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zd0}的代工企业富士康，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企业得到快速发展，连续7年居大陆出口200强之首，2009年在《财富》杂志评出的全球企业500强中居第109位。

　　富士康的营业额增速也同样惊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富士康的营业额由1996年的8亿元猛增至2008年的4207亿元，即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仍然保持在了3944亿元。

　　对于这样的代工企业来说，成本控制是盈利的关键所在。早在2008年，深圳市{zd1}工资标准从750元调至900元，给富士康带来了成本上的压力。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它将手机生产基地转移到了河北廊坊等地区，因为廊坊开发区的{zd1}工资标准目前仍是750元。此外，富士康在武汉、重庆等中西部城市建立园区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这些地区，即使按照当地的{zd1}工资标准招工，也一样非常顺利。

　　富士康在向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地区转移生产基地的同时，也在企业内部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只不过，和社会舆论期待的恰恰相反，富士康对于员工过度加班的调整并未给员工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反倒让他们更加郁闷。

　　“一个月加班原来是100多个小时，现在控制在80个小时，我估计是富士康想降低成本。”陆浩并不认为控制加班对自己有利，并说这是富士康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加班少了，任务量却没有变，控制时间必然导致工作量加大，这不是明摆着嘛！”

　　同时，虽然上班的总时间看似减少了，但劳动强度增加，工作起来更加疲惫。工作之余，富士康员工根本没有休闲的精力，生活依然只是单调的上工、睡觉两部曲。

　　富士康之所以能成为“代工{zw}”，大陆充足而廉价的人力资源功不可没。从富士康近年来人员的变化上，不难发现其生产模式依旧是人海战术。刘开明透露的另一组数字显示，富士康的员工人数从1996年的9000人增加到了2009年的74.8万人。2010年，这一庞大的群体更是达到了80万之众。富士康所创造的巨额财富的基础正是这80万年轻人。

　　富士康不仅为苹果代工iPod，还为英特尔、惠普、戴尔、微软、思科、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制造主板，组装PC，生产硬件设备和手机。

　　代工之痛

　　经济学家郎咸平有一个xx的 “6+1理论”：“6”即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1”是处于产业链{zd2}端的生产制造。“6”是“软”生产环节，“1”是“硬”生产环节。

　　在郎咸平看来，从2005年始，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产业链战争”的时代。他经常会以芭比娃娃为例，向人们讲述“6+1理论”：芭比娃娃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近10美元，在这个产业链里，我们只能创造1美元的价值，而且还给自身带来了难以避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但美国人通过“6”，获得了9倍的价值，而且这9倍的价值没有污染、没有浪费。

　　也就是说，我们每创造1万元的价值，就为美国创造9万元的价值。所以我们的工人越勤劳地制造，美国人就会越富裕。

　　由此不难发现，制造行业的利益集中在代工企业的上游，它们是这一链条上的{zd0}获益者，例如苹果公司。

　　今年2月下旬，苹果发布了《2010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内容包括苹果2009年对102家供货商进行审查的结果，以及苹果为改善各供货厂商工人工作条件所开展项目的进展情况。

　　在苹果公司所列出供货商存在的问题中，劳动时间长、加班费做假、工资低于{zd1}标准、职业安全、劳工健康、环境影响以及管理决策成了最常见的问题。苹果发现，在83家生产iPhone与iPod的中国代工企业中，有45家未支付员工加班费，23家支付的工资低于当地的{zd1}工资。

　　尽管苹果新闻发言人称，他们从2007年就开始针对上述有关问题对供货商进行审查，以确保员工的合法权益。但实际上，苹果公司并未对它的供货商提出具体的整改要求和时间限制。

　　苹果似乎有些伪善，因为就在《2010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发布之际，其在大陆的一家零件供应商集体中毒事件被曝光：今年2月中下旬，苏州联建科技(隶属于台湾胜华科技)60多名员工发生正己烷中毒，原因是从2009年8月开始，联建在苹果的建议下用正己烷取代酒精让员工们擦拭iPhone 4G手机显示屏，但厂内的部分区域通风不良，酿成惨剧。

