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以苏联为师为兄，那时候中国的时尚也是向着苏联看齐的，而这吃饭，执牛角耳的就是北京的莫斯科餐厅。六一节中午，多多妈热情地“邀请”多多同学去莫斯科餐厅吃午饭。

    莫斯科餐厅，位于北京城西的展览馆西侧，五六十年代颇为红火过一阵子。民间称其为“老莫”----就像把苏联喊作老大哥一样，很亲昵。即使没有到过北京的人，对莫斯科餐厅也不会陌生，在许多关于xx和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中，都有莫斯科餐厅的身影。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两段描述主人公马小军和伙伴们在老莫的场景，还有《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等等……那时候的北京青年（高干子弟居多），把去“老莫”吃西餐视若充满荣耀感的活动，在那个年代的北京如果你没有在老莫吃过西餐，那你的顽主身份是不完整的，在精神上也是一种缺憾。

    过去，老北京人把西餐称为“番菜”，把西餐厅称为“番菜馆”。要是论起来，西餐进入北京很早，北京人在饮食上向来不保守，始终保持着容纳百川、五方杂处的处世态度。解放前上海与北京最早有了西餐，另辟出了一条美食之路。北京最早的番菜馆开设在西直门外万牲园，也就是现在的动物园里面，名曰“畅观楼”，开业于光绪年间。畅观楼的西餐按份经营，每份价钱为两元。顾客进门一坐下，侍者便给每人端上两片面包和一盘菜汤，然后上菜，由侍者逐次送上炸鱼、白煮鸡、鸡蛋糕等，{zh1}上果盘、咖啡。当时畅观楼经理是中国人，厨师招聘的都是外国人，做出的西餐原汁原味，令老北京人充满好奇。

    民国时期，北京的番菜馆逐渐多起来。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按照马芷庠著的《老北京旅行指南》记载:“西餐馆依然如故，而福生食堂，菜汤均简洁，颇合卫生要素。凡各饭馆均向食客代征百分之五筵席捐。咖啡馆生涯颇不寂寞，例如东安市场国强、大栅栏二妙堂、西单有光堂，西式糕点均佳。”文中提到的福生食堂为回民所开，位于东单路北，当时老北京较xx的西餐馆还有东安市场的森隆、东安门大街的华宫食堂、陕西巷的鑫华、船板胡同的韩记肠子铺、位于原金朗大酒店位置上的法国面包房、王府井八面槽的华利经济食堂、前门内司法部街的华美以及西单商场的半亩园西餐馆等。其中廊房头条的撷英番菜馆，是一位德国老太太经营的，这地方的牛肉空心粉{zj0}；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则以口蘑鸡为叫座的西菜，其自制的冬菜包子、番茄虾仁亦很有名气；西单南侧的大美番菜馆的栗子粉和东单三条泰安红楼的俄式大菜，也同为旧京西餐的佼佼者。

    吉士林出现较晚，于1938年在东安市场东庆楼的二、三层楼上扩大经营。这家店综合西餐各家之长，以适应不同层次顾客的口味，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吉士林经营的名菜有铁扒杂拌、清酥鸡面盒、三鲜烤通心粉等50多种，糕点有糖花篮、奶油糖果、奶油花蛋糕、咖喱饺、火腿卷等七八十种之多。1948年通货膨胀时期，吉士林曾一度萧条，第二年才恢复营业，解放后逐年发展，1968年老市场拆建，并入东风市场最南端的和平餐厅，组成了综合的西餐部。

    上世纪三十年代，与吉士林比邻而居的还有一家西餐馆，就是前面提到的国强西餐馆。吉士林和国强都是楼下卖饼干、糖果，楼上有座位卖西餐和牛奶、可可、咖啡等热饮。吉士林客位多，都是高靠背的“火车座”，便于耳语轻谈。当年到吉士林二楼用餐，有一前一后两处楼梯。从正门上楼的是新主顾；逛完东安市场从后门溜达上来的是老食客们，凭此，吉士林的侍者就能判断出客人的身份。国强的陈设跟中餐馆大同小异，就连侍者招呼客人的方式都按北京人的老礼儿，透着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味道，不过这家餐馆自制的各种冷食糕点、冰激凌，是最拿手的。

    西餐馆在北京发展了六七十年，却始终没能让京城一般百姓所普遍接受，一来是口味不适，二来是价格太贵，又加之弃筷箸而用刀叉，着实令老北京人望而却步。前来光顾的客人大致可以分为高官显宦、名媛贵妇、留洋教授、时髦阔少等类，比如北大教授胡适之博士就常到东安市场的吉士林坐坐，家住东厂胡同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有时也独自骑马到东华门大街真光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到吉士林旁边的国强咖啡馆喝杯咖啡。可以说，老北京人与西餐，始终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莫斯科餐厅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dy}家西餐厅。1954年10月2日，包括莫斯科餐厅在内的苏联展览馆建筑群在北京建成。据说，其设计者为原苏联中央设计院，使用了大量黄金等贵重材料。建成后举办“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xxx亲自主持开展并剪彩，展览内容甚至包括了一台计算机的雏形，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大增”。这座建筑气势恢弘，酷似俄罗斯的经典杰作——圣彼得堡海军总部大厦，主楼高耸峭立，上缀红星的尖顶高入云霄，回廊则宽缓伸展。莫斯科餐厅作为北京展览馆的组成部分与北展同期落成，就在其西侧回廊上，面对一片树荫，预备让人们在展厅里学习苏联的工业，在剧院里观看苏联的芭蕾，在艺术厅里品味苏联的绘画，在莫斯科餐厅享受苏联餐饮。

