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古城文化遗产面临生死考验 □采写：本报记者 卢斌 摄影：云南信息报记者 杨映波 十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xxx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假若再过一个十年，反观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不知是一场复兴还是一场毁灭？ 丽江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它的幸运，但它同时也面临着选择，是抛弃它的日常生活传统，抛弃它作为一个活着的古老城市的那些使它具有活力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死掉的遗产，一个古代城市的标本？还是认真思想，这个城市曾经有过，今天依然在延续的传统，是否真的对于现代世界只是一种过时的老掉牙的东西？”（于坚《幸存之城-大研镇记》） 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大军南征云南，革囊渡江取道丽江，纳西首领阿琮阿良赴江口迎接，并帮助元世祖攻陷大理。面对强大的入侵，纳西先祖凭借弱小民族的生存智慧求和，使自己的人民与文化免于屠戮。自此，“丽江”有名；自此，大研古镇平地而起，四方街敞开道路接纳八方客商。 800年光阴荏苒，中原地区王朝更迭，战乱频仍，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丽江古城及其承载的文化在经历地震、大火及革命后仍得以幸存，10年前，1997年12月4日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xx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和小资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他们甚至宣告：“丽江已死。” 去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在全世界面前，又一次站上了历史的关口。 当纳西古乐邂逅周杰伦 “我们纳西古乐的价值，就在于它没有改变。”2008年1月14日，大研纳西古乐会会长宣科对坐在台下的联合国官员说。 这位绝顶聪明的丽江文化名人事先知道，台下的贵宾这次来丽江不是专程来听他的古乐的，他们执行的是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决定：实地考查丽江古城并提交报告。这个报告对于丽江是否会被列入世界遗产“濒危目录”（即亮“黄牌”）至关重要。 那次大会上，联合国对丽江古城的商业化和原住民的迁出表示担忧，提出三条建议：制定古城及其周边总体规划，以保护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的完整性；制定恰当的土地使用规章制度和针对拟建的开发项目影响的评估程序；继续为本地民房所有人提供支持，使其能够根据传统建筑方式对其民房进行维护。 联合国官员到来之前，古城街道上的青石板被冲洗得光可鉴人，沿街的部分商铺关门大吉，而仍开门营业的店员被要求必须穿上纳西民族服装。很多纳西老人，有组织有秩序地来到四方街，跳起了传统舞蹈。 一曲古乐演奏完毕， 1月11日，一场汇集了周杰伦、蔡依林等当红xx的“音乐盛宴”在省城昆明举行。“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兮……”周董当晚一边挥舞双截棍，一边引吭高歌令体育场内的3万“粉丝”兴奋不已。 “还好周杰伦没有来丽江。”宣科话还未落音，台下的百名观众笑成了一片。 然而，这位78岁的老人家对自己的乐队还是有充分的自信，每当丽江有重要人物或贵宾到来，必然会被领进他的会场，聆听这些在中原早已消失而被纳西民间保存至今的洞经音乐。 宣科的自信还来自于，他经过30年的奋斗，带着一支由农民、教师、裁缝、和尚、马锅头、建筑工、鞋匠等非专业人士组成的“三老”乐队（乐师老、乐器老、乐曲老），去过大不列颠、法兰西、西班牙、日本，为国王、{lx}、大学教授演奏，把一种濒临死亡的音乐及浸透其间的民族文化呈现给世界。 古乐过去只是纳西族在田野间农舍前的自娱自乐，现在成为每晚上一个半小时班就可月入1500元的行当，很多老人排着队想进大研纳西古乐会，因为还有出国演出、被重要人物接见的可能。 与此同时，丽江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圣地，游客与旅游收入爆炸式地增长。2006年丽江旅游人数是400万，旅游总收入46.29亿元，去年达到了540万，实现旅游总收入57亿元，而1995年这两个数字仅为84.5万和3.26亿元。 古城的灵魂正在离开 1930年，宣科生于丽江古城区，作为一个牧师的儿子，他有一个德国保姆和一个德国家庭教师，他上过教会学校，所以说自己的英语“了不得的好”。