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提交日期：2010-6-8 23: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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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80年代中期的事了，具体是哪一年，我也说不好，反正是夏天。
当时我高中毕业了，经人介绍，在本城{wy}的一家茶社当服务员，每天给来客沏茶续水。这工作很清闲，因为没有多少客人，改革开放初期，这座北方重工业城市变化还不太大，不像现在，老板、经理遍地都是，茶楼、咖啡厅也遍地都是。来我们茶社喝茶的，几乎全是老主顾。除了茶水，新近又添了咖啡，我们经理（那时还不惯叫老板）上南方考察了一番，带回了这种苦涩却又浓香的东西，想以此吸引城中逐渐多起来的时髦青年。
咖啡2元一杯。有市民好奇地来尝新鲜，一看价都“嚯”的一声，往往几天也卖不出一杯。老主顾们是只认从北京老茶庄进的茉莉花茶的。其实那咖啡就是雀巢速溶的，我还不知道真正的品咖啡是指那种用咖啡豆现磨现煮。咖啡就冲在小一点儿的白茶杯里，经理嘱咐我，给客人端上时，一定要用小白瓷碟托着，我便觉得这讲究得有些高贵气儿了。
就说那天吧，中午，空气闷闷、湿湿的，没有一丝风，但又不像要下雨的样子。茶庄外的一溜儿大白杨，叶子静悄悄的，知了却玩了命似的叫。没有一个客人来，吊扇“嗡嗡”地转着。我看了会儿小说，便有些昏昏欲睡了。正迷糊时，有人进来了。
我知道有人进来，是因为听到一声招呼，“小师傅！”声音不高，但已足以让我从迷糊中闪出来。
来人就站在门口，看上去得有80多岁了，干瘦，脸上的皮皱巴松懈，头顶上稀疏的几缕灰白头发，他的背有些驼，一件圆领汗衫，浸着几处淡黄的洇迹，下身穿着蓝卡其裤子，右边的膝盖处隐约像打着补丁，脚上一双沾满泥土的黑色塑料凉鞋，手拎一只破旧的黑色人造革提包。老人抹了抹汗，沉默了一小会儿，好像自己喘口气，也给我清醒的时间。
“小师傅！”声音沙哑，语调却是徐缓有度，是带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请给我一杯咖啡，不加糖。”说完，老人径自走过来，坐在一处靠窗的位子上。
有那么一刻，我愣在那里。在这样闷热的一个中午，这样一个衣着寒伧的老头儿，对我说，“请给我一杯咖啡，不加糖。”我下意识地接了一句：“咖啡啊，2元一杯。不加糖很苦的。”因为不多几个来喝咖啡的客人，每次都嚷嚷着多加糖，一块不够加两块、三块。
老人从桌边抬起头，干皱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我喝咖啡不加糖的。”
穿成这样，还说什么“喝咖啡不加糖的”，好像见天喝似的。我心里嘟囔，手上不敢闲着，毕竟是顾客点了嘛。
冲水、搅匀，用小白瓷碟托着，送到老人的面前。他端起来，先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放下杯子，双眼微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端起杯子，送到唇边，轻轻地呷了一小口。他的嘴也是干瘪的，嘴角苍老地耷拉着，但奇怪，这一小口咖啡呷完，居然有了些红润的色泽。
我盯着他，猛然间想起这样对顾客太失礼，刚想走开，老人叫住了我。
“小师傅！”
我“啊”了一声，望着他。
“你知道吗？我都快30年没喝咖啡了。”他说着，浑浊的眼里似乎有一丝泪光。
“噢！”我有些尴尬地站在桌边，不知怎么打兑他。咽了下唾沫，我说：“您以前总喝咖啡吗？”
老人笑了笑，点点头。
“那，为什么又30年没喝了呢？”
“我在监狱里啊。”老人的声音低沉。
我的后背一阵发麻，脑子里闪出一串念头：“犯人！抢劫！强奸！xx犯！不对！强奸、xx是要判死刑的，什么大罪会关这么多年！他——改造好了？可看着也不像啊。”
老人兀自一小口一小口喝着咖啡，竟仿佛刚才根本什么都没说过似的。吊扇在头顶“嗡嗡”转着，他的灰白头发软塌塌地贴在头皮上，偶尔掀动一下。{zh1}一口咖啡饮尽，老人慢慢放下茶杯，上下嘴唇轻微地抿了两下，这才抬起头，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笑，“抱歉。你——”迟疑了一下，“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他指指对面的座位。
我稳住气，心想，他即便真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这么老朽了，我也打得过他。坐就坐，看他想干什么。
