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作为催化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进程,商业社会的崛起在改变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特别是财富价值观念。面对这一大有别于以往的时代环境和文化氛围,中国文学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反映商界经济活动、塑造商人形象、彰显商业文化理性为叙事特性的商界小说摆脱了被漠视、被遮蔽的传统尴尬,变得空前繁荣起来,作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凸显 “新质”的同时,以其深蕴价值指向的伦理叙事,积极抒发其弘扬新商业精神、构建新的财富伦理的渴望,成为“市场化文学时代”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伦理叙事重在呈现小说文本中诸多伦理关系的矛盾和冲突,财富伦理叙事则无疑在讲述关于财富活动的故事伦理。出于对时代伦理主题的虔诚xx,凭借小说叙事的语境化达到的深度的美学优势,以演绎历史风云为主旨的新世纪商界历史小说对现代“财富”伦理主题进行了发人深省的追问。
　　
　　一
　　
　　财富伦理指人们在获取、积累、使用财富活动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以及调节或维系这种关系的道德准则。xxx认为,财富是人类对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这表明财富是一种历史现象,财富伦理则是历史的产物,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在传统的文化观念里,道德与财富即“义与利”常常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如此一来,财富活动被“重义轻利”的道德秩序所规范,商人以独特的谋生方式所孕育的“求利”的价值观被全面否定,商人形象在传统的文学文本中则几乎被一以贯之地予以漠视和遮蔽,即使被书写,作者也“几乎都没有描写他们具体的经商过程,更没有去突出他们的经商才干。他们的成功与否,不是取决于他们的商业才能,而是取决于他们的人品道德。”(1)
　　当商业社会的崛起冲破传统伦理文化的内核后,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确立了财富以及获取财富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地位,怎样获取、积累、消费财富成为时代的伦理主题,这不仅引发人们对财富和作为财富之源的商业的高度xx,更引发人们对财富的创造者之一——商人的尊重和推崇。商业社会的金钱崇拜以及对消费的推崇在为商人营造出良好的生存氛围的同时,也为商界小说的财富伦理叙事提供了现实依据。新世纪商界历史小说的商界英雄谱系及其财富伦理诉求,就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铺展开来:陈杰的《大染坊》以清朝末年到抗战爆发的历史时段为背景,讲述出身贫寒的陈寿亭凭借聪明天资和过人智慧纵横商海,从一个小小的通和染坊的当家的逐渐成长名震山东的印染界大亨的故事;成一的《白银谷》演绎以康笏南、丘泰基等为代表的西帮商人,满怀“贾何后于士”的自信崇商建业,将庚子事变前后风云际会中的票号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的历史;《乔家大院》(朱秀海著)的乔致庸在清朝后期异常复杂的社会情势之下,凭借超出传统儒家伦理的强者气魄不断创造商业机会,实现汇通天下的金融梦想;此外,钟源和瀛泳的《胡雪岩》、何冀平的《天下{dy}楼》、郝汝椿的《晋商{dy}乔》、邓九刚的《大盛魁商号》(一)(二)、邓九刚和王西萍的《走西口》、俞智先和廉越的《走西口》、车弓的《大商无界》、南飞雁的《大瓷商》、黄维若的《大清徽商》、郭宝昌的《大宅门》、叶辛的《商贾将军》、二月河和薛家柱的《胡雪岩》;成一的《茶道青红》、祝春亭和辛磊的《大清商埠》等等,也都讲述了一个个来自底层社会的“乱世奇商”创造财富神话的历史xx。染坊、票号、商号本是市井凡人的生存之地,在此则诗化为英雄成长的舞台,浓缩了民族的兴衰危亡,作者们以xx体例讲人生故事,在曲折丰富、波澜起伏的情节中,塑造了一个个发迹变泰、顶天立地的商界英雄形象。与此同时,怀着对时代伦理主题的虔诚之心,在个性化的伦理视野和价值追求中,作者多从商界生活的特殊场景出发,捕捉住以现代财富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用精心营造的故事伦理为作品的财富伦理判断提供血肉丰满的“境遇”。