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丽江被田野所包围，冰雪的融水潜流其中，玉龙雪山在蓝天下崛起，绿油油的冬小麦在风中泛起道道麦浪，一直连绵至雪山脚下。童年宣科眼中的故乡，也是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心中的“香格里拉”，还是俄国人顾彼得笔下的“被遗忘的王国”。 那时古城里禅院、喇嘛寺、道观、孔庙、基督教堂并存，四方街上出没的不仅有纳西族农民，还有藏族马帮，白族工匠以及汉族商人，儒、释、道、巫等多种文化在城里碰撞交融，而居民的生老病死、祭祀祈福都在其中。 现在走出古城看到的是宽阔的马路，汽车飞驰而过留下油烟和尘土，连片建好的和在建的楼房与别墅，而这些建筑千篇一律都是由钢筋水泥构造，从大洋彼岸复制到中国沿海，又从东部复制到西部，同古城中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井天”格格不入。 学者专家最担忧的是，古城的灵魂正在离开躯体。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顾彼得，这个多愁善感的俄国贵族，60年前为躲避革命逃至中国，{zh1}来到丽江，被玉龙雪山和“可爱的土著”所倾倒，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他竭尽所能地赞美古城，因为这里没有旅游、广播、电影、俱乐部等“一切遮蔽时间的可怕手段”；他赞美纳西古乐，认为“它是众神之乐，是一个安详、{yj}和平与和谐的国度的音乐”，有人不能领会觉得古乐单调，那是因为“他们的心情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平静和安宁”。 古城的酒吧街，如今每晚都充斥着顾彼得说的“一时胜利的欢呼声，失败的惨叫声，垂死的呼叫声以及狂欢节那种不协调的尖锐刺耳的叫喊声。”男男女女在强烈的节奏中扭动身躯，酒吧服务员则不知疲倦地拉歌领舞，他们身着少数民族的服装，但唱的是流行歌曲。 “我刚刚要睡着，又被吵醒了，刚刚要睡着，又被吵醒了。这些狗男女。”宣科说，他最终无法忍受夜晚的喧嚣，搬离古城住进了自己在城郊占地86亩的庄园中，联合国的报告中还提到了他的迁出。 宣科位于古城的家，现在是一间客栈。 幸存的世界遗产和新的沦陷 顾彼得抵达丽江之前，洛克博士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的文章和图片，就让丽江及其周边进入了西方的视野。 1949年，让顾彼得始料不及的是，源于俄国的革命很快燃烧到了中国，虽然“离开丽江的念头或许永远是不可忍受的”，但他和他的朋友洛克博士还是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丽江。 那一年，宣科参加了革命纵队，成为“红小鬼”，解放后他当上了昆明文工团的乐团指挥。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宣科锒铛入狱，此后的21年间都在个旧锡矿劳动改造。 这段时期，丽江很多寺庙被拆除，和尚被勒令还俗结婚，在古城之外，人们挥舞着红本本在xxx的塑像前喊口号。现在情况又有新的变化，这个塑像被抽掉了底座移到一旁，因为其后面建起了一家名叫“香港会”的酒店，它正好挡住了酒店大门。 “xx”中，喜爱古乐的老人们不再凑一块儿演奏，将乐谱藏烧掉，他们心痒时只能偷偷摆弄乐器，不敢让红卫兵听到，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把一些曲目坚守下来。 纳西族文化的核心东巴文化，这时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东巴们停止了一切宗教活动，用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经典被大批焚毁，幸存下来的古籍在2003年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而丽江可能是全球惟一同时具有三项世界遗产的地方。 在那场“砸碎旧世界”的运动中，和力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同学们没收了一大箩筐东巴经准备销毁，他觉得上面的图案很漂亮，偷偷留下了两本。高考恢复后，他进入了大学学习中文，纳西学者和志武的讲座让和力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民族，认识到东巴文化巨大价值，他下定决心为传承东巴文化奋斗一生。和力民现在是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的研究员，独树一帜的是，他本人既是一个研究者，又是一个东巴。“我当初应该多藏几本。”谈起那个疯狂年代的无知，和力民感到心痛。 1982年，和力民放弃留校和从政、毅然要求回到故乡抢救东巴文化时，宣科已被甄别回家，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劳改犯生活让他的两根肋骨陈旧性骨折，但并未使这个热衷插科打诨的人心灵受挫，相反他更具幽默感。宣科和一帮老人开始恢复重建大研古乐会。 