语）。除此之外，不少出版社、民营出版公司为了节省时间和翻译成本，还常常顺势从外版书的中国香港、台湾繁体中文本中直接copy，然后挂一个子虚乌有的译者姓名，就堂而皇之的发新如潮——当然，大陆读者基本能读懂港台版本的图书，但港台英译汉、日译汉习惯以及汉语语法标准有所不同，对一些专用人名、地名的译法更是大相径庭，如果直接照抄，不但给读者阅读造成障碍，而且还侵犯了港台出版同行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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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叔本华曾经对伪书、垃圾书流行痛心疾首，认为那样的书使读者不仅浪费时间、金钱，而且丧失了读好书、做高尚的事情的机会。可以说，相比外版引进图书，品种更为丰富的本土图书，质量更加难以让人放心。如同上世纪80-90年代的香港电影，近年来国内出版社对热门图书的跟风，乃至于粗制滥造、恶性炒作，已经造成许多有意义的选题在短期内被空前透支，招致读者的深切厌恶。比如，几年前，《天亮以后说分手》后紧随《天不亮就分手》，《谁动了我的奶酪》引出《我能动谁的奶酪》、《谁动了我的肉包子》；到了2007年，《货币战争》的争议性和连续热销，使得炒作原本读者群严重受限的金融、经济安全题材成为可能，就有了诸多的“战争”版本——即以“战争”跟风图书而言，拼凑痕迹相当明显，或大篇幅引用报刊报道内容，或不注明来源的整章整节剽窃他人著作尤其是国外作者的著作，或故意忽略数据资料而武断推论，或简单化的根据网络论坛上“民意”集中的帖子而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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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风图书及其速朽的最近一个例子，是刚刚因为张悟本“神话”破产而陷入窘境的养生图书，正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果说之前其他种类的跟风图书，还仅仅是文字贩子和无良书商的简单合谋，养生图书的盈利模式就让人大开眼界了。以刘太医、张悟本等人为例，他们并不过分在乎通过图书的收益，而是通过迅速炒红粗制滥造的著作，换取名气登上电视、互联网的平台，赚取更大的口碑效应，然后再反馈到现实层面，通过给人看病拿药的高价收费，牟取暴利。此外，如果张悟本利益团队炒作绿豆一事为真，则更说明他们已经读懂互联网时代{zz0}钱的交易，就是用口碑营销操纵和撬动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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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久前曾对张悟本事件发表评论（5月30日“人民网”）提到，对于张悟本的履历xx、夸大食疗效果等忽悠做法，以及其他类似养生大师、图书开出子虚乌有“灵丹妙药”的把戏，最根本、xxx的遏制办法，应当一方面明确责任、完善规则，即文（言）责自负，养生书、养生节目一干链条上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必须要为其“表演行为”负责，承担错误、不当、欺骗性言论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要严格落实现有的出版物质量管理规定，明确出版机构、渠道商、专业媒体、监管部门等方面的责任——在笔者看来，这也是遏制图书“译著掺水”、“题材跟风”现象的{wy}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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