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个体的独特感受多么神奇。那是他自己的、惟一的、不可模仿和设计的——感受。就像当我站在伊犁河边时，非但没有过去“西部诗”中出现的“拓荒者们”体味到的“崇高”，反而愿意变得更低更低，低成一条鱼，一条感知时间流逝和生命孤独的鱼。我忠实于当时的真切感受，一挥而就，写出了《此时此刻的伊犁河》。
在写作中，我模糊地预感到——属于我的时代到来了。
1988年，当我发表{dy}首诗《牧羊人的歌》时，正是西部诗衰败之时。但对我这样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西部诗的影响不可避免。或者说，我们是吸吮着西部诗的养料成长起来的。而“西部”在这样一场诗歌运动中的瞩目程度也大大提升了居住者的自豪感。在这里，抬头可见天山，出门就是沙漠，走xxxx的戈壁还看不见一个村庄是平常事。在这样一种城市化很低的自然环境中，诗人所保持的观察视角是仰视。他们更多地或者是对西部地域、自然景观的直观性感触；或者表现出对空间拓展的盲目惊喜与振奋；或者表现为极度的自我膨胀……
这样，我看到的西部诗中充满了“拓荒者”的形象。生活在西部的人如同生活在一个原始和现代的临界点上。一方面，周围的自然环境如同蛮荒，世纪诞生之初的模样保持得那样完整；另一方面，作为现代人在开发中迅速完成了从原始到繁荣的过程，英雄迅速诞生在短时间。在这种加速度的发展中，西部诗开始了与这种激情式的审美意识相适应的讴歌。所以，西部诗基本上是浪漫抒情式的，而不能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去面对现实。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阻隔了西部诗与当代意识的真正契合，从而掩盖了诗人与西部的真实关系。
西部是一个崇尚“大”的地方，也是一个容易“自大”的地方。对“大”的迷恋和对“现场”的逃离成为写作的开始，这样的写作注定是尴尬的。一方面，西部诗人对传统抒情格外迷恋；另一方面，西部诗人又试图用一些拼贴的意象来再次出卖“西部特产”，但是都没有真正形成一种成熟的风格，缺乏对西部内在精神的真正体验。
这一点，甚至唐朝的岑参都做得比我们好。他先后两次出塞，在新疆居住过6年，曾留下“一川碎石大如斗”的好诗。当我有{yt}来到他笔下的仍然荒凉的“东门”时，看见那些散乱在戈壁上的石头——那是岑参的石头，也是我们的石头。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石头，仍然能感受到唐人源自内心的痛楚。单凭这些石头，岑参就是一个好诗人，而不仅仅是“西部诗人”。
所有构成西部诗的内在与外在的冲突最终都将变成语言冲突。不可否认，昌耀等优秀诗人对语言是有过贡献的，也是可以另当别论的。但总体上，西部诗赖以生成的冲突是文化冲突和心理冲突，其中的一些语言冲突是偶然的、零星的、非自觉的和外在的。这样也就注定了当外在的文化氛围消散之后，西部诗的生命力也将随之消散的命运。因为，诗歌首先是语言的艺术，所有诗歌不应该承担的东西，都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剥离干净。
对此，有人质问：是西部诗人缺乏真正的勇气吗？我以为，西部诗歌的讴歌让它和现实之间更多的是“顺应性关系”；而这样的诗歌不可能对现实发生实质性的触动。由此，西部诗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应有的先锋性和批判性。诗人只能以一种伪情感的方式进入冲突，以西部文化的代言者和礼赞者的形象出现。这样，“拓荒者”就成为西部诗人的“土特产”。一方面，“他”作为男人的形象抹杀了另一半“她”的存在，从而遮蔽了西部作为一个男女共同创造的世界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他”回避了在开发过程中对自然的巨大破坏，极大地伪饰了人的残暴和侵略。诗人在这样的时候，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鼓吹手，而全然忽视了宇宙中弱小群体的存在。这样的时候，诗人的目光是向上的，声音是嘶哑的，情绪是激越的，而对那些柔弱的、灰色的、微小的事物，则丧失了自我判断能力，更无暇顾及和歌唱。在这样的西部诗，有一种不平等和不平衡。
及时清理意象，以根除西部诗中索居的心理定势是一项必要的工作。诗人要不断扩大对语言中诗性的多方面发掘，而不能让自己依附在固定的文化模式中。诗歌的丰富性和多义性首先体现在诗人内心的包容度的。地处西部的诗人在诗歌中不可能不面对西部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但是，如何将这些自然和文化内化为自己的感觉方式和言说方式，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2002年，我写下了一系列关于“葡萄”的诗歌。那时，我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中。每个诗人都有那样一个“喷涌”阶段。我在夏天之后的许多夜晚，连续的写作中均围绕着“葡萄”进行，《葡萄、创伤与光》、《葡萄和它的凸起物》、《玻璃葡萄》、《葡萄进行曲》、《葡萄是一棵树》……我看见自己在午夜的床上翻来覆去，极想睡觉但又睡不着，枕边放着一个本子，手里拿着一支笔。有时我写的字太快太草，以至于第二天怎样也辨别不出来。那时，我在半睡眠状态中写作，一行行，一首首，势不可挡地“流泻”出来。我知道自己是写得太快太多了，但是自己却止不住那内在火焰的燃烧，仿佛现在、此刻不写出来，就要马上死掉，像水雾一样蒸发掉。一位诗友打电话说：“这样写，你不要命了吗？”我说，是的，是的，我是拿命在写。我想用诗歌构建一个“葡萄王国”。
我一直居住在西部绿洲的一个葡萄园中。我的家被葡萄架整个覆盖，仿佛皇帝的华盖。而我正是通过葡萄的成长和衰败了解到什么是四季的轮回。我看着葡萄园里的叶子慢慢变大，{zh1}大得超过我的手掌，我惊讶着生命的神奇与无常，并在16岁那年，开始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我的诗歌。
葡萄，只有葡萄，才是真正属于我的东西。而我的诗歌中所体现的“葡萄王国”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构建的。我的“葡萄”是我理解的“小宇宙”，它有着浑圆的“天地”，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可以用它来代替。我想说的是一些和“道理”xx不同的“感悟”和“体验”。我的诗歌因着葡萄而具体可感了许多。那些“非逻辑化”的诗意，在表达葡萄时也得以表达。是的，一个具体的“葡萄”出现在我诗歌中时，我认为是一种自身生命体验的再提升。
在我的诗歌成长道路中，那些由男人确立的“西部诗”的阴影一直覆盖着我的写作。有那样一段时间，我几乎要被这种充满暴力的话语逼疯。我看到到处都是僵死的意象，到处都是文化策略之后的残余，而我的世界却没有得到合法的话语权，我脸色扭曲，极度压抑。
当我找到了“葡萄”后，一切都变得多彩而丰富起来。葡萄充满了水分和光亮，闪烁着生命的张力和独特的气息。我是那样地爱它——这从我的泪水中诞生的结晶。我看见自己突然找到了一种调子，一个岔口，一道山梁……我的歌唱变得如此自由放纵，我简直控制不了自己的流淌，以至于连停一下都很困难。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一口气写下了100首关于“葡萄”的诗歌。
（在中国西部首届“六盘山诗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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