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200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纪念日。

　　而在本月15日，两岸同胞期盼30年之久的“三通”终于基本实现了。两岸空运、海运航线截弯取直，航点遍及两岸交通主干道。邮政互递，不必辗转第三地，家书最快{yt}即可到达对岸。 

　　对于已经离休多年的原厦门市台办联络科科长杨力生来说，她的心中更多了一分欣慰。因为，30年前，她就预感到今日两岸交流成果的到来：“1979年元旦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是两岸关系由对立走向对话的{dy}步。当时就首次提出，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进行经济交流，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进行旅游参观、学术文化交流等。我们当时就觉得，两岸局势一下子缓和了。”

　　日前，记者走访了杨力生老人，请她讲述1979年前后两岸关系发生的变化。她说，自从《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两岸的形势开始出现变化。她当时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对台宣传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除了播音、大喇叭喊话外，当年对台宣传的手段，还通过“天上掉馅饼”的空飘和海漂方式进行。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则可以与台胞面对面地宣传了。

　　炮战变为打宣传弹

　　杨力生介绍说，其实，在1979年1月1日《告台湾同胞书》以前，就有过两次《告台湾同胞书》。“‘八二三’炮战后，1958年10月6日由xxx起草、以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停止炮战7天；半个月后，第二次再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单日xx，双日不xx。这样做，为的是要让金门岛上的军民可以充分地从台湾补充生活用品，并提前告知炮击金门的时间，让对方军民有所防备。”

　　其实，后来就算是xx，打出去的也未必是真的炮弹，而是一些大陆的宣传品而已。“有一回，我到大嶝去访问，看到居住在大嶝岛上的一个农村妇女，因为炮战被炸断了双腿，十分悲惨。”杨力生说，正因如此，谁都不愿意看到有更多的人因此伤亡，所以我们的炮击减少了，对台宣传加强了。

　　那时候，杨力生在台办的工作，正是专门负责对台宣传。

　　“这个时期的对台宣传，最主要的手段是利用电台，进行空中无线播音宣传。”杨力生介绍说，当时的电台播音内容，主要是介绍一些大陆的发展变化，进行正面宣传。“最开始只是比较生硬的政治宣传，喊一些口号，慢慢才改进的。”

　　那时候，杨力生在台办的工作，正是专门负责对台宣传。“这个时期的对台宣传，最主要的手段是利用电台，进行空中无线播音宣传。”杨力生介绍说，当时的电台播音内容，主要是介绍一些大陆的发展变化，进行正面宣传。他们经常组织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厦门的亲朋好友，请他们给在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写信，然后通过电台读信；同时介绍自己在大陆生活、工作的情况，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以这些内容来打动去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思乡怀旧之情，打消台湾同胞的种种疑虑。

　　1953年3月5日，在厦门角屿设立的“对金门广播组”，作为{dy}个对金门广播点，天天对金门的国民党守军喊话。最初使用的扩音器有9只250瓦的喇叭，功率相当于90只普通喇叭一起工作，被戏称为“九头鸟”。

　　空飘海漂送去礼品

　　除了播音、大喇叭喊话外，当年对台宣传的手段，还通过“天上掉馅饼”的空飘和海漂方式进行。“用放风筝、漂流瓶等手段，将大陆的一些土特产和宣传单飘（漂）到对岸去，这就是‘空飘’、‘海漂’。”

　　杨力生介绍说：“平时就投一些大陆发展变化的宣传单、烟酒等。一到中秋节，大陆这边就空飘、海漂，有时候是打宣传弹，将一些过节的礼品送到对岸去。有月饼啦、山西汾酒啦等等，主要是一些大陆土特产，都是去台人员熟悉的东西，比较能唤起他们的思乡之情。” 

　　那时候，仅几公里宽的金厦海域两边，不时会有糖果、烟酒等从空中落下来，或随海水冲上岸。与神秘礼物一起降临的，是一摞摞的政治传单。

　　杨力生说：“当时，许多去台人员、台胞通过收音机，听介绍，或者空飘过去的图片、宣传单，了解大陆的情况。经过这一系列的宣传，不少人被‘唤’回，偷偷从台湾跑回大陆。”

