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的学校尤其是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而言，美术教育似乎是一件很xx的事情，在那些学校，几乎没有专职的美术老师。和城里学校一样精美的课本是有的，但学习那些课本却是一个遥远的梦。为了孩子能够用笔去描绘他们童年的快乐与烦恼，有很多人在努力着，“蒲公英行动”就是其中的一个。近十年来，“蒲公英行动”足迹遍布全国的十多个省份，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美术教育，把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的心间……
谢丽芳是湖南人，1949年出生，身材矮小，略有白发，语速很快，思维清晰，声音柔和而年轻。她本来是个画家，曾做过剧团舞美设计、广告宣传，还当过衡阳市群众艺术馆美术干部，后来成了长沙铁路二中幼师美术教师，走上了美术教育的道路，再后来又调入湖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工作，出版了《儿童色彩画》、《儿童陶塑》、《儿童黑白画》及《儿童创意画》等著作。看似很平常的履历，从中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感动人的东西。
在此之前，谢丽芳是一位成功的美术老师，她有着自己先进的教育理念。她结合自己的教育经验，先后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文章，阐述儿童美术教育的原则。在《为什么要鼓捣鸟蛋》中，她讲了一个故事：四岁零七个月的罗小艺画了一幅“太阳死了”的图画，我惊惑这么小的孩子如何承受得了这么严肃的命题。原来孩子喂养的两只小鸡被父亲不小心踩死了。她看到了死，感到恐惧。她可以不吱声，把害怕藏在心里，也可以躲进父母的怀抱，以求安慰。但她却通过绘画的形式，缓解了内心的不安。她迅速地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和几抹黑色，从她的画面上我也没有看出什么。但她指着圆对我说，那是太阳，黑色的是烟。接着又说，烟过去了，太阳就会活的。说完后她的情绪明显好转。
在谢丽芳的眼里，对儿童的美术教育更多的应该是保护，保护他们的天性。对儿童而言，艺术教育不是技术性的东西，而是为了实现和外界的交流，画得像不像其实并不重要。相反，在老师的指引下摹仿得很像反而是儿童画的歧路。而城市儿童的绘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摹仿教学。为了帮助城市的孩子寻找被遮蔽的童真，她带着孩子往乡下跑，去寻找没有经过美术教育的农村孩子的涂鸦，希望那些原汁原味的儿童绘画可以启发城市的临摹教学，使它的思路获得突破。
后来，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跑向更偏远的山区，越来越多孩子的涂鸦震撼了她。哪怕在最偏远的山上，只要有村落，有孩子，你就能从山石上、门板上发现类似原始岩画般的儿童涂鸦。毫无疑问，她和孩子们的收获是巨大的。孩子的绘画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在美国、法国都展出过。而她也在这种调查中逐渐充实了自己的教育理论。然而，这还不是{zd0}的收获，还有一个更让她震惊的事实，那就是在这些偏远的地区，美术教育似乎是一片空白。
谢丽芳编写过美术教材，正如和她当年一起调查的朋友、后来成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研究室教授的陈卫和所说，我们呆在城市里编写美术教材，以为农村和城市一样，老师可以把教材上的一些东西教给学生。但事实并非如此。偏远的农村大多没有专职的美术老师，他们甚至缺乏基本的材料，比如你让孩子用宣纸画国画，对很多农村学校来说，或许没人知道哪里能买到宣纸，更何况，老师不可能会画国画。
谢丽芳把目光放在自己较早进入的湘西凤凰县腊尔山希望小学，当时有个老师兼着美术老师，它是少有的能够开设美术课的学校。谢丽芳和学校的校长商量，她把那位兼课的美术老师带回长沙，手把手地教了一个星期，和老师交流美术教育的观念和具体的教学技巧。后来，这个学校成为谢丽芳儿童美术教育实践的一个坚实的基地。后来，在儿童美术教育的一次研讨会中，腊尔山希望小学作为研讨会的观摩学校，热情地接待了来自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的130余名中小学、幼儿园和少年宫的美术教师。
2003年7月至2005年7月，“蒲公英行动”以湖南湘西为试点的首期项目通过对新课程资源的开发和教学模式的探索，造就了一批对民间美术有深厚感情且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师骨干队伍。在2006年8月至2008年12月的“蒲公英行动”第二期行动中，在贵州、云南、陕西、湖南、江苏五个省份进行由点到面的逐渐推广；以湖南湘西凤凰县和贵州台江县为试点，将音乐、舞蹈引进教学课堂；以云南剑川县民族高级中学为试点，进行民族地区学生的民间技艺传承和就业相结合的培训实验、广东番禺市沙湾区小学与民工子弟学校沙湾镇万翔学校互帮互助的实验……
在这近十年的努力中，“蒲公英行动”在艰难中成长，犹如星星之火，点燃了许多孩子的梦想。一直参与“蒲公英行动”的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李力加认为，民间美术的核心，就是生命本体的释放。他举例说，在很多边远地区，女孩子绣花绣得好可能嫁得好。有的女孩甚至用一生的精力去探寻，只为绣出一幅最美的图案。于是，刺绣这样的美术工艺，就深深地和当地人的生活、生命融为了一体。“将这些民间美术教给孩子们，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理解这些民间美术的生长土壤和背后对于人们的含义，这是美术教育回到生命本身的另一种方式。”