　　其一,崇尚财富,把利己、赚钱当作一份事业,当作应履行的伦理义务。麦金泰尔认为,叙事从一开始就担负伦理教育的责任(2),新世纪商界历史小说的作者无疑深谙个中三昧。如前所述,在脱胎于小农经济社会的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的传统伦理坚持的是义利对立的财富价值取向,即使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极大地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念,善即美的审美惯性依然使人们对商人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的重利行为充满困惑或歧视;人们并未深刻认识到,财富的本质是人类精神,人类正是通过创造财富来定义自己和确证自己,人们合理地追求财富的过程,就是人的自我解放过程。为此,商界历史小说的作者们立足于新商业精神“启蒙”,努力为建构新的财富伦理秩序鼓与呼,其作品往往通过蕴含各异的伦理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主人公崇尚财富、敢于逐利的商人本性:在《乔家大院》,继承家族的经商大业本非乔致庸的人生使命,但兄长的从商败举将他置于了是坚守举业、爱情还是挽救家族大业的伦理困境,当乔致庸毅然牺牲自我时,开拓商路、追寻“汇通天下”的梦想让他就此走出乔家大院,走进晋商的创业奇迹中;在《大瓷商》里,卢维章的经商事业是在兄长卢维义以性命换来“一口自家的窑”后起步的,面对既是害兄仇人又是竞争对手的董家的挤压、兄长之子的背叛、朝廷的刁难等诸多错综复杂的伦理冲突,卢维章与儿子卢豫海,前赴后继,凭借过人的经商才干,终于不辱家族使命,成就 “瓷商”大业;至于《大染坊》,它使人领略主人公在“逐利”中演绎“乞丐变大亨”的xx的风采;《白银谷》则让人看到在崇儒传统之外,晋中社会还有个崇商传统,其影响力所及,“学而优则仕”变成了“学而优则商”……
　　总之,在新世纪市场经济兴盛、贫穷神圣化意识淡化已久的社会现实面前,商界历史小说作者把握“成功与否与拥有财富和金钱有着密切关系”的时代心理,在历史的重塑中努力瓦解和否认传统的财富价值观,努力赋予主人公以非同一般的现代财富理想和价值追求,使之顺理成章地如同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那样,把利己与赚钱看作xx合理的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看作一种事业、一种伦理义务,进而凭借获取、积累财富的执著信念和对“赚钱”事业的不懈追求,在不断把握、创造商业机遇和化解各类伦理冲突的博弈中缔造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神话。这样,在讲述令人耳目一新的财富伦理故事之时,作者也艺术地作出了与经济学家如出一辙的伦理判断:人是自利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由此,人类社会才有了创建大同世界的理想。如果人是利他的,则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建立起来。(3)
　　其二,义利并举,在追逐财富的事业中构建守信自约的人伦关系。从财富是人类的本质精神这个意义上来说,票号、商号和染坊世界的主人公崇尚财富、敢于逐利的“经济冲动力”还只是人性发展的一个向度,它可以展现人的潜能,却无法确保人的活动具有唤醒集体意识的“意义”,因而缺乏伦理归属感。为此,在艺术化地呈现财富活动中人们的伦理处境时,小说叙事还应传达合目的的伦理思想和价值判断。基于这一点,商界历史小说的作者在肯定叙事对象的“经济冲动力”的同时,笔酣墨饱地大力张扬主人公义利并举的个性伦理,为之营造守信自约的人伦关系,在对义利并重的财富价值观和财富获取、使用行为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赞扬中,成就一个个财富神话。譬如,《白银谷》里的天成元票号就是以诚取信,以义泽利,面对“庚子”事变遭遇的劫难,为救京津复业之市,演出“惊天动地陪得起”的壮丽一幕,在将自家信誉推上{df}之时也赢得了更丰厚的利润回报,并据此完成了代清庭行使央行之职的重大历史使命;《大染坊》里的陈寿亭凭精明在商战中掌握主动,又以义气后发服人,于是激烈的商战过后留下的不是你死我活的惨烈而是“讲信修睦”的和谐与美好,义利并举的从商策略使他以“一览众山小的气势”赢得财富、赢得事业更赢得了生意伙伴,从而打下了山东印染业的半壁江山。
对利益追求的基本尊重是一个正当社会的必然前提。管子曾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既然把追逐财富当作事业,乔致庸、陈寿亭、邱泰基、卢维章们当然“见利莫能勿就”。然而,对个人利益的盲目和过度追求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激化,正当社会还必须强调人们尽社会义务、循社会规矩之“义”,哲学家冯友兰对此有个简单明了的释义:“义是事之‘宜’,即‘应该’。这是{jd1}的命令。” (5)对此,不少商界历史小说都把握得很到位,义利并举的伦理诉求营造出了一个个商界xx,无论是“天成元票号”、“大盛魁商号”、“天下{dy}楼”,还是白景琦(《大宅门》)、乔致庸(《乔家大院》)、毛承章(《大商无界》)、潘振承(《大清商埠》),等等,无不据此展现大商风采。义利并举,意味着小说叙事在消解传统伦理规范中的义利对抗,它同时也深刻昭示了一个世俗哲理:“商业活动是既符合道德又符合利益的行为,是最值得提倡的德行。”(6)