　　据悉，苹果的产品对处理工艺要求非常高，需要对外表面进行严格的抛光，不少女工满手都是血泡。近年来，血汗工厂并未消失，在中国珠三角等地依然存在不少低报酬高强度的工厂。分析人士指出，“代工之痛”渐成社会思潮，除了企业的道德缺失，也从商业层面回应了中国“人口红利”行将消亡的论点，这或将成为未来中国制造企业面临的{zd0}挑战。

　　山雨欲来的中国制造业需要变革。面对上游企业的重重盘剥，不仅是富士康一家之痛，更是中国所有代工企业之痛。

　　(文中受访对象均接受本刊面访，为尊重采访对象，故隐去真实姓名，一并向促成本作品刊发的所有力量致敬。)

　　中国代工之殇

　　走出富士康，他们未必有更好的选择。

　　本刊记者 李保平(发自东莞)

　　走出富士康，他们未必有更好的选择。

　　“世界工厂”是对19世纪英国的赞誉，但对于21世纪的中国，“世界工厂”并不是个褒义词。

　　19世纪是工业大生产时代，具有最强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就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当年的“世界工厂”也是“日不落帝国”。然而在21世纪，世界经济已经不再是工业为王的时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是低附加值的代名词，而绝非强国的标志。

　　低附加值的代工模式正经历着考验，富士康一个月来的事件被认为是这种内生性挑战的最有力注脚。即使国际金融危机曾经令大批代工企业利润一降再降、惨淡经营甚至关门歇业，却没有引起代工企业对自身模式的深度反省。在国际金融危机稍有好转之时，珠三角、长三角企业开始出现“用工荒”。

　　在解释“用工荒”的原因时，代工企业、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媒体更乐意把这归因于人才结构的不合理，而不是从企业自身的经营模式和用人制度上找原因，他们从没有想到要改变自己去适应当下的劳动者们。

　　对于拥有近80万“人口”的“富士康社会”而言，将其员工xx几率置于社会xx率坐标中考察，其实并未高到令人惊讶。

　　“哪里都一样”

　　富士康公司员工的处境不一定是{zh0}的，但在所有的代工类企业中也肯定不是最差的。《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在东莞市的采访中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如果走出富士康，代工企业的员工们并不一定能够生活得更好，或者说生存得更好。

　　“之前我在138。”来自重庆的一位工人正在东莞市塘厦镇宏业工业区前盛电子厂门前排队，等着应聘一个岗位。他所说的138是与前盛电子厂比邻的康输电子厂，前者远比前盛电子厂规模更大。

　　“为什么要换工作呢？这里更好吗？”记者想了解应聘者的想法。

　　“哪里都一样。”重庆工人简短地答道。

　　前盛电子厂大门前的招聘广告上显示，员工薪资构成如下：基本工资为920元(这是广东省{zd1}工资标准线)，另有200元的岗位补贴，然后就是加班费。而康舒电子厂的招聘广告中则如此标示工资标准——920元～1040元。该工厂还明确规定了加班费每小时7.93元～8.97元，周六日加班费每小时10.57元～11.95元。

　　在塘厦镇宏业工业区，整条宏业路上布满了电子代工厂，每个电子厂的门前都贴着常年招聘的广告。前盛电子厂对面的鸿达电子厂门口挂着招聘横幅“本厂货源充足，薪高粮准，招聘大量男女普工”。

　　记者在鸿达电子厂门口看到一个青年正在填写应聘表，这样的招聘天天都有，面试地点就在电子厂的大门前。在年龄一栏里，该应聘者填写的是1988年出生，薪酬要求1000元，负责接收简历的女士告诉记者，新来的普工通常基本工资是760元左右，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可以相应增加到1200元左右。她同时解释，“薪高粮准”是指薪资比较高，而且能够按时发放。