老人见我坐好，倒有些局促地摆弄起两手。
“你很奇怪我吧？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坐一会儿，就一会儿。”
“好的。”停顿了一下，我鼓足勇气，说：“您不是本地人？”
“我是浙江人，不过大学毕业后就到这里来了，在洋行里当差，不，是工作。”
“啥、啥洋行？”我一头雾水，我的中学课本里说，“洋行、买办”之类全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坏东西。
“我，是日文翻译。洋行是跟日本人做生意的。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了，他们命令我到政府当翻译。”
“什么翻译？汉奸！”我突然从心里升起一丝鄙夷来，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他会蹲那么长时间的监狱。
“对！我是汉奸！从一开始人们就骂我汉奸！”老人的声音猛地升高了。
我吓了一跳。
“日本人战败了，投降了，国军来接收，说我是汉奸，关了我两年，后来又放了。我在煤矿上找了份差，我能记账。解放了，我还干了几年会计，然后就给镇压了。”
老人一口气说完，直直地看着我。
他说的一切，我只在电影里看过，汉奸特务大坏蛋，就算隐藏得再深，终究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和革命专政的铁拳。可眼前的这个老头儿，一点儿也不像电影里那些大奸大恶的坏蛋。
我小心翼翼地欠了欠身，问了一句出口就暗骂自己“废物”的话：
“你，真的是汉奸？”
老人的目光一闪，头重重地点了点。“可我没祸害过自己人啊！”
“可你是在给日本鬼子当翻译啊！”我的声音也升高了，电影里的胖翻译官那副卑鄙下贱的嘴脸浮现出来。
老人的目光黯淡了。他不自然地端起茶杯，又放下，青筋暴突的双手抓过放在一边的黑色人造革提包，拉开拉链，在里面翻找着什么。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他要掏什么？！
是一张信纸大小的纸，边缘都有不少磨损了。他又掏出一只土黄色的破眼镜盒，打开，取出一副老花镜，戴上。我看着他有条不紊地掏出这几样东西，注意到他的老花镜左边的腿是用白绳缠着的。
老人的手有些哆嗦了，他把纸有字的一面冲着我，右手干枯的食指点着上面，“这是特赦令。看！人民政府特赦我了！”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亢奋，抑或是挣扎。
“人民政府特赦我了，黄教导员说我想去哪儿都行，他们不再管我了。我回浙江老家，可老家都没亲人了。我去上海，可大学同学也都没了。我就想，我得回这儿来，趁我还走得动，回来看看。煤矿上还有一个老先生，他还认得我，30年啊，他还认得我。他见到我说：‘啊呀！你还活着，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呢！’他又说：‘你还活着，可张工、李先生地震时都砸死了呀！’”
老人的话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截住了。我缓过神儿来，赶紧起身端来一杯白开水。他喝了一小口，闭上眼睛，靠在椅子背上喘气。
看他气匀了，我问：“您没有妻子儿女吗？”
“国军抓我蹲监狱时，她就和我离婚了，带着女儿改嫁到天津去了。”
“您没找女儿啊？”
“为什么要找！还不是要连累她。”老人又喝了一口水，开始把“特赦令”、眼镜、眼镜盒一一收进提包，又伸手从里面掏出个破信封，撑开封口，拽出2元钱，递给我。“小师傅，这是咖啡钱。我得走啦，今天下午3点的火车。谢谢你陪我说话。”
“您还去哪儿？”
“去哪儿？”他低回了一句，拎起黑色人造革提包，往门口走去。
“再见！”他头也不回地迈出门。
我在门里，望着他的背影，耳边隐约听见沙哑的声音在念叨着：“去哪儿？去哪儿？”
20多年过去了，我早已离开了那家茶社，当年的茶社经理如今已是餐饮业的大老板了。有时我会从茶社附近的街道路过，那里已拆迁改造，变成一片公共绿地了。唯有那溜儿大白杨，还在。
#日志日期：2010-6-8 星期二(Tuesday) 晴
评论人： 评论日期：2010-6-8 23:30
故事是听来的，真事儿。我添加了自己的想像。还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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