　　
　　二
　　
　　刘小枫说过:“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7)正是从这一美学理念出发,围绕着主人公的xx历史及其财富神话的叙述,商界历史小说的作者根据自己在当代商业文化语境下的生活感悟,用审美的形式阐述财富伦理话语的基本意蕴,抒发了个体偶在的关于义利之辨的生命体验(生命感觉)。
　　当然,言说历史也就是言说现在,文学作品对历史的重塑最终离不开现实文化语境的制约。这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与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孕育的商界历史小说当然也不例外。从计划经济过渡而来的市场经济有颠覆传统的价值需求,寻求财富伦理新秩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时代要求面前,作者们把握新世纪商界小说的创作特性,按照现代性逻辑叙事——以理性的名义打碎“重义轻利”的传统伦理,充分肯定并热情赞扬人们的商业抉择和财富欲望。然而,面对社会转型期财富伦理的重大变革,作者在抒发其“生命感觉”勾勒主人公的成长历史时,不会不遭遇当下社会的伦理困境:人们在冲破传统的“重义轻利”伦理观的束缚后面对的是市场经济带来的金钱崇拜的狂热;在激励不断发展的趋利冲动和加快发展的创富激情时已遭遇人的主体性迷失的危险。对此,作者们试图用揭示财富的意义世界、展现财富精神的方式从这种财富伦理困境中突围,其叙事模式也几乎形成了一种共性。
　　财富精神是指人类个体在深刻领会了财富的本质之后,能够自觉地、带着强烈使命感地按照财富的本质要求去行动,进而赢得财富的意义世界的品质。为了展现这样一种精神品质,许多商界历史小说的叙事往往将宏大的革命史和政治史隐于台后,而让民间的、个人的历史成为被叙述的主体。譬如,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工商业艰难发展的历史只是陈寿亭(《大染坊》)创业历程中被隐匿的背景,但它却是联系小说中那些具体的、局部的偶然性因素使之转化为必然性结果的关键要素。陈寿亭是一个精明强干积极进取的商界奇才,坚守义利并举的伦理取向更使他在商战中所向披靡,但历史并没有给予他“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机遇,他与那个时代的所有商人一样,只能以悲剧向历史谢幕。邓九刚笔下的“大盛魁商号”是迎着照临世界的资本主义曙光起步的,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大掌柜王廷相身不由己地陷进了俄商挤压、朝庭弹压和内部高压的刀光剑影中,面对揪人心弦的矛盾冲突,王廷相济国家之利,重民族之义,以超出一般商人义利之辨的视野,审时度势,临危不乱,机智果断且不乏残狠,演绎出一幕幕中国商号联合抗击俄国人、在几万里的贸易通道上所向披靡的壮举。
　　巴赫金在《哲学美学》中曾指出:叙事即为一种建构,建构就是把具体的、{wy}性的局部因素,通过原则上必然的而非偶然的配置与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大染坊》、《大盛魁商号》等作品中所演绎的那些具体的、局部的事件经由伦理主题的诉求而必然地联系起来,一个个具有崇高民族气节和高尚的财富价值追求的商界英雄便呼之欲出了。在这里,作者挑战现存社会的金钱崇拜和物质至上,演绎的是既富且仁的财富神话。“每一个有效的故事都会向我们传送一个负荷着某种价值的思想,实际上是将这一思想楔入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只是这一思想掩饰在情感魅力的面纱之下。”(8)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商界历史小说的财富伦理叙事有着更深厚的意蕴:如果说义利并举的财富观仍滞留在世俗伦常的伦理层面,蕴含民族大义的财富伦理导向则能将“义”和“利”都提升到道德理想的至高境界——人们既勇于担当“逐利”的社会职责,又超越于物质财富,超越于自我。这就潜在地表述了关于财富伦理构建的一个美好憧憬:人们从人的主体性地位出发,通过创造财富来发展自身个性和潜能,通过合理运用财富来获得意义和地位;财富既来自于社会也回归社会,财富成为至善的产业,有了{zd0}的用处,个体便由此得到生命的超越,从而实现人性的回归至善。