    一直以来，有一个说法颇得北京人认可，除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北京恐怕没有一家餐厅像老莫这么宽敞明快了。莫斯科餐厅的建筑华贵高雅、气势恢宏，充满浓郁的俄罗斯风情。xxx时代的{gjldr}经常在那里宴请外国首脑和嘉宾。高大的穹顶，宽敞的400多平米的宴会厅，只要是去过的人肯定是难以忘记，高达7米的穹顶上亮晶晶的灯饰和华美的雕刻，大厅中央伫立着四根雕饰精美的立柱顶天立地的感觉，十分壮观，看上去就很有氛围，很气派。据年长者说，当时“老莫”的高贵还反映在服务上。那时“老莫”的服务员全都是俄罗斯姑娘，卫生间里还有口红、香水等化妆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老莫”厨房里大量的餐具、酒和其他原料，几乎全部是从苏联进口的，十分精美，俄罗斯特有的用面包发酵制成的饮料葛瓦斯冒着气，被穿着布拉吉鱼贯而行的服务员端上餐桌，这是五十年代的经典场景，也是莫斯科餐厅最绚丽的时光。当时《北京晚报》上出现了一幅照片：一个年轻人得意地举着叉子，配图文字是“我也去了趟老莫！”这后来被认为是“老莫”这一名称的由来。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使笼罩在莫斯科餐厅的政治和特权色彩逐渐淡去。正如其他一切汹涌前进的潮流，老莫餐厅被卷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从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红色贵族的聚居地，转化为一个怀旧氛围浓郁的五星级西餐厅。老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令人向往的地方；是70年代令人回味的地方；是80年代令人追忆的地方，也是这个世纪渐渐被人们忽略了的地方……如今，你要问年轻人马克西姆，或者是凯宾斯基有人知道，但是问老莫可能就好多人不知道了，这意味着一个特殊的标志从此不存在了。但是，老莫更多是个象征，是个传说，去那里吃饭更多是吃氛围，那里的西餐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或者只是为了可以跟多多说我们领他去过那里了，只是可以为他的童年增添一点点记忆和乐趣。

    北京展览馆曾经是北京{zg}的建筑，它的大尖顶、红五星已经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尤其是塔尖上那个巨大的红五星，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照亮前路的灯塔”。当你从北京展览馆的西门进入，老远就能看见“莫斯科餐厅”的招牌。镶着玻璃的宽大旋转木门，高贵大气。进门是一个面积不小的厅，明亮的大吊灯，大理石地面，主打白色调。粗大的四根立柱将厅隔成半独立的三个部分：最里面是几组三人沙发靠墙三面摆放，等位的客人在此休息等候;最外面部分，墙上挂着两幅俄罗斯油画：一幅是绿色广褒的原野与河流、一幅是冰雪覆盖的森林与小木屋;中间部分，通往用餐大厅。

    沿着大理石台阶，步入{dy}大厅。仅仅踏上这台阶，就有气势逼人的感觉。{dy}大厅很大，上百人同时用餐，也不会拥挤。桌椅是红色调，使用红桌布与红椅套，摆放很宽松。但是，“xxx”不一定就是“好字号”。按国人的饮食习惯与口味，吃“老莫”不一定会习惯、合口味，也不是很经济。现在据说多数去老莫的年轻人是陪着老人去，或者被老人嘀咕着想去见识一下。见识过后，留下不怎样了，来了一次就不想来第二次了的印象。老莫在他们看来就是个餐厅，只不过有些年头了。

    其实，在莫斯科餐厅吃饭的人，更多的是怀有一种朝圣的心理。这里的饭菜口味几十年不变，早已无法和外面种类繁多的各种餐厅竞争，但这里从来不发愁没有客人，哪天都有来自各地的朝圣者，有时还要预定才有位子。莫斯科餐厅内的空阔与高大感，在我们鸽子笼一样的公寓、写字楼、普通的中餐厅里是体会不到的。“老莫”的异国风情十分浓郁，室内建筑风格绚烂、大气，俄罗斯民间歌舞让这里的异域风情更加饱满。餐厅的过道很宽，客人们如果吃得、喝得高兴了，也可以和餐厅的演艺人员一起在过道中载歌载舞。但是我只看到有少数的小朋友参与其中、玩得尽兴。

    这顿西餐，多多妈刚吃了几口就觉得难以下咽，太甜太腻，怪不得网上年轻人说到这里是跟随父母吃“忆苦思甜”饭。仔细想想，老莫的菜也不算越做越难吃了，只是我们的胃口进步了，但是老莫却固执地坚守着怀旧。有时候，人们不是喜欢真的一模一样的怀旧，而只是形式而已。平日，多多妈也去了享誉京城饮食界、以文化和情调著称的一些地方，虽然他们很符合现在“小资”阶层（年纪小还滋事阶层）的口味，但是多多妈总是不喜欢他们那种刻意制造的情调，相反，老莫依然是老莫，依然是是北京人心底抹不掉、独一份的老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