那时古城的游客多是外国人，他们逃离工业文明发达的西方，来到遥远如神话般的异域，追寻洛克的足迹，复活人心深处关于乡土、关于大地的记忆。 20年后的中国文化小资们具备了足够的实力时，故乡早已被钢筋水泥和工业污染攻陷。然而，这个时候背着背包来到大研镇，会发现这儿的乡野也在消失，古城已经沦为现代都市中的孤岛，充斥其中的是喜爱购物的团队。于是，他们沿着公路向北，向北，再向北，走进喜马拉雅山脉，走进大地的更深处。 藏族青年尼雅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在省城学习生活了多年，当昆明的老街和梧桐树消失殆尽时，他回到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在四方街附近开了个画廊卖自己的油画，并在画廊后面的小屋则以不菲的价格卖点烧烤。 尼雅和他的朋友们对丽江急速地繁荣感到厌恶，将小屋的窗户用砖头堵死，每晚弹琴唱歌制造欢乐。提起已通车的青藏铁路和临近完工的大丽铁路，尼雅无奈地说：“你看，我们已经无处可逃。”说毕，他指了指头顶的天窗。 申遗成功与“文化自觉”概念提出 古乐会售票公演之初，宣科流利的英语派上了用场。“他在古城的街道上，或者到宾馆酒店里去找老外，向他们推荐，拉他们来听古乐。”79岁的老乐师王正武说。 那时的丽江人，并不觉得自己的家乡很美，恰恰相反，大部分人认为，旅游应该去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即使在省城昆明，知道丽江及纳西族的人也不在多数。“是申遗和旅游业的启动让我们发现了自己。”古城管理局副局长和建芳说。 和建芳还记得，当时古城里有人挣了钱建了洋房，大家都很羡慕，“但现在看来{jd1}是败笔”。当年，一条水泥大街已经推平了一些老房子，修到了四方街的附近。1986年7月，云南工学院建工系教授朱良文给时任云南省省长和志强同志写了一封题为“紧急呼吁”的信，说新街像一把尖刀已经插入古城的心脏。 和志强立即批示，保留古城不仅是为了研究颇具特色的纳西族民居建筑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开放和旅游所必须，要求丽江地方官员认真研究，务必做到保留古城。一位强有力的纳西族省长，让古城躲过了一劫。 今天威胁古城传统民居的，不是政府的文件，而是外来商户为了扩大经营面积的随意改建。酒吧街的很多酒吧，仅在外观上保持了一个空壳，内部构造早已面部全非，除了木头柱子，看不出任何纳西民居的风格。 2006年，丽江政府批准实施了由朱良文主编的《丽江古城传统民居保护维修手册》，将古城建筑的样式风格制度化，规定维修必须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2006年1月1日，《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开始实施，将古城的保护提到省级层面进行规范。 1994年10月的滇西北旅游规划会被称为“丽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闭幕式在丽江举行，和志强省长宣布了省政府作出的12项重大决定，其中就包括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玉龙雪山还在那儿，但我们的意识变了。”和建芳说。 回首过去，很多丽江人认为1996年2月的那场7级大地震对丽江的意义不亚于申遗成功。大地的颤抖让世人记住了这个边陲小城的名字，“让纳西民族觉醒，开始自觉地保护古城和自己的文化。”和力民说。 和建芳在赈灾中上任大研镇镇长，按照丽江行署的指示，对古城部分民居和古建筑进行了恢复性建设。而宣科和他的古乐会也在这次灾难后名声大震。1997年2月，乐团受末代总督彭定康之邀赴港参加国际艺术节，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眼光。 香港回归后，1997年底，丽江申遗成功，与雅典、罗马、xxx等城市比肩，作为人类文明最灿烂的成果之一得到举世承认。 然而，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几乎不为人知的事情。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xx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北京大学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 费孝通指出，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文化自觉”。文化没有了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 丽江此后十年的发展似乎印证了费孝通的话。“机械文明”和“信息文明”在西方是分阶段发展的，而在中国却重叠在一起。辽阔疆土上发生的变化之迅速，以至于人们还未来得及分辨传统中的精髓和糟粕，许多种子及其土壤就已经不复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