　　空对空变为面对面

　　随着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两岸形势的转变，对台宣传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对台宣传的手段，从靠广播的无线播音为主，发展到面对面的宣传并举。”杨力生告诉记者，尤其是1980年，厦门开通了到香港的“鼓浪屿号”客轮，许多台湾同胞可以从台湾到香港，再从香港乘“鼓浪屿号”来厦门。

　　这时，厦门中旅社成立了台湾同胞接待小组，每次“鼓浪屿号”来，中旅社就派人到码头去服务接待。厦门还专门设立了台胞接待站，在沙坡尾设置了台湾渔船停靠点。

　　杨力生介绍说，经香港中转两岸的海上客运通了，很多台胞纷纷回来探亲、祭祖。每次“鼓浪屿号”来了，台办工作人员就配合边检、公安登记有哪些人是台胞，是到外地的，就通知当地的台办接待；是来厦门的，就由厦门市台办接待。

　　“这个时候，对台宣传的手段，除了继续保持空中无线传播外，更主要的是与台胞进行面对面的宣传了。他们亲自回到大陆来，看到家人、亲属的生活变化，都和宣传的一样，终于接受了事实。”杨力生说，他们除了做好登陆台胞的宣传工作，还要做好这些台属的宣传，“对空宣传得再好也没用，比不上他们亲眼看到的，也比不上他们自己亲人的一句话。” 

　　杨力生提及，两岸人员的直接往来，最早是大陆渔民与台湾渔民在海上的直接接触。因为他们出海捕鱼，在渔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起。“两边人都好奇你带了什么，我带了什么，然后再进行交换。发展到后来成为货和货的交易。”大陆渔民觉得对方手表、雨伞都很好；台湾渔民则喜欢大陆的中药材。他们都从交易中得到好处，增进往来和交流。

　　恢复台属公正待遇

　　从1981年开始，两岸要恢复联系，还面临着大量的台胞台属落实政策的工作。因为有些在大陆的台胞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在“xx”时期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厦门市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和不公正待遇的台胞、台属落实政策。

　　杨力生介绍说：“从1982年到1984年，厦门的落实工作持续了3年后结束。落实政策共计台胞340件，台属633件。”那时，有的台胞因“台湾关系”被“精简”了，“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下岗了，工作没有了。”因为“台湾关系”而被精简、错判、错划的，基本上都得到了落实。

　　其中有一个典型的事例：国民党军中将余承尧在厦门有个女儿，1962年备战的时候就被精简了。由于她爱人还有工作，在落实政策的时候本人没有提出要求。后来，她的爱人意外去世了，生活便陷入了困境。此时已经过了落实政策的时间，市台办还是帮忙落实了，由原单位接收办理退休，她的生活有了保障。后来，在她的动员下，余承尧回到祖籍永春和厦门探亲，后来定居厦门，1994年才在厦门去世。

　　相思变为跨海相聚

　　几十年的人为隔绝，造成两岸亲人只能隔海相思，《告台湾同胞书》后，越来越多的台胞偷偷回来探亲、寻亲。杨力生说，有个台湾渔民就是从大陆渔民口中知道大陆情况，对家乡有了一定了解，有{yt}，驾船偷偷过来，停靠在泉州。他有个老母亲在厦门，想来探望。后来在台办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他母亲。厦门市台办工作人员亲自到泉州接他到厦门，使他和家人团聚。这个台湾渔民连夜赶到厦门，一见到母亲，马上双膝下跪，抱xx哭。

　　杨力生记得，有个台湾同胞是在中美建交时候，作为“乒乓外交”选手到美国打乒乓球的。他委托祖国驻美大使馆，说有位表姐在厦门，名叫“陈碧玉”，已经失去联系，想寻找。杨力生接到这一寻人事务后，就到厦门市公安局一查，发现全市名叫“陈碧玉”的多达56人。后来，经过多次排查，确定在厦门蜜饯厂工作的一个女工就是台胞所要找的表姐。{zh1}，这名台胞来到厦门，与他的表姐相聚。

　　除了寻亲，到厦门来定居的也很多，杨力生算了下，当时就有八九户之多。福建省还专门拨款给他们买房子，每户20万元人民币。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开放民众来大陆探亲后，涌起了一股探亲、寻亲潮，促使两岸气氛缓和，使两岸人民“直接接触、互通信息”。“这与随后的两岸密切经贸交流，甚至到当前的党际基层交流，都得益于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也跟前期那么多的对台宣传工作分不开。”杨力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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