　　只是生存而已

　　10平方米左右的女生宿舍，放着6张床，住了3个人，空着的床上摆放着各类洗漱用品，脏乱不堪。女孩尴尬地说，因为刚刚加完班还没顾上收拾。小小的10多平方米的空间中还有卫生间。女孩介绍说，因为没有安装洗澡设施，想要洗澡得从公用的水房接水，然后在卫生间里洗。

　　时间是下午1点多，宿舍楼里安静而空荡。女孩说，有的职工也许是赶着休息日出去玩了，有的刚加完班正在睡觉。前盛电子厂有员工活动室，有两个台球案、一个电视机。几个员工正在打台球，还有几个正在仰头盯着悬挂起来的电视机，电视里周杰伦正在唱歌。

　　紧挨着职工活动室的是职工餐厅，由于已过吃饭时间，餐厅里只有一个清洁工在清洗地面，年久的水泥地面上污迹斑斑，根本看不出地面原来的颜色。一位从外地来前盛电子厂办公差的人士曾在餐厅用过餐，她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餐厅的饭菜极其难吃。一个外国人在看到国内某家代工厂餐厅的饭菜后认为：给员工吃这样的饭菜，就不应该让他们去劳动。

　　前盛电子厂大门外有陆续从外边回来的员工，他们就是前文所述“外出休闲”的职工们，事实上整个宏业工业区附近都没有多少可去的地方。整条街上只有一家网吧，还有几家录像厅，这样的娱乐场所在许多城市已经绝迹。宏业路两边布满了代工企业的大门，中间分布着一些惨淡经营的小饭店、价位低廉的小旅馆以及生活日用品便利店和药店。在这里看不到多余的消费场所，因为在这里的人们消费欲望并不强烈——工厂给员工们提供了基本的食宿，而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不允许工人们涉足别的消费领域。

　　西平酒店老板娘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他们酒店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出租给“外地来出差的老板”的，工厂职工不会花上98元来外面住。即使住，附近也还有价格低到每晚10元的房间。听说记者刚从外地来到这里，想在外边租房，老板赶紧提醒《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这边租房很贵，一室一厅每月最少需要260元。”

　　宏业工业区街两边都是设备简陋的小饭店，小吃店的老板称，他们的生意不怎么好，因为多数工人很少在外边吃饭，即使价格非常低廉也难以吸引顾客的光顾。

　　在一家湘菜馆，有4个工人模样的青年正在吃饭，其中一个女孩子过生日，她跟朋友说这是她24年来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生日。而她们这一顿大约消费了不到100元。

　　宏业路两边有几家服装店，商品明码标价，一条裤子大约在20元左右。而规模稍大的购物场所不过是路边的一些便利店，周日的时候附近工厂的员工会来购买日用品。

　　深圳某电子厂员工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这里不适合穷人出门，每天除了工作，一般只能窝在家里睡觉。”目前他的老婆和孩子已经回到了湖北老家，因为添了孩子，生活成本增大，光凭他一个人的工资已经难以为继。

　　该人士在谈到富士康员工xx时说：“那些想不开的人想到了xx，而更多一些胆大妄为的则偷盗抢劫。”

　　这样的看法并非xx片面，记者曾在苏州市 直镇亲历过这样的事情。苏州也是一个重要的电子代工企业聚集地，苏州高新企业园区就在 直镇，这里拥有众多的电子代工企业。该地某公司员工曾经因为偷盗一辆价值2000多元的电动自行车而被判刑6个月。该人士的同事告诉记者：在这里偷盗成风，只是他恰好被抓到了。

　　当记者问及“工资是否够花”时，前述前盛电子厂应聘工人悻悻地说：“那要看怎么花。”他此前每月的工资是1800多元，只不过刚刚够用。

　　与宏业工业区众多电子企业有业务往来的某人士告诉记者，富士康的条件其实相对而言是很不错的，据说那里还有职工游泳池，而像前盛电子厂连职工澡堂都没有。富士康事件只是被业界给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