　　在现代批评理念中,神话具有“更高的真理”之意义与价值。美国学者汉德森也曾经说过一句颇有见地的话,“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社会除了商业的发达,更突出的表现是商业性思维对社会中一切事物的渗透和影响。在商业文化氛围中,赚钱、享乐、放纵成为社会越来越趋同的想象,生活在当下的人们被物欲所控制,诚如xxx所描述的那样,一切田园诗般的脉脉温情都被市场规则的剪刀作为妨碍市场秩序和商品交易的枝节叶蔓给无情地剪除了,许多美好、湿润的道德和精神价值已被牺牲在物质进步的祭坛上。因此,当文学艺术表达逐渐失去现实生活的温情语境,当美德伦理逐渐成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往昔记忆而非现实道德生活体验的时候,作者书写商界英雄的历史就有了十分重要的伦理学和美学价值——他们创造的神话和围绕神话而构建的财富伦理在想象性的维度上达成与现实的对抗、替代和协调,这种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想象建构了一个更加合乎人文价值的意义世界,让人在{zj2}目光的关照下,憧憬财富世界的丰富性和财富精神的辽远性,避免人性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财富伦理困境突围是对冲破传统财富伦理束缚后又陷入现代性伦理危机的现实的自觉批判,是对人们所丧失的财富精神家园的一种审美救赎,是对社会新商业精神和新财富伦理的热切呼唤,用王德威的话说,是在一个嘈杂、堕落的现实中引入理想的人生模式,其目的就在于达到对“伦理的启悟”。
　　 “现代小说的故事伦理已经从集体、{jd1}和同一的道德训诲转变为对个体的、相对和多元的伦理叙说”(9),作者因而更有可能根据境遇保有、尊重或者放弃现实和传统的伦理准则。作为社会转型期的作品,新世纪商界历史小说尤为鲜明地表现了这一创作特点。如前所述,不少商界历史小说的财富“伦理的启悟”是基于“乞丐变大亨”、“草根成商界巨子”一类的神话,基于主人公追逐财富的道德性和超越财富的至善性,所以尽管作者反传统伦理的诉求遍布文本,但小说叙事依然呈现了另一种伦理事实,即在否定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伦理观时,作者依然在用“义”的标准对“利”进行伦理规范——在“义”的光芒照耀下,“利”才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追逐的必要性。以《大染坊》里陈寿亭与刘师傅的师徒伦理冲突为例,在那个手工业技术水平极为低下的年代,为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之虞,师傅有理由对徒弟留一手,故寿亭逐利的“偷艺”之举应属“不义”,但当师傅的“德行”被质疑后,“偷艺”便成为道德和正义的行为,义与利的对抗最终以师傅的“为人不义”而走向统一。《大瓷商》中卢维章、卢豫川叔侄间的伦理困境在于谁来执掌家族大业。卢家靠卢豫川父亲用性命赢得开窑基业,但叔叔卢维章是真正做大了家业的功臣。在叔侄因利而起的冲突中,卢豫川无视叔叔的养育之恩,勾结仇家,泄漏密法,一心图谋独霸家业;卢维章念及兄长托孤,不予问罪,宽宏有加。小说着意让叔侄在义利之间立显人品高下。这样,卢维章设计让卢豫川凶相毕露地上演谋取大东家位置的闹剧、为自己的儿子卢豫海接掌家族大业铺平道路的求利之举,就因其是在“义”的旗帜下而人心所向了。由此看来,作者建构的财富伦理事实上极大地“保有”了传统伦理中的“重义”因子,商人逐利的正当性及其天赋才能并未得到应有的强化,对于商人的价值评价也并没有真正脱离“义”与“利”的对抗和统一,作品是在对传统道德的有所承担中完成自己的美学追求的。
　　面对这样的故事伦理,陈晓明说:“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地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10)无庸置疑,商界历史小说的既张扬反传统的伦理诉求又对传统道德有所承担,表现的正是这种对历史断裂的鸿沟的“强化”和“抚平”。这样一来,与其说作者们试图通过笔下人物的道德历练故事,去宣扬一种人们应当怎样的伦理要求,毋宁说他们通过小说叙事,艺术化地呈现出了人们在财富活动领域中曾经遭遇过的和可能会遭遇的种种道德困境。这种对伦理问题的艺术化表达,实际上构成了商界历史小说中{zj1}价值的伦理叙事:不论是讲述商界道德英雄的创业故事,还是描绘唯利是图、道德败坏的人物,作者都真实反映了普遍存在于财富活动现实中的各种道德现象。
　　
　　注释:
　　(1)彭龙健:《论我国古代小说商人形象的伦理色彩》,《湖南经济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
　　(2) [美]A.麦金太尔:《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3)(6)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47)《管子·禁藏》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7)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8)[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罗铁东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9)伍茂国:《现代小说伦理叙事》,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
　　(10)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