xx画家、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美协少儿美术艺委会主任何韵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评价谢丽芳和她的团队对孩子的巨大影响：连彩色粉笔都买不起的孩子过去要学美术是一种奢望，但现在，当他们可以用草编动物、用泥做小人、用草纸撕成图形、用树皮画出脸谱的时候，他们的眼睛看向我们时，就不仅仅是单纯，还有自信和欢愉……孩子们有这样的童年经验，未来也会更加热爱生养他的故土，珍视他们的民族和民间艺术。
“蒲公英行动”无疑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公益行动，它早已超越了通俗意义上的课题范畴。在“蒲公英行动”的第三期中，有更多的年轻人进来了。除了一直支持和关注“蒲公英行动”的学者专家，现在共有16个年轻人，他们中既有大学的老师，比如湖南{dy}师范学院的张容舟副教授和谷炽辉老师。也有美术院校的学生，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广州美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的硕士生。
这些年轻人在经过相关培训后，将陆续奔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大学的研究生石静、刘晶、刘亚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们将把自己的专业学习甚至是论文的写作和“蒲公英行动”结合起来。对她们来说，未来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她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去过这么偏远的山区，但“蒲公英行动”倡导的对教育公平的追求、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打动了这些学生。在无暇自顾的同时，她们把手伸向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来自湖南省群众艺术馆美术部的画家肖卓对记者谈了“蒲公英行动”对他的吸引力。他说：“我参加‘蒲公英行动’的时候感到快乐。以前做高考美术培训虽然可以赚到很多钱，但当我像做泥偶一样把他们捏得适应高考时，我感到很不痛快。而在北京做职业画家使我感到很焦虑和创作的枯竭。”在他看来，“蒲公英行动”让他找回了迷失的自己。在少儿美术教育和民间美术资料的收集与保护中，它弥补了自己在城市生活中必然或缺的东西。肖卓说，来到这里，发现自己原来这么久没有在黑夜里走过，对生活的感悟已经很苍白。站在这里，你会发现，这仿佛是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在山上有星星点点的灯火，虽然也是电灯，但他们的居住形式让人感动了。他们的生命力是如此强，而从当地人的手工艺作品中，你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情感投入。这是一个职业画家所缺少的。
“蒲公英行动”对农村美术教育的改变或许是微小的，但至少让老师们意识到了美术教育和他们民族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在被称为“侗人之都”的黎平，在黎平的岩洞镇乃至述洞村，孩子们的父母都到南方打工去了，民族传统的技艺出现了断层。因为“蒲公英行动”，岩洞镇民族小学的老师要准备一堂关于侗族刺绣绣法的美术课。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都是一个开始。“蒲公英行动”的坚定支持者、浙师大美术教授李力加认为，边远地区的孩子对当地民间美术和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少，他们更向往外面的世界，更喜欢追捧新潮时尚的事物。学校的不少年轻老师也是如此，对当地的乡土美术、文化越来越陌生，他们开始遗忘自己的文化传统。“蒲公英行动”启发他们认识到了传播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并且可以很好地和教育结合在一起。
当然，对进入第三期的“蒲公英行动”而言，这也是一个开始，未来仍然充满了很多未知的东西。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研究室陈卫和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对“蒲公英行动”的敬意和担忧：正如民间美术面对现代社会处于弱势地位，“蒲公英行动”在现代学校教育中也是一个弱势存在。它以顽强的“草根”生命与应试教育抗衡，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呼声中得到众人关爱。湘西的课题实验具有国家教育的意义，它的延伸将使更多孩子受益，我们坚信“蒲公英”的种子必将播撒在中国大地。但是，现在也确实看到它的脆弱，那就是在没有财力和权力支撑时迅速夭折的可能。
“蒲公英行动”是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成就未来”工程之一。它是在中国美术家少儿艺术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由众多校内外儿童美术教师、专家学者、教育行政官员和学校领导参与的大型科研活动和教育行动。整个“蒲公英行动”分为三期，{dy}期从2003年7月至2005年7月，以湖南湘西为试点进行实验，重点是地方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和教学模式的探索，并努力造就一批对民间美术感情深厚、具有创新精神的骨干教师队伍，形成“蒲公英行动”的种子。第二期从2006年8月至2008年12月，向贵州、云南、陕西、内蒙古、江苏、江西、广东、西藏、四川、吉林等省区推广“蒲公英行动”的理念与方法。目前，正在进行的“蒲公英行动”第三期的重要内容是编写适合少数民族使用